一个多月前，一个微博ID“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的张先生，发了一篇“我差点死在北京机场”的文章，文章说，去北京出差的他差点死在首都，当时他在飞机上突发腹内疝，这是一种急性肠梗阻，需紧急手术。可在飞机落地后8个小时内，他遭遇舱门打不开，自己爬下舷梯爬上救护担架，三次被转诊，最后在医生朋友的帮忙下，送到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手术，以切除80厘米小肠才得以挽救生命。能够活下来，他评价这是“命运”，而这与医疗制度上的设计没有任何关系。
无独有偶，贵州著名八零后作家曹永在贵阳火车站也“差一点死了”。所不同的是，曹永不是生病，和火车站工作人员的服务也没什么关系。他是被打了，被贵阳火车站猖獗的黑车司机（或车主）打了。几天前，省外出差返回贵州的曹永忙着赶回毕节，结果着了道儿。后来，曹永根据他的这次遭遇写成了一篇文章《记一场被殴打》发给了山人通讯社。山人通讯社今天将曹永的文章全文刊发，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贵阳火车站的混乱不知何日可以休矣！

记一场被殴打

曹永

启程当天，就屡屡显示不祥之兆，但都被我麻木地忽略了。我的第一趟航班，晚点三个多小时。第二趟航班不甘示弱，晚点四个多小时。当我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
返程时，竟然连续取消三次航班。送行的朋友劝我再次改签机票，但我对民航已经失去信任，索性改乘火车。几经碾转，终于返回贵州。早在几天前，我就接到单位的通知，需要回去参加一个不能缺席的活动，再加上旅途困顿，我想尽快赶回。
我迈出贵阳火车站，看到许多喊着地名的揽客者。从火车站到金阳客车站，差不多要一个小时。我急于返回，于是咨询几句，就跟一个揽客的妇女，在一个写着客运的售票处买票。没想到，他们给我的只是一张收据。我说，之前问过，是正式车票。他们说，上车换给你。
他们把我引到附近的一辆客车上，继续揽客。时间渐渐过去，他们丝毫要走的迹象，我两次提出退票，未果。客车没有装满，等客可以理解，但不能超过忍耐的限度。两个多小时过去，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
实在无可忍受，我再次提出退票，态度坚决。我的要求，变成一根导火索，引起了争执。四五个人围着我，一个小青年突然掐住我的脖颈，朝我脸上一击。我感到左眼一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害怕眼睛瞎掉，但很快就打消疑虑。我弯着腰检查视力，发现这只受伤的眼睛，虽然已经视线不清，但还能依稀看到路面。
我摸出手机，跑到车后，准备拍车牌。没想到另一个人冲过来，面相凶狠地恐吓说，你要是敢拍车牌，老子也要打了！我知道，要是再拍，必是自讨苦吃。只能赶紧离开。我打算看清车牌，但眼前模糊不清。我打电话给媒体朋友。他问过伤势后说，这些人经常半路甩客打客，已经报道过了，根本没人管。
我准备打报警电话，未曾想，竟几次没有打通。于是，我捂着眼睛，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如同丧家之犬。诧异的是，我捂上一只眼睛，路面还依稀可分辨，要是两只眼睛一起睁开，竟然眼前混沌，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到火车站的警亭报案，但他们让我找派出所。他们穿着警服，坐在警亭里面，却不肯接警，真是莫明其妙。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寻找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可真是隐蔽，分明已经看到牌子，却横竖找不到进去的路。绕着那条街碾转半天，才从一个停车场里找到派出所的大门。
看得出来，这里只是在派出所的临时办公地，但火车站流动人口多，倘若出现紧急事故，受害者如何及时求助？昆明火车站出现暴徒袭击民众的事件，其余震至今犹存。贵阳的火车站，却仍然固执地亮出自己安全保障的软肋。
我到派出所报案后，一个民警说，你怎么乘坐这种黑车？我有些诧异，既然是黑车，怎能明目张胆地挂起售票处的招牌？那个民警看着我说，你的眼睛看起来伤得不轻，最好先去医院检查。
我在医院排队几个小时，换到医生的几分钟时间。所得到的结果是，左眼的眼角挫伤。连同检查费，我缴纳一百多块钱，得到一瓶眼药水。
再次回到派出所。两个民警开着警车，让我带他们去现场。路途中，两个民警说，这地方太混乱，实在太不像话了，我们也希望管管。我说，不是你们管？他们说属运管部门。
非法营运如此猖獗，而交运部门视而不见。这已经不止是在脸上打耳光，简直是在枕头边拉屎。有人在自己的枕边拉屎，既使不被吵醒，也该被薰醒。倘若这个人还执意闭着眼睛装睡，必是另有玄机。
派出所离火车站不远，我们却逗了几个圈子，转过几条街巷才绕到事发的地方。毫无疑问，施暴者已经不见踪影。我把民警领到售票点，里面坐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妇女。那个妇女的脸色，与她的容貌一样，都不怎么好看。
民警让她拿执照。白衣妇女拉着她的长脸，递来一张复印件，而且还残破不全。民警训斥几句，讯问跑毕节方向的车牌号码。这时，旁边一个人递过手机，让民警接电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眉目。因为民警对着电话说，赶紧到派出所把问题讲清楚！
回去的路上，我问民警，这种事情，通常怎么处理？民警反问，你希望怎么处理？我说，我只是想看看追到最后，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坦白地说，事发时，我曾感到恐慌；事发后，我也曾感到愤怒。但此时，则更多出于好奇。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好奇于事件的走向，还有最终的结局。
民警通知那些人来派出所接受处理，但他们迟迟不见。我在派出所进行着漫长的等待。我在火车上渡过了将近二十七个小时，其间只吃两碗方便面。离站后，本想赶回毕节再吃东西，没想到会滞留这么长的时间。整天没有进食，但因为卷进这桩事故，竟然淡忘饥饿。我最深的感受是：无可言说的疲惫。
我已经失去耐性。我知道，那些人蔑视的，不仅是我，还有派出所，更有法律。我两次提出要走，但警察不让。我知道，要是一走了之，他们没法结案，会影响年终考核。
天黑后，一个短发中年人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说自己是车主，犯事的是他的驾驶员。道歉过后，他试探着问，这事怎么办？我说，就给医药费。他问多少？我说，就一百多，准备好零钱。
他拨弄几下，对着电话说，送几百块钱来。电话没给他送钱来，但一个老者送来了。我找医院的票据，有一张已经丢失，另一张只有几十块。我说，就按上面的数字给，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他说没有零钱，给两百行不行？我说，不行，就要这么多。事情的结果是，他用八十块钱解决这桩纠纷。我本想要求他连零头算清，但又想，这小小的刁难，又有什么用处呢？
此前我曾向民警了解过，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一是赔偿医药费，二是拘留。我当时说，那肯定要拘留。民警说，但那地方的监控已经坏了。后来我想，伤痕还在，也算有确凿证据。但追究下去，无非也就关上几天。对这种人，我是非常了解的。关押几天，非但不能警示，必然还会陡增怨气。而我出门已近半月，旅途坎坷，早已疲惫不堪，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消耗下去。
民警问协商好没有？短发中年人回答：已经协商好，多给，但他不要。我说这已经不是钱的事情了，否则我耽搁了一天时间，还得产生其它费用。他说，你还回不回毕节？我说，我本来就赶时间。他说，如果要回，我安排车辆。我说，我还敢坐你的车吗？他说，保证安排得妥妥当当。
上过一次当，我本打算今后只到客车站乘坐。但听完他的话，我准备最后再坐一次。今天已经遭到殴打，我不相信，他们还敢杀人。这次乘坐的是小型客车，司机对我异常客气，给我安排好坐位，还不停的递烟，递饮料。司机说，这伙人胡作非为，我都看不惯了，跑过春运，我也不来了。我说，你们不是一伙的？司机说他们是拉客的。
通过司机的叙述，我终于了解大致情况。这些势力团伙把持火车站，垄断客源，然后分配给车辆。势力团伙占据丰厚利润，这些车辆所得无多。而出面去派出所交涉的短发中年人，也不是车主。似乎，是这伙人的头目。
遭到恐吓殴打时，我曾对施暴者说过，你会后悔的。现在看来，未必。除非交运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整治，否则这些人仍将占据火车站，大肆敛财。他们在打这些部门的耳光，打得快活。他们还惬意地撅屁股，在这些部门的枕边拉屎。尽管已经臭气熏天，但那装睡的依旧在装睡。他们没吃安眠药，只是不想睁开眼睛。事实证明：不仅没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甚至粪便也无法把他臭醒。
我写这篇文章，是在事发的第二天。文章收尾时，恰好凌晨一点。此时，伤痕仍然挂在我的左眼。而我，正准备使用眼药水。用法用量上标明：每次1—2滴，每4小时一次。
2015年12月28日

电话：13765859757
邮编：551700
地扯：贵州省毕节市行政中心C栋市文联1603办公室
简介：曹永， 1984年生于贵州威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