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正非一样，袁仁国当年也是牛人，把20年前处于困境中的茅台一路推到“中国酒王”的宝座——1998年，茅台前两个季度的销量加起来还不到700吨；袁仁国奉命于危难之间，当年茅台完成了2000吨的销售任务。不过，直到2001年，茅台营收也才16.18亿元，还不到五粮液的1/3；净利润只有3.28亿元。茅台能有今天，袁仁国功不可没；不能因为他落马了，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华为出过一本书，书名叫《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相比之下，2018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茅台董事长的袁仁国说：“不敢说茅台是伟大的企业，只能说离伟大的企业越来越近了。”

打个比方，华为好比是中国经济肌体的筋骨，茅台呢，只能算是中国经济肌体的赘肉（如果还不至于算是毒瘤的话）。

茅台为什么营销这么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它成功地给自己贴上了政治和权力的标签。在一个权力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度，对茅台的追捧，骨子里其实是对权力的追捧——仿佛喝了大人物喝的东西，就能分享权力的荣光。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人，确实善于品酒，能品出茅台的佳处，但这种人应该很少。

茅台越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某方面的病症越严重。当然，茅台给国家交了不少税，贵州人民受益了；如同烟草企业一样，纳税也许是茅台存在的最大价值。但这种企业纳税再多，也与伟大无关——如果国家允许卖鸦片，我们创办一个卖鸦片的企业，也许可以纳更多的税。

不过，我对此不大乐观，因为剔除那些政治标签，茅台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文化内涵。

应该说，特朗普打击中国企业，下手还是很准的。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高科技企业，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向产业链高端迈进的先锋队；它们不见得能像阿里、腾讯那么赚钱，但它们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底盘；底盘不稳，车子开起来就有飘忽感，会很不安全。

这类企业就像屁股上的肉，看着很丰腴、很吸引人，其实少一块也不打紧；华为这类企业则像动脉，断了就要出大麻烦。当然，有阿里、腾讯在，总比让亚马逊、facebook来挣我们的钱要好；就像喝茅台固然没啥好，但总比喝拉菲、人头马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