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光耀时代中新关系的演进

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以李光耀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层正式以国家领袖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 。冷战背景下，中国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受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与地缘政治角逐的影响，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新兴国家，新加坡受到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周边邻国对华敌对态度的影响，对于中新关系正常化持观望态度。

在政治外交层面，中新虽然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李光耀仍然积极推动中新高层互动，并在1976年、1978年先后与毛泽东以及邓小平举行会谈。并陆续在上海等地设立贸易代表处。这一时期新加坡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是阻碍中新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介于中新关系的不断发展，新加坡一方面继续保持与中国台湾省的非正式沟通，同时也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支持中国大陆 ，以实现新加坡所谓的两岸“平衡外交模式”。

在经贸合作层面，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中断或禁止对华贸易相反，新加坡坚持实用主义精神，继续发展中新贸易关系 ，并于1979年、1985年先后签署贸易协定以及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李光耀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并亲自参与了苏州工业园区等标杆项目的选址和建设。

20世纪末，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地区与国内新形势中蕴含的积极动因 ，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新加坡稳抓合作机遇，积极发展对华关系。1990年10月3日，中国外长钱其琛与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纽约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建交公报，这也标志着中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1990年，李光耀辞去新加坡总理职务，全体内阁成员投票决定由吴作栋接任总理。此后李光耀改任新加坡内阁资政，并先后多次与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举行会面，在中新关系仍发挥重要作用。从李光耀时代中新关系的演进历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中新关系遵循中国—东盟合作的整体思路，即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双边关系是在经济合作形成的相互依赖作为粘合剂的作用下向前发展的。政经分离的中新关系状况，使得新加坡转向“大国平衡战略”以实现中新关系的平稳发展。

（二）吴作栋领导下的中新关系发展

从1976年开始从政以来，吴作栋先后担任过新加坡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贸易与工业部长、卫生部长、国防部长以及第一副总理，1985年被新加坡第二代领导层一致推荐为第一副总理和李光耀总理的接班人，并在1990年11月28日正式出任总理。 李光耀任内阁资政，可以其在中新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笼罩着吴作栋的整个任期，包括促成“汪辜会谈”、与历届中国领导人会谈、考察苏州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等。

在政治外交层面，吴作栋总理从1993年4月首次对中国进行官方访问开始，任期内共访华7次，并先后与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积极保持与中国高层的对话关系。在外事机构设置上，除1990年设立的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外，先后在上海、厦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 在台湾问题上，吴作栋较为克制，任内仅在参加1997年加拿大APEC峰会后，过境台湾机场，与台湾省内官员会面。

在经贸层面，新加坡同中国经贸合作继续加强，双方共同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中国一些省市也同新加坡建立了较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举办商品展览会和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1990年中国同新加坡进出口商品总额为21.86亿美元，到2004年这一数字增至26.68亿美元。新加坡对华投资同样呈上升趋势，新加坡在华投资额由1991年的8.22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20亿美元。 

2003年末，吴作栋宣布最快将在2004年中旬辞去总理一职。2004年8月12日，吴作栋正式请辞，由副总理李显龙接任总理职位，而吴作栋本人则转聘为国务资政，并与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履行辅助政府决策的义务。2011年新加坡大选结束后一星期，他与李光耀同时宣布辞去资政职务。在吴作栋担任总理期间，其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经济复苏，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困境、抗击SARS疫情等国内议题上。缺乏在国际场合的历练，外交手腕上稍欠火候，尤其在处理SARS疫情时，很多关于吴作栋的负面舆情充斥中国媒体。 

（三）李显龙领导下的中新关系发展

李显龙的政治生涯从1984年担任国会议员开始，先后担任过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财政部长以及副总理。2004年8月，李显龙从吴作栋手中接棒，正式成为第三任新加坡总理。此时，李光耀和吴作栋分别担任内阁资政与国务资政，两人仍在中新关系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李光耀常常就地区形势发表自身的战略性认识，引发中新关系乃至地区形势的波动。面对自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支持率的大幅下跌，李光耀逐渐认识到其治理理念与新加坡现实需要间的摩擦 ，同年李光耀和吴作栋宣布辞去内阁职务，李显龙等第三代领导层完全承担起引领新加坡未来发展的重要责任。

在政治外交层面，李显龙自2004年就任以来，期间访华次数共达十余次，先后与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在机构设置上，促成中国—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新加坡驻广州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在中新关系的传统与现实议题上，李显龙无论是在中美大国间、中国—东盟间以及台海间的平衡策略都缺乏柔性，不仅未正视中新关系的重要性，还朝着美国、东盟和台湾单边倾斜。尽管李显龙多次访华过程中对中新友谊表示肯定和期待，但仅靠缺乏诚意的喊话和差异性表述，而不是对华友善的坚定立场与行动，中新关系的长远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这也是引发中新关系多次走向“低潮”的关键。

在经贸层面，李显龙仍然发挥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积极推动中新间多项经贸合作协议的签署，包括《成立中新双方投资促进委员会协议》、《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等。自2013年起，中国连续5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包括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一批重大投资合作项目相继展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新加坡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这为中新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加坡坚定支持该倡议，并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

三、第四代领导层与中新关系 

面对新加坡政治领导层的新旧交替，第四代领导人最迟也将在2021年4月大选时确定，因此在未来第四代领导人上台后，中新关系的下一步走向深受关注。

（一）第四代领导层的确定

2018年4月24日，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官网发文称，李显龙计划对新加坡内阁进行调整，包括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张志贤和尚达曼以及16位部长 。根据目前新加坡国内主流媒体和国际媒体的舆论信息 以及新加坡总理选拔的逻辑，新内阁中的16位部长被视为新加坡第四代领导层（4G Leadership），其中新加坡第四代总理人选也有望从中选出，其中陈振声、王瑞杰、王已康被认为是李显龙总理的潜在接班人。

（二）未来中新关系稳定发展需要把握的重点问题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要确保新加坡不会沦为平庸的小岛国，对第四代领导层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们不仅需要新的思维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更需要赢取国人的信任与支持。处理好中新关系发展也是第四代领导人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主要分以下几点：

1.大国博弈中的角色选择

面对亚太地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架构中的上升态势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崛起，自奥巴马执政之初，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敦促其更加重视亚太地区。 其后，美国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新加坡也运用对外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战略，对中新关系、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局势带来巨大影响。2016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尽管美国官员指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结束，但是从半岛问题到“贸易战”可以看出中美间的博弈仍客观存在。第四代领导人应引领新加坡找准在中美等大国博弈中的角色定位，做大国关系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同时重现检视自身大国平衡战略的基础，处理好大国间的平衡，而不是新加坡与大国间的平衡，把握好平衡的标准，在世界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保持相对的战略平衡，维护地区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2.中国与东盟间的“协调者”还是“搅局者”？

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开启对话进程。经过20多年共同努力，双方政治互信明显增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方都认为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富内涵、最具活力的一组关系，发展前景广阔。2015年8月以来，新加坡一直担任东盟

—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而面对中国与东盟过去几年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新加坡外交官却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看法 。这完全有悖一个协调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同样需要摆正新加坡的协调国地位，对待一些重大议题要分清建言与批评的区别，做中国—东盟间的“协调者”而不是“搅局者”。

3.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既是中新关系中的传统问题，而在蔡英文上台，不断发展台湾省对东盟关系的“新南向政策”的背景下，又逐步衍生出新问题。尽管新加坡与台湾省在经贸等层面上关系密切，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新加坡应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减少与台湾的不合理互动，为两岸合作建言献策，做台海两岸的“筑桥者”而不是“筑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