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产业革命，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而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复杂的社会矛盾也逐渐突出。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外部地缘政治的一系列改变。在国内国际如此错综的环境下找到正确的方向，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经济基础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很重要

多数人谈论一个国家的治理，通常会从政治体制着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然而我认为，一个国家是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来调整政治制度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制度，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治理。

在当前的整个世界版图中，有效治理已成为一个难题。欧美的民主制度曾经在有效治理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这一制度目前也出现了问题。美国等多党派的民主政治已经逐步由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并演变成党派的互相否决制，造成民主社会“空转政府”的现象。

而更多的国家，如中东、泰国、乌克兰也出现了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水土不服。现在看来，让整个世界都建立像西方一样的民主秩序很难，中国也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的秩序的问题。

与政治制度相比，经济其实对于维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加重要。任何一个政权、社会，乃至企业，只要经济搞得好，无论民主还是专制大家日子都好过，如果经济搞不好，不管什么政治制度，大家都很难过。

与美国通过内部制度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即善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高速增长，良好的政策带动了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但社会制度仍然缺失，消费社会仍未建立。

中国的中产阶层还远远不够

从“善政”向“善治”转变，完善社会制度，推动中产阶层。

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中产阶层都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基，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即使其他因素仍有所缺失，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2015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近4万亿美元的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21世纪中产阶层经济发展的理念。同样，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推出多项措施，突出了扶持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从2014年12月提出的“四个全面”的第一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的概念，与“中产阶层”的思路不谋而合。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5年10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在2015年达到1.09亿，从绝对值上排在全球首位。但是从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14%。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发达国家较高的中产阶层比例，其中澳大利亚最高为66%，新加坡、日本均有六成以上的成年人口进入中产，而美国、韩国则占到四成左右，甚至连南非的中产阶层都达到14.8%。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亚洲四小龙都要迅速，但中产阶层仍然捉襟见肘。中国产生了很高的GDP，但收入分配并不公平。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也正因如此，中国所倡导的消费社会迟迟无法实现。人民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没有好的制度保障。生一场大病就可以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去消费。

从历史上看，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中产阶层是关键的力量。近代国家统一之后，商人成为主导阶级，西方各国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19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和生产方式，产生了新兴的工人阶层，他们靠出卖劳动力维生。这是西方资本快速积累的黄金时期，但同时也是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20世纪初，意识到自己受到剥削的工人阶层爆发大规模暴力的社会自由运动，经过漫长的斗争，他们获得了工资的提升，并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通过将部分资本注入社会，造就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这是保持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

中国应借鉴东亚各国经验，建立橄榄形社会

能否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考验着执政者的职责与能力。与西方通过暴力运动造就中产阶层相比，中国应该借鉴东亚国家治理发展的经验。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在二三十年内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亚洲四小龙接受了欧洲早期暴力的工人阶层运动的经验教训，由政府主动制定社会政策：如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现收入再分配。而新加坡虽然不倡导高福利的政策，但是在李光耀时代，政府为底层20%的穷人提供保护，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并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制度，以及低福利的中央公积金体系等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层。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动做社会政策，使得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中国应该更多地借鉴东亚各国的经验，由政府主导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起最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橄榄形社会。

中产阶层正在变成“三明治夹层”

不过，在贸易全球化的冲击下，各经济体的中产阶层也在近年来面临再次被挤压的危险。

瑞银的报告指出，全球财富在2013年增加了8.3%，达到创纪录的263万亿美元，但是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加大，1%的人拥有近50%的财富。尽管全球个人财富的平均值达到创纪录的5.6万美元，但是个人财富的中位数却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下降了14%。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势在加深，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中尤为突出。

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流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资本拥有者与工人工资的差距不断加大。资本是可以流动的，政府和选民却不能。政府失去了就业和税收，造成中产阶层面临压缩。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资本引起。但是，社会运动的反政府性质，更使得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

今天，很多政府都处于一种困境：“亲商”会招致选票的流失，而“亲民”会造成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政府难以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小米、华为等企业纷纷走出去，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全球化的问题——不在技术所在国创造税收及工作岗位，而这，同样也是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者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中所面临的现状。

尽管苹果富士康等跨国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但却无法产生适合中产阶层的岗位。而这些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并没有办法成长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正在变成社会中的“三明治夹层”，这是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的难题。一个企业不在自己的国家创造就业和税收，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

焦虑的中产阶级

占据中产日常开销的前三名分别是还贷、购物和子女教育。也就说，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中产的荷包主要贡献给孩子。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新锐中产在子女教育上更舍得投入。47%的新锐中产（10-50万年薪）把子女教育排名前三的主要支出，而年收入为100-500万元的高收入群体占比为36%。

这种差异耐人寻味，它说明在阶层固化的趋势下，新锐中产对下一代教育有更强的紧迫感，他们本能般冀望教育让下一代保住自有阶层甚至实现阶层跃升。

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文凭只是“一个日渐疲软的通货”。但是，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中国中产阶级的孩子除了拼高考和出国留学，并没有太多选择。

事实上，同样在“教育跑道”上，美国中产的家长同样心累。

曾任百事可乐和大通银行副总裁的著名企业家纽鲍尔曾告诫：“除非去上大学，否则你不会走上生活的上升曲线；今天在美国，教育是成功的关键。”

“名校效应”在美国可能比中国更显著。一份调查显示，即便是排名第25名次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收入还是比哈佛、耶鲁的毕业生少了差不多40%。

名校是阶层流动的跳板。为了让下一代上名校，美国的中产家长也是绞尽脑汁。位于华盛顿市区西北的第三选区是联邦政府高层主管人员的聚集地，都是工资不菲的典型中产，可是，他们仍然将60%的可支配收入都花在子女的私立学校了。纽约的高档私人家教每小时学费是600美元，半天辅导费用超过大多数工薪人士半月的薪水。即便如此，美国的中产家长依然乐意买单。

“这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起点，家境优越然而急不可待的父母企图在这一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子女进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名牌大学的机会。”

美国社会学者卡拉贝尔对美国中产的解读，也适用于中国中产。

财富跑道、时间跑道和教育跑道，这三条跑道构成了焦虑的中产群体的生存基本面。三条跑道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存在两种循环的可能。

最理想的结果是正面循环，财务自由、时间自由以及下一代的教育自由三者同时得到解放；而最糟糕的结果，则是形成负面循环，薪资上不去，房子买不起，整天忙于加班，无暇思考更长远的问题，面对高昂的学区房价格无可奈何。

负面循环，也就是穷忙族的典型困境：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现在最让中产群体焦虑的，就是陷入这个负面循环。

会不会陷入这个陷阱，很大程度上由“财富跑道”上的表现来决定。但货币超发和房价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犹如一股洪荒之力，普通中产根本无力抵御。

中产群体之所以会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感到吃力，根本上，是因为自身的财富积累速度和技能更新速度跟不上时代的高速变奏。这个时代同时发生的三大变奏，无论在财务上还是心理上，都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

1.从工资时代到食利时代

经济增长放缓伴随货币的持续大规模超发，后果必然是财富大爆炸，食利阶层大量涌现，但工薪一族日益艰辛。十几年前，普通白领在北上广深辛苦打拼，仍有很大机会买一套房，但如今，这渐渐变成一种奢望。从稳扎稳打的工资时代，到资本大鳄主导的食利时代，中产要在“财富跑道”上完成超越，需要更多的代价和运气。

2.从阶层流动时代到固化时代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发现，在人类的财富分配史上，资本和劳动分化的强劲趋势一直未曾真正减弱过，除了战争爆发时期，大国的不平等程度都在稳步增长，且愈来愈快。皮凯蒂也专门研究了中国，据他的观察，最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更倾向于收入排在前10%的人群。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阶层固化社会加速形成。阶层流动的大门正在收窄。为了让下一代握有向上流动的船票，在“教育跑道”上不惜重金投入，几乎中产成了唯一的希望。

3.从半自动时代到智能时代

社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的结果，必然是人力越来越廉价，而手中拥有资本、技术和创意这三宝的人，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大。

对普通中产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及时进行技能和观念升级，职业生涯或有新突破，但若囿于老旧的知识结构，重复低附加值工作，结果不是被淘汰，就必然会沦为“时间跑道”上的失败者。

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所开始的那次高级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中，很多中产阶级失去了原来的白领工作，从制造业、金融业、传媒业、房地产业等高薪工作转向零售、餐饮、旅游等低薪蓝领工作。他们不仅薪水减少，离“有闲阶层”也更遥远了。类似的悲剧，很有可能在今天重演。

这就是中产群体无法逃避的时代的三重变奏。此种趋势的演化，使得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加剧，在时代洪流中，中产群体所处位置颇为尴尬，不上不下，冲上去有心无力，掉下来又心有不甘，因此，在惶恐和焦虑中维持现状，寻求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