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尔街日报》总编 Matt Murray：任先生，谢谢您！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接受邀请到华为看一看,并采访您。我们刚刚在您欧洲风格的园区还有俄罗斯风格的走廊转了转。所有建筑都非常宏伟。在当前的形势下，您是不是想借此传递关于华为实力，或者深受商界影响的中国在全球舞台所展现出的实力的一些信息？作为一位美国人，我在来到华为，看到这些宏伟的建筑以及您向我们展现的其他所有东西之后，很难不这么想。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想传递出一些什么信息？

任正非：首先感谢你们来采访我，你们可以尖锐提问，我会坦诚回答。

松山湖溪流背坡村基地建筑群和机加中心展厅建筑都是日本人设计的。我们每个产品线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展厅，展厅一般设在地下一层，参观完以后到地面上来喝杯咖啡、开个小会；两个白色、黄色的大厅是为开大会用的。所以，这些艺术设计都是建筑师促成的，与我们的文化宣传没有关系。

我们正在上海青浦新修一个研发基地，大概有2600亩地，由5个西方著名的建筑师公司设计。他们参照芝加哥湖边建筑群景观设计，带有现代经典建筑气息，和上海十里洋场环境结合起来，容纳外国科学家在那里工作。所以，建筑本身与华为文化没有关系，与建筑师的欣赏与投标、中标有关。

Matt Murray：你们的员工在引导我们进展厅走过一个走廊时，说这是“川普走廊”，所以下面的走廊是不是承载什么特别的信息？

任正非：没有。但是它很美，是由150多个俄罗斯著名画家画的。因为他们国家受美国制裁，生活困难没有着落，由于经济困难而来为我们画画的。他们说“没有川普制裁，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画家为你们画画的”。他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候，戏称这条走廊叫“川普走廊”，说你们要感谢他，连克里姆林宫也没有这样漂亮的走廊。

Matt Murray：你觉得特朗普总统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这个走廊吗？您没有想过他会亲自过来看一看吗？

任正非：非常欢迎他来。如果他在任期间不方便，可以退休以后过来，我们会很热烈地欢迎他。退休后的卡特总统在多年前就曾经来过我们公司。我们欢迎美国的总统、议员、高官、记者……，有机会来华为访问，我们会很热情接待，毕竟美国是伟大的创新型国家。

2、Matt Murray：现在，我们来聊聊美国。其实从很久之前，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前，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也就是说在特朗普和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华为和美国之间就存在问题。您觉得美国政府和华为之间长期存在对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我认为，美国政府和我们没有根源上的对抗。我们公司一直是比较崇拜美国的，大量学习美国文化与管理。从华为创业开始，“不眠的硅谷”这种美国精神就铭刻在全体员工心里，我们一直努力在向美国学习。硅谷有很多公司在车库里创业，我们那时候没有车库，就在城中村农民房里创业，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美国公司走过的历史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过去二十多年，先后有几十个美国的咨询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管理咨询。这些顾问公司都十分清楚我们的组织结构与流程，流淌的都是美式文化；我们的财务审计十几年来都是KPMG，如果想了解华为的财务状况，只要在KPMG看十多年的底稿，就可以知晓华为真实的财务状况。

因为三十年来我们都是困难重重的，习惯了困难，所以我们没有感到奥巴马时代带给我们多大困难，特朗普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激励，逼迫我们不能惰怠，为了生存下来就要努力“划船”。大家如此努力地“划船”，把今年的销售收入划多了，利润也划高了。如果今年年底公布的利润高了，我会很担忧世界怎么看我们。华为被打压，怎么利润还高了？其实就是因为全体员工更加努力了。因此，我没有感到和美国之间有多大冲突。

3、Matt Murray：既然是这样，您又怎样解释美国现在对华为展现出的敌意？考虑到美国政府现在对华为的态度，您觉得华为在历史上有哪些事情是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呢？

任正非：我认为，主要还是美国对我们缺乏了解。美国公司也是从小变大的，在我们后面成立的公司有亚马逊、谷歌、Facebook……，它们现在的发展比我们还厉害。我们还跟在他们的后面。我们比较保守一点，成长时间比它们长。

总而言之，美国公司走的道路是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兼容的高水平道路，在产品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时，已经构建了一个世界级、全球化的商业计划。而我们公司因为眼界低，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没有见过世面，都是从技术创新开始做，研发人员都自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等产品出来才想到做商业模式，发展速度相比美国公司就慢一些。至今为止，我们公司还是没有商业领袖，还只是在技术创新，经常是产品做出来一、两年了，还不知道怎么卖。现在我们学习得还不够，都是先想着怎么做产品，做出来才会想怎么卖。

4、Matt Murray：现在华为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您们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另外，华为在5G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在您看来，是不是华为的成功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

任正非：我认为，美国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感到对它有威胁，因为美国科技创新的能力非常强。你们可以去华为心声社区看一看，昨天我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美国这一百年来到底有多少发明，讲美国多么伟大。美国有极好的创新机制，不会因为某项技术短时间落后一点就感到压力。我也看到罗斯部长在印度讲话中提到“美国用三年时间就可以领先和超越华为”，我相信完全有可能。

美国在5G上有判断失误的问题。美国选择6G，认为6G带宽更宽、意义更大，美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好。它选择了毫米波的高频段，它认为5G时代不会这么快到来，6G覆盖距离短的理论与技术问题还有时间突破，没有想到5G十年就做出来了。华为选择的中频段，也有赌博成份。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走中频段，都选高频段，因为他们认为5G不会那么快投产，没想到十年时间，5G从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会发展成一个产业。他们认为世界的发展会缓慢一点，6G还会有机会突破。如果能解决覆盖发射距离的理论发现和技术创新问题，6G肯定是最好的，但是现在理论发明还没有，技术创造还没有突破（相控传送体积大），所以6G只能做到很宽的带宽，传输距离非常短，还没有达到实用化的时候，5G已经开始在世界普及。

所以，不是美国真正输给华为，而是选择时押错宝了，我们押的是厘米波，他押的是毫米波。从这点来说，如果美国转过来追赶，我们相信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因为华为短时间领先就要打我们一棒。

5、《华尔街日报》记者Dan Strumpf：我的问题和美国与华为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对抗有关。在今年的采访中，您多次提到可以把华为的5G技术许可给一家西方公司，更具体地说，是一家美国公司。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展？有没有美国公司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华为有没有聘请投资银行或者其他中介机构帮忙出售这项技术？您认为5G技术许可这件事情将如何发展？

任正非：首先，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许可给美国公司，而不是玩什么花招。为什么我们希望美国公司强大起来？因为这样世界可以构筑三角平衡，如果美国缺失5G技术，我们可能长期有麻烦，欧洲也会麻烦。因此，我们是真心诚意许可，并且许可是全面的，它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不会有所保留。许可以后，我们可以并肩前进，相信我们还是可以跑得快的。这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

第二，美国不能跃过5G去走6G，通信行业每一步都要走，跨越式地跳过这步以后，后面的路可能会有很大问题。如果从头再做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美国最多的是钱，我们最大问题是没钱，美国给了我们钱获得我们的许可，我们可以在5G及新技术上更大开发、更快前进。美国有了基础以后，可以发展更快，因为美国有庞大的科学技术基础。开展和平发展与竞争。

目前还没有任何美国公司与我们接触，如果有了需求，我们才会找投资银行帮助我们做交易。

Matt Murray：美国公司或者中介机构可以给你们打电话？

任正非：是的，但是没有啊。是不是他们也害怕？害怕与我们接触有嫌疑。

Dan Strumpf：您觉得为什么目前没有一家公司对此表现出兴趣呢？华为被公认为是5G方面最先进的公司。美国公司至少应该对这项交易表示感兴趣，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跟华为接触？

任正非：我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不接触。可能是担心有政治上的嫌疑，跟华为接触后被怀疑。或者是他们不想做这个市场，不一定有这个需求。我们也不能主动去联系，美国实体清单禁止我们与美国企业接触。

6、Matt Murray：在华为发展历程中面临了很多关于盗窃的指控，其中包括思科和CNEX等大公司以及个人的指控。您可能也知道，今年《华尔街日报》有过一篇这方面的报道。为什么这样的指控一直存在？华为有没有解决或者曾经解决过在技术窃取方面面临的挑战？

任正非：指控不一定就是事实，特朗普遭受的指控比我们还多。我们从来都是尊重第三方知识产权，美国有很多大公司每年都给我们交非常多的知识产权费，但我们交给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费更多。我们这么多年累计收了14亿美元的专利费，付出了60多亿美元左右的知识产权费。而且，华为的科研经费每年投入150-200亿美元左右，研发人员将近八、九万人，领先世界不可能靠偷来的。好人也会蒙受指责，我们还是相信美国法庭的判决。

7、《华尔街日报》记者Eva Dou：前一段时间去过您的老家贵州，想了解一下您小时候的背景和成长的历史。我父母是山东济南人，在济南趵突泉附近。

任正非：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很闭塞，对我的成长没有多大影响，就是顽皮一些，让天性没有受到压抑。我不可能在那种闭塞的环境里产生对我后半生多大影响的抱负。我到大学后才有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也对我的人生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家庭政治条件不好，不会有大的前途，不悲观就不错了。

70年代末我的部队在济南，当年在济南郊区窑头，山东师范学院上去一点，我们算半个老乡。

Eva Dou：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部队的，我家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参加部队的，看您之前写的一些研究报道，看到济南这个字，1979年到1984年在济南00229部队，能否介绍一下那一段做的工作？正式的简历不太清楚前期的经历，1944年出生，一直跳来跳去，很多年不知道在哪里。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厂建设结束以后，国家决定搞十大工程。我们奉命调去建设仪征化纤厂，但是在队伍调遣过程中工程下马了，我们就停留在济南了。据说是中央有人批评这是十大洋跃进工程，因政治原因下马了。当时，我就留在济南机关，做了一个二十多人建筑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建筑机械等东西。

Eva Dou：好像主要研究压力天平？

任正非：我在辽阳用数学方法推导了一个仪器，用于化工自动控制系统。后来我在这个研究所允许我继续做延伸的研究实验，因为我那时是名人了，是英雄标杆，所以可以做一些与本部队无关的研究。但是不成功。因为我那时年轻气盛，受到国家的重大表扬后，就不知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的难以实现的目标，又想梦想一定要达到，日夜加班。后来几年的研究都不成功，正好遇到大裁军，我被集体裁掉了，项目结束了，人也离开了，那五年实际上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情。那时山东大学的计算机内存只有16K，怎么也算不出方程和实际的东西，最后不了了之。这段青春应该是虚度了。

Eva Dou：那时我老爸也在山东大学读书。

任正非：我们很近，我们在山东师范学院往上一点，就是我的驻地窑头，我小孩读的小学就是马家沟小学。

Eva Dou：你最开始工作是不是在贵州011基地？你在那边主要做什么工作？

任正非：是的，在011工地，在那儿参加承建的建筑公司工作，做厂房建筑。

Eva Dou：您不是工程师吗？

任正非：那时我连技术员都不是。那时大学生是“臭老九”，要被改造，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我曾当了两年炊事员，后来当了几年工人，74年才调到东北；在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才当了技术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当上工程师。

Eva Dou：贵州离越南非常近，那时美国在越南打仗，贵州那个年代部队不是也在开始建军队的通信设备吗？有参加吗？

任正非：那时我与通信没有关系，纯粹是普通的建筑工人，与今天的农民工差不多；到了东北部队以后，我与通信也没有关系，在东北从事辽阳化纤总厂自动控制系统工程建设，是模拟的控制系统，就是使用比例、积分、微分方式控制的系统管理，和现在的通信计算机无关。自动控制是我在当炊事员和工人的时候开始自学的，到东北因为没人比我懂，这“半坛子水”得到使用。我到深圳创业后，才开始接触通信行业的。

8、Matt Murray：您刚才提到浪费了五年时间，也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后来是如何创立华为的？您是如何找到投资者并在您之前的基础上支持您创立这家公司的？

任正非：大裁军以后，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弃儿。因为国家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并不知道转折意味着什么，就到深圳来了。对市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了深圳，每月工资200多元，当时团职干部200多元挺荣耀的，但一看打工妹都有500多元了。我们就要求国家把转业费发给我们，不要保留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了。国家给发了1800多元转业费，我们夫妻总共领了3000多元。后来我到国有企业工作，也是什么都不明白，没有经营好，做错了事，最后只能离开这家国有企业。

当时，要么出国，要么在国内干，我们家里人不想出国，就留下了。刚好深圳市在1987年出了一个文件，87（18）文，允许个人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我们就冒险做了民营科技这行。当时注册公司需要2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五个股东，我就找了另五个人集资2万1千元，实际还是我一个人开始干。后来，那五个人要求退出公司，就跟我们打官司，退了很多钱拿走。这个公司变成我一个人的，我有权力把股份分给大家，就形成今天员工持股的模式。

当年如果不分股份给大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公司，干一干就散了，重新又去干一个行业。怎么知道我不会去搞房地产呢？我最应该的是去搞房地产，不应该搞通信，这么傻，又苦又累又不赚钱。那五个人退股的法庭判决书还在档案室，你们可以去看看原始的档案。

Dan Strumpf：您是怎么认识帮助您创立华为的五个投资人的？我们在华为股权室看到他们五个人的名字，发现他们的背景是非常多样化的。您是怎么认识他们的？是您的朋友还是军队的熟人？

任正非：过去不认识，来深圳以后才认识的。创立公司时，对公司拥有股权、拥有未来还完全没有想象，就是为了凑够这么多人、筹够这么多钱，他们没有在公司上过一天班。如果我们关系很好，就不会分家，他们也会到公司来上班。

华为公司前十几年完全是风雨飘摇，就如蜡烛火一样摇摇晃晃快要熄灭的那种感觉，天天处在危机和生存挣扎状态，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信心的。我没有退路，没有信心也要有信心。还有一些傻傻的人跟着我们，相信我给他们讲的话，以为真能够实现。大家都相信，抱成一团，果然实现了。今天很多人很有钱，不是投机，而是太傻了跟着跑，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