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第一个层次的企业家，只需要具有一定的商业能力，但要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中获得稳定利润，需要对社会商业环境有初步理解，也需要初步的哲学能力。

要进入第二个层次的企业家，必须具有对特定领域的社会经济活动较全面的理解，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理解能力与政治理解能力，这也需要基本的哲学能力。

要进入第三个层次的企业家，就必须能够较透彻地理解人类社会的一般秩序与社会社会活动的一般方式，也需要具备较深厚的文化理解能力与政治理解能力，这些能力都必须由有效的哲学能力来支撑。

深厚的国家情怀与民族情怀必定依据深厚的文化历史修养，这也必须由明确的哲学观念来支撑。

要进入第四个层次的企业家，就必须具备对人类一般生存方式与一般文化形态的理解能力，要具备理解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活动方式与价值追求的能力，这就必需要具备深刻的哲学能力与哲学修养。

伟大的企业家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力与哲学能力，仅仅具有商业能力的企业家无法创立世界性的经济影响力。

优秀的诗人是功夫在诗外，优秀的企业家是功夫在企业外。

仅仅具有企业管理能力的人不是企业家，而仅仅是企业秩序的管理与维护工程师。

诗外的能力来自文化底蕴与相应的哲学能力，企业外的能力来自历史政治底蕴与相应的哲学能力。

哲学是理解文化的钥匙，哲学是安置历史的坐标。

在今天的中国，进入第三层次的企业家已经有一大批。进入第四层次的企业家则只有任正非是最为完美与典型。

任正非在十多年前的中美蜜月状态中，就明确预测了随着企业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在某一个高度与美国发生对抗，并且开始为这种对抗安排资源与准备方法，还预想了渡过这种对抗以后如何与美国相处。

这种在今天看来顺理成章的逻辑，在当时中国的企业家中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就是不同层次的思考能力与历史哲学视角对企业活动前景不同理解的结果。

正是这种预判与安排，才使得华为在今天的美国围剿中能够淡定应对，而中国任何一个其它企业遇到这种境遇则只能束手就擒或者不战而降。

只有具备对中国历史与美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具备对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深刻理解，才能具有这样的商业洞察力，才能具有这样的自信心，也才能具有这样的应对能力。

任正非的能力并非是企业管理能力与市场营销能力，也并非是一般文化能力与一般政治能力，而是来自哲学能力的智慧。

任正非正是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才会在蜜月中预备对抗围剿，才会在飞速发展中居安思危，才会绝不贪图省事而上市引入外资，才会将股权合理地分给认可企业文化与企业价值观的员工，才会身先士卒地深入危险动乱的商业环境，并昭告大家自己的终极决心，才会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打造企业文化与形成企业精神凝聚力上，而将管理与营销推给别人，才会投入自己的主要利润来网罗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不但有各行业的工程师，还有强大阵容的基础科学家。

这在中国当代的其它一流企业家的眼中，都是些不可思议的疯狂行为，而在今天的世界风云突变而大家都惊慌失措时，这又是那么地聪明与合理。

英雄能够力挽狂澜就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庸人的精巧合理恰恰使他不能经受风雨。

任正非决不是误打误撞的草莽英雄。看一看最近公开的他多年来的公司内部讲话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作为华为的精神教父，他很少讲管理与营销的具体技术，讲得似乎是与企业业务活动无关的事情，但正是这些被其它企业家看不懂的思想，构成了华为伟大的与众不同。

所有这些，不是简单的文化理解力与政治能力就可以说明的。

中国具有文化能力与政治能力的人才并不缺乏，但具有任正非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怀的人则十分罕见。

归根结底，任正非的能力与情怀来自他的文化与历史理解力，来自他特有的哲学思考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很多以文化专业为饭碗的学者们相形见绌。

中国有理想的企业家应该跳出养家糊口的人生追求，应该为中华文明的崛起而贡献力量。

能否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注入自己的贡献，就来自企业家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来自他们对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的理解。

可惜，中国企业家常常忽视这些。

哲学是理解文化的钥匙。

理解文化不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去寻找答案，而是用哲学修养的钥匙与工具自己开门和探路。

企业家的情怀空间就是企业家精神世界的领域。宽阔伟大的情怀来自丰富深刻的精神世界，简单的知识只能提供直接的操作工具，深刻地哲学才能感悟深邃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