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给大家讲了下1978年前李光耀眼中的中国。
现在，我们来看看1978年之后，李光耀是怎么“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
新加坡为邓小平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先说1978年至80年代。
1.文革末期的中国
70年代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得到解决，科技教育落后。
在对外交流上，中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这么写道：“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
在国际上，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苏联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日益膨胀。在东南亚，苏联在越战时期大力援助越南，牵制美国。
越战结束之后，越南军事力量继续增强，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仅次于苏联和美国。越南的领导人黎笋公开宣称“一个越南士兵可以胜过三十个中国兵”。
到了1978年底，越南对柬埔寨的觊觎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2.邓小平时隔58年，重访新加坡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短短两天的访问，为将来的许多事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当时已是74岁高龄，他对李光耀说，自己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之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
要去美国，是因为需要跟美国就越南问题进行对话。（后记：邓小平访新之后一个半月，12月25日，越南悍然挥师25万侵略柬埔寨，翌年1月7日占领金边。1月1日中美恢复邦交；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越南北部边境，教训越南。）
要到新加坡看看，是因为58年前，邓小平在“一战”时期去法国留学和工作的途中路经新加坡。事隔58年，再次来到新加坡时，发现改变实在太大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争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组成联合阵线对付苏联和越南。
简单说，当时的国际形势需要中国加强与外界的合作，尤其东南亚和美国，反之亦然。这为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合适的宏观国际环境。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区。之后，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听取关于新加坡组屋计划情况的介绍时，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邓小平登上HDB办公大厦的顶层，瞭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组屋，他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
邓小平此行到裕廊工业区是为了解新加坡的工业规划和发展，包括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来提高经济活力；到HDB则是考察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计划和城镇治理。
1978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裕廊山顶，种下一棵象征友谊与和平的海杧果树。
在访新期间，邓小平邀请李光耀再到中国访问。李光耀说，等中国从十年动乱中恢复过来就去。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光耀不同意，他认为：
他们（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士绅的后代。
当时的《人民日报》对新加坡的报道路线改变了，形容新加坡为花园城市，而且评论新加坡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
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
3.改革开放前十年
1979年10月，在一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专门向各省市区领导提到了新加坡利用外资发展自己的思路。这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说：
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收入。
我们如果读《李光耀回忆录》第四章《绝处求生》，的确看到异曲同工的理念。李光耀说：
（60年代）发展经济学学者普遍把跨国公司看成是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这段话，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浦东新区……
1980年11月，李光耀第二次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时强调，中国是个地广人众的大国，无须依靠其他国家的资源，当前急务是如何激发人民的意愿，摆脱贫困和落后。
李光耀也与赵紫阳见面。赵说，当时中国有三大经济重任：第一、兴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第二、提高工厂质量；第三、提高管理人员和员工工作效率。
赵问李他此趟对中国的印象。李说了一些正面评价，然后说一些负面的观察，包括道路系统不好（李光耀从济南去曲阜时发现有部分路段是泥路）。
李说，新加坡人文历史短浅，人口250万，但每年可以吸引300万人次游客。中国人文和旅游资源丰富，人口10亿，但每年的外国旅客只有100万人（其中80万还是海外华人），中国应该整合旅游资源，赚取外汇，制造就业机会。曲阜是极具旅游业潜能的城市，从曲阜到省城济南的道路，没理由还是泥泞一片。
赵建议新加坡派出高层、中层、基层经理和专家到中国访问。后来，中国也派出几个国营企业管理人员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
1984年12月，享有“新加坡经济发展总建筑师”之称的吴庆瑞卸下副总理职务。
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聘请他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这一职务一担任就是六年。
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同吴庆瑞亲切握手。
邓小平每年都会见他，详细听取他的汇报和建议，负责经济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同他交往更加频繁。
1988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展了十年。李光耀又一次访问中国。
1988年，李光耀参观深圳工业展览馆。
在与李光耀见面时，邓小平说，过去十年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纪律问题，因此，政府必须一方面实行有效的管制，另一方面维持对世界开放的大原则。接下来，中国要晋升到小康阶段，必须向别人学习，“包括你们，甚至韩国”。
李光耀说，他这次来华，看到的不只是多了新楼房和道路，更重要的，他见到了人们思想和态度上的转变。如今人们更敢于提出批评和问题，同时还积极乐观。
赵紫阳让李光耀看《河殇》。李光耀认为它过于悲观，并认为中国要推行工业化和现代化，不一定就得把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全部抛弃。他指出，中国需要改变的，是过度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以及人们的态度和观念，必须使中国人更愿意接受新想法、新点子，无论它们来自本国或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