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这体现了他对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正确认识。图为1965年5月前后，时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李光耀参观住房项目。同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主权独立国家。
新加坡的国家构建是在遵循国家构建的基本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特色的构建过程。它在殖民主义时期现代性的积累和民族主义运动造就的国族形成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在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培育起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

它在扩展民族国家权力的同时保持着相当的现代性和民主性，在构建国家的民主政治时期则利用国家权力抑制政治参与的过快扩展，同时由政治精英和民众相互妥协而共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从而达到了国家权力与民主发展的一种相对平衡。
一、殖民主义时期现代性的积累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后，逐步瓦解了马来苏丹的封建统治，并大量吸收华人移民，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殖民机构进行统治。这虽然是一种民族压迫，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积累现代性的作用。
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新加坡是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发的，因而最初归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管辖）的殖民统治时说道：“英国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在批判民族压迫的同时，也指出一些殖民者尤其是像英国这样的早发现代化国家在19世纪以后在殖民地建立了近代化的工业和社会结构，输入了现代性。
一般来说，殖民主义的统治在早期十分残酷，到晚期则相对温和，新加坡是在19世纪才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因而其殖民统治较为温和。正因为如此，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积累较多的现代性。
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其最初的现代化是由来自于西方的因素驱动的，而自身现代性的形成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现代政治和文化的过程。在殖民统治建立之初，殖民当局就用现代法律程序排斥苏丹，力图建立英国式的现代政治和文化制度。

1867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建立了宪法下的正式的政治制度，规定英国女皇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总督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国家制度是政治和社会理性化的产物，这种理性化的国家包括自上而下的、统一而稳定的税赋体系，统一的军事权力，统一的立法权力和执法权力，统一的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等。由此看来，这一举措建立了新加坡“国家制度”的基本架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编注）

这种“国家制度”的非现代性主要表现为英国统治者独占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统治方式不但是集权式的，而且也是一种异族统治，本土人民几乎没有掌握任何政治权力，尽管他们在经济和商业上是基本自由的，但此后民族的政治参与有所发展，虽然非常缓慢，但立法议会中民族议员的数量逐步增加，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表达也越发有力，尽管仍然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但这表明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政治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加坡的国家构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并形成了第一批民族主义者，战后他们都参加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中，正是他们建立了新加坡最初的政党（从1945年第一个政党马来亚民主联盟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加坡先后建立了几十个民族主义政党）。在它们的引领下，民族主义运动向英国统治者的合法性及其权威提出了挑战，使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54年，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突破政党基础狭隘、政党组织规模小而难以领导民族斗争困境的精英型政党人民行动党应运而生，它是新加坡第一个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民族斗争的政党，因此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它的领导下，民族运动的形势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给殖民统治者以很大的压力。在民族运动的强大冲击下，英国被迫同意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建立了自治政府，这标志着新加坡基本取得了民族独立。
这时在法律上新加坡仍属于马来亚，属英联邦成员，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亚联邦正式取得独立地位。此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进程和现代国家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由“殖民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构建的新阶段。
殖民时期的长时期的现代性积累对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很多国家包括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程来看，民主的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否则难以推动。
“殖民国家”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两者都在“国家层面”上发展了“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从而推动了“国家构建”和现代化进程，这是它们基本的相同点。但是它们所构建的“国家”的前途和性质也有很大不同。殖民统治虽然推动了现代性的发展，但是也极力阻碍民族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和发展民族经济，这就决定了殖民统治的前途和现代性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因为现代化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化在很长一个阶段是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相重合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对于现代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和推动作用，而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则有赖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环境的建立。
当然，现实往往是，最初的民族主义精英具有浓重的传统意识，因此在他们取得政权后可能一度迟滞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但是已经渗入其体内的现代性因素迟早会在政治体制内部发挥作用，会通过内部的权力更新发展出现代性。
从政治参与上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差异。在殖民政治下，民众享有的政治权利十分有限，其政治参与受到限制。而在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下层群众与上层领导在追求民族独立这一政治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使他们在运动中可以平等相待；

在民族的威权主义统治建立后，尽管民众所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很有限，政治意识也是激情多于理性，也是在追随的意义上被动员参与体制，但其前途是在民族国家体制内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这一点在异族统治下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民族之间的隔阂很难消除，异族统治者不能作为当地人民的代表获得合法性。
当然更好的情况是，民族主义领导在取代殖民主义之时能够吸收其已有的现代性因素，使之为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构建所用。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二、强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现代性特质
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从地方启动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一个局部因素，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一开始就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为任何局部的现代化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其他部分或上层的干扰而夭折，尽管现代化最初一定是产生于局部和少数人之中。因此，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成为后发现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因而现代国家的构建也就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这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来看：
（一）国家政治精英现代化意识的发展
由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从外部输入的，因而相对于早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主观推动在现代化的初期就很重要，这样，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精英掌握国家政权就成了这类国家推动现代化进程和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
从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的情况来看，伴随着战后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被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在这种框架下来对新加坡的领导人及政治精英进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各国的第一代政治精英一般是职业革命家，他们主要的政治生涯是争取和巩固国家独立，并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和目标。他们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或民族斗争取得了民族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此后在进行经济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并不是很成功。

这虽然与当时国内的斗争形势和整个国际环境的矛盾有关，但主要与他们自己和革命力量的革命惯性及其在斗争中形成的意识形态的转型非常困难有关，当然也与既得利益有关。
第二代领袖主要是技术官僚。最初担任国家领袖的技术官僚也是从较为年轻的革命家转型而来的，因为他们当政的年代已经不再有革命和斗争的环境，国家要进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而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也因年事已高等各种原因淡出政治舞台，他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追随者。此后，技术官僚成为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的首选和主要特质。

从根本上来看，技术官僚成为国家领导人是时代的选择，因为这时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和通过强化政府权力以及进行行政改革来进行国家构建，这同时要求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保持相对的稳定。
第三代领袖是新型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这类政治家的出现要有民主竞争的环境，因此，很多国家是在发生了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后形成这样一批政治精英的。

这种新型政治家会逐步取代技术官僚成为国家的领导。他们的特点是，不再有理工科或军人背景，而是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政治家或政党领袖，越来越多的人有学习法律、政治等文科的背景。一般来说，这种新型政治家的主要事业和目标是构建现代国家尤其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
新加坡的第一代政治精英的双重特质非常明显，他们大都具有长期留学英国或长期受英语教育的背景。

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所不同，李光耀的主要事业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事业，二是作为技术官僚的事业。应该说，作为职业革命家他缺乏其他人领导大规模民族运动或革命战争的经历和锻炼，因而也缺少革命的品质和宏韬大略；但是，作为技术官僚，他身上体现着更多的现代性，这与他留学英国、以律师这种专业人士的身份和“合法”身份领导民族斗争、通过选举担任总理并使新加坡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反对党存在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他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这体现了他对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正确认识。
与此相适应的是，新加坡的干部选拔方式随着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推进而适时地进行了调整。很多国家在独立后都经历了一个由狭隘的选官基础向较宽泛的选官基础转变的过程，但多数国家这一转变的过程很长或是在政治转型后才完成这一转变的，新加坡在较短的时间内尤其是在一党执政时期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
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党在独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都执行了从较为狭隘的阶级内部，或是只从党组织中选拔党干部的路线。这种选官方式难以选拔到专业人士和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进入国家的领导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后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转变，

20世纪70至90年代，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大量从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中选拔国家领导人，而主要不是从党的基层组织中选拔，致使党的成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技术官僚取代职业革命家进行领导，是后发展国家的执政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领导国家建设的必要步骤，这适应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由于人民行动党有严格的选拔程序，新加坡一直保持着有限度的竞选。所以党的选官基础的扩大并没有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同时，由于政治体制的程序得到严格遵守以及整个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所以这些候选人在进入政治体制后，带来了现代性和对市场化和民主化的适应性，即通过改变而强化了政治体制。

随着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和路线更加开放，其党员也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能够应对领导职务的挑战，因而自21世纪初以来它注重从党员中来选择政府官员，以保持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次它也没有削弱而是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现在看来，这种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调整是有效的。
（二）政治体制具有较高的现代性和制度化水平
我们知道，建立起具有明确现代化导向和中央集权的有效现代国家制度及其权力运行机制，是现代化起飞阶段后发现代化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条件，也是进行现代国家构建的前提条件，新加坡较早地做到了这一点。
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行政系统，无论是官员的素养还是体制的运作都较为专业化和现代化，相比许多传统国家的行政系统甚至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初期的行政系统都更具有现代性。但是这种由殖民者建立的统治很难与当地的民族有机地结合并形成政治共同体，而在全民族及全国范围内形成有机的政治共同体是进一步推动现代化进程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前提，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历史及政治建设过程。

因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推翻无法融和的异族的统治并代之以民族主义的统治，建立本民族的政权，有基本的合理性。新加坡的政治精英有远见地把这种基本的合理性与英国殖民统治所留下的文官系统的现代性结合了起来，为打造自己的具有现代性和高制度化水平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