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较早地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我们知道，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是在现代国家“体制内”建立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是在“体制外”建立的，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它们在革命或民族运动成功后大都推翻了旧政权或殖民政权而建立了全新的民族政权。
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取代殖民统治后并没有推翻原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进入”原有的国家体制，因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民族主义政党建设起来的，这与中国以及其他由强大的革命政党或许多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国家机器的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国家构建的连续性和现代性建设。
1959年人民行动党建立自治政府后，并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建立全新的行政系统并用革命队伍或民族运动的成员完全取代旧的行政官员，而是认识到旧的行政系统已经具有相当的现代化取向，要保持行政系统的连续性和专业性，应该保留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民族化的改造，即一方面通过增加民族人士进入文官系统，另一方面也通过思想教育使文官能够理解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从而使文官系统在思想意识上对民族国家建设有正确的认识。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基本保留殖民政府行政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改革。一是建立了在殖民政府时期没有的文化部，它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宣传民族政府的政策，灌输爱国主义，激励建设祖国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引进国外技术、教育和文化。二是改组和设立了一批法定局。
由于法定局是进行经济成本核算的，所以它的建立和运作显示了新政府对市场的尊重。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在较快地扩大政府职能的同时，又不使自己过多干预市场。例如，建屋发展局就是以这种模式运作比较成功的例子。它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辅之以政府的支持，使新加坡的公共住房事业迅速发展起来，较快较好地解决了人民的住房问题。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推动了国家机构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使国家权力更有力度和效率，从而承担起了更大的社会责任，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及其合法性增强了，逐步改变了殖民地心态。
196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这个由移民形成的国度中，“新加坡人心态”基本形成，很少有人认为自己仍属于移居之前国家的人民了，而是称自己为新加坡人，并表示愿为祖国新加坡而献身。这对于一个由海外移民形成的并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下的社会来说，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为新加坡的国家构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与文化基础。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构建
新加坡的现代国家建设较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建国后坚持把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并按照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原则来构建国家制度。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的基础，而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大多数新兴国家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有很大失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这些国家来说，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的惯性使它们用自己习惯了的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因为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是革命者而不是专业人士，他们不习惯用专业的方式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革命的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强国家和国有化、计划经济是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它们认为用市场的方式发展经济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追上西方发达国家，而革命和运动的方式能够激发人民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激情，从而使人民群众焕发出巨大的建设热情。但显然，这种建设方式是非理性的，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其结果是这些国家都迟滞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新加坡没有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在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采取闭关锁国的经济路线，而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采取了开放的路线，因而在经济上没有中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并坚持推行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模式。
因为新加坡政府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接手的就是市场经济，如果要改变这一结构，定会像有些国家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行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是有效组织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有力保障。尤其是当时国内的左翼力量还很强大，他们强烈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所以进行一定的国家干预并打出社会主义旗号是减缓其反对的有效手段。
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经济的理性化会促使统治者建立和强化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功能，因为资本的私人性要求通过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及其私人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利普赛说的有道理：集权国家是否有效，主要体现在它是否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市场体制的确立及其相关的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会有力地推动现代国家构建，而新加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构建现代政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利普赛[Richard George Lipsey]，又译为李普西，生于192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次优理论的提出者之一。——编注）
三、国家权力的扩展及其现代化导向
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国家是一种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其行政机构成功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现代国家的确立是以现代化过程为基础把一个原本是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地方性族群社会联系成一个整体即建立国族国家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因此，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扩展是后发展国家在民族独立后进行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而难以逾越的阶段。
对新加坡来说，这一阶段的初期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主要是权力的集中，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主要是权力的扩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则是民主国家的构建。国家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是国家在这一时期改造了所有旧的社会组织，建立了由国家控制的各种新的社会组织，例如居民委员会等，由此改造和削弱了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把它们纳入国家体制，成为执政党设计的现代化进程的追随者。
新加坡在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扩展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尽管其民族主义政党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壮大起来，但正如前述，它并没有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而是“进入”已有的政治体制，因而也没有使自己的政党与国家完全结合在一起，加之保留了多党政治的政治环境，因此它没有形成党国一体的体制，执政党也难以垄断社会生活，这就形成了弱政党而强国家的体制。行政系统是唯一的执行国家权力的机构。这样，在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无论政党怎样变化，国家权力的贯彻都不受影响。
新加坡的国家权力集中与扩展的特点是它的现代性导向比较明确。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很快就实行了威权主义体制。实行威权主义体制是很多后发展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制度选择，有其必然性。因为在反对传统的或殖民主义的统治中，革命或民族主义力量在激烈的斗争中壮大起来并建立了强力型的革命政党，当他们取得革命或民族运动的胜利后，这种强力型的取得胜利的革命或民族主义政党就要独掌国家权力，排斥其他力量。
同时，这个新的国家无论自己宣称是多么的新，也不可能立即与传统决裂，因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不可能通过一次简单的政权更替来完成，而要经过长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造。因此，建立一种具有一定现代性的威权主义体制就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对旧体制的一种继承、妥协、创新和发展，它的作用是利用国家权力来保持转型和发展的稳定。从另一方面说，就是现代民主体制的基础还没有完全确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现代性或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的内在机制还没有足够的积累，而这种威权主义体制正是积累这种现代性的现实选择。
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集中和扩展国家的权力。
首先，通过镇压和操控选举等手段打压和限制反对党派，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独占了国家政治权力，使反对党处于瘫痪状态，很少能进行政治活动。对于曾经是支持自己取得民族政权的工人运动，人民行动党首先是建立了由自己领导的“全国职工总会”，由它来主导工人运动；同时迫使各种工会解散或将其纳入到全国职总的轨道上来，这大大削弱了反对派对工会的控制。其次，对敢于抨击政府政策尤其是政治统治方式的新闻媒体进行打击，在20世纪70—80年代曾对批评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一些媒体人进行了逮捕，同时限制甚至取缔那些不服管制的外国报刊在国内的发行。
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通过建立起由政府控制的社会基层组织和党的选区组织等在各方面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例如1977年开始建立的居民委员会是为了适应城市化的需要而建立的，它为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打破的按种族和部族聚居的传统格局和建立混居的新格局提供了管理和服务，在此基础上培养居民的社区精神和国家观念。
同时，新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把所有居民都纳入到了国家的控制系统之中，使民众在追随的意义上进行有限的政治参与。实际上，这也是在实现政府对民众控制的基础上，把更多的民众及其传统的社会组织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当然，这种控制本身也限制了民众的自由和政治参与的深度，使政治发展不至于过快，以保持政治稳定。总之，这在制度上确立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扩展了国家权力。
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扩展本身具有集权主义倾向，从表面来看是延缓了民主化进程，但在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即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法治化时期，需要借助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力来推进这一过程，否则，这一进程难以实现。进一步来说，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现代性积累，而这种现代性的积累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获得，在发展的一定阶段，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尤其是需要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集权体制把力图维护传统秩序的势力卷入现代化进程，这可以减少激进改革引起的传统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和混乱，缓慢但实实在在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所以，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四、威权主义体制内的民主化与国家构建
新加坡之所以能保证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稳定推进，最重要的制度原因就是它有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强国家体制。
在这里，强国家并不意味着强政党，而是指国家制度有效并具有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强政党有时也会导致强国家，但这样的党国体制无法稳定地推进民主化，因为双重管理削弱了治理效率而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因其顽固性和保守性会强烈地反对改革，最终不是改革被阻止，就是改革导致激进的转型和体制的崩溃。凡是政治转型过程比较稳定的国家，都是不存在党国体制或执政党在转型时期没有垄断国家权力的国家。
从新加坡的情况来看，尽管20世纪60至80年代人民行动党几乎垄断了国家权力，但它仍保留了一定的政治竞争空间。在这种一党为主的政治体制中，各个政党都要为争夺同一批选民而积极竞争。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翼力量比较强大，人民行动党为了与左翼政党争夺选民，不得不表现出左的、激进的、民粹主义的一面，在政治上争取群众的，同时在经济上加紧改善民生，包括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等。在20世纪60年代末左翼力量被削弱以后，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就转而加强政治控制，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同时开始推行精英主义的分配政策。
20世纪80年代在选举中反对党势力有所复苏，舆论出现向右转的趋势，对执政党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时人民行动党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民主进程过快推进，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脚步。
随着市场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高度集权的威权主义越来越不能适应这种变化，逐步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本力量扩张的桎梏，成为公民社会形成的桎梏。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对集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国家统治者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最初是要求国家维护和建立市场秩序，保护而不是侵蚀自己的私有财产，继而要求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竞争的制度环境。他们与威权主义的维护者由此而发生了矛盾，要求削弱威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从而削弱了集权政治的统治基础。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政治转型就是这种情况。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在一党体制内发生了这种变化，新加坡类似于后一种情况。
它最初通过改革以在威权体制中发展现代化意识，后来又适度地发展政治竞争，保持了发展的活力，从而没有像大多数国家那样通过政治发展的中断或政治转型来发展民主化，而是在威权主义体制内部推进民主化进程。
1981年反对党重返议会，打破了国会完全由人民行动党一党垄断的格局。此后，反对党力量逐步而缓慢地增强，支持反对党的票数也呈递增趋势，尽管执政党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反对党的竞选活动，但近20年来反对党当选议员的人数和选民的支持率都在不断攀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本形成了政治民主化的文化氛围。正如前述，新加坡已经解决了构建现代国家的权力的集中与扩展的问题，它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了国家内部分散的传统势力与较具现代性的国家领导层的关系问题，这一过程基本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而国家的民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
越成为新加坡国家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今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仍然是按照主权在民原则来构建国家制度，它要把国家权力置于人民的控制之路，使国家权力受到社会的监督。而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及其合法性的重要标准就是民意，即国家权力是否按照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及程序来获取和行使。
五、小结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是先在国族范围内建立理性的、有效而合法的国家权力，同时也是不断进行国族构建的过程，也即民族国家的构建；再在国家范围内推进民主、有效而合法的能够适应更高发展阶段的国家建设，即民主国家的构建；在后一阶段国家机器和权力的构建常常是与民主政治的构建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后发展国家在国家权力理性化的同时会受到已经民主化的早发展国家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是在同一个时代把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卷入现代化进程，所以，在面对现代化的内部环境和全球化的外部环境挑战时，各国做出的回应是有很大不同的。这样，如果只按照一种轨迹或模式来进行国家构建而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国情，则很难在国家构建中使国家的治理与民主化达到均衡。
同时，如果违背了国家构建的基本规律，或说不能够适时地对国家进行理性化、合法化与民主化的构建，也会使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失衡。一般来说，只有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主客观的努力才会达到这种均衡，但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越深入，认识越全面，人们对这种均衡的把握就越主动。对于新加坡来说，它既遵循着这一基本的国家构建过程，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一些回应，从而在理性化与民主化的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达到了相对的均衡，尽管这种均衡并不完美。
本文选自《新加坡道路》，李路曲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