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达城内的贫民窟

2005-2010年间，我在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工作和生活。那个城市像其他很多沙特城市一样，也是一分为二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城市的北半部分是保留给王室和中上阶层人士的乐园，南城则是当地各种三教九流混杂的底层社会真实展现。

我本人就生活在吉达南城，因为我既没有高贵出身，也没有万贯家财。

那时的我供职于当地一家媒体《麦地那报（al-Madina》。每天早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我都会看到一位街头小贩，她的名字是Om Mohammed。她是一个寡妇，同时也是5个孩子的母亲。家中的经济支柱原本是她的丈夫，但丈夫的突然离世迫使Om Mohammed不得不走到大街上叫卖出售二手服装，以维持她和5个孩子的生计。由于负担不起学费，她的两个儿子不得不选择辍学。虽然入读沙特的公立学校不需要缴纳学费，但是在校期间的其他杂费仍需要学生承担，包括教材教具和在校伙食等。

Om Mohammed本人在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对于她这样一个半文盲而言，向劳工与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Labour & Social Development）申请国家财政援助的行政程序过于繁琐复杂，甚至于填写申请文书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除此以外，申请国家财政援助的另一大障碍是，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国家拨付的财政援助并不是以现金形式交给申请人，而是要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援助款项直接划入申请人的指定银行账户中。但Om Mohammed在当地任何一个银行中都没有账户。为何如此？因为她没有足够的钱去存入银行，满足不了银行开户的最低存款额要求。

据统计，有近700万沙特公民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其中60%为女性。

Om Mohammed所居住的地方叫做Kilo 6，那里是吉达南城的一处贫民窟。在Kilo 6既没有市政供应的自来水，也没有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每逢下雨都会变成一片汪洋。穷困的Om Mohammed与她同样穷困的邻居们一样，日常生活用水只能从附近清真寺里取用。

Om Mohammed和她的邻居们并不是沙特仅有的贫困人口。事实上，她/他们是当地数百万贫困人口中的一小撮而已，而且深陷贫困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脱身。只不过外部世界对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她/他们知之甚少。

沙特政府很少发布关于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据估计，该国3400万人口中约有20%挣扎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大多数是妇女或像Om Mohammed这样的单身母亲所支撑的家庭及其成员。

过去数十年时间里，历届沙特政府在减贫方面都无甚太大作为。甚至于，统治者们羞于公开谈论这些穷苦民众的存在。因为一旦承认当地有贫民，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进一步承认沙特国内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在国王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及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的领导下，沙特政府轰轰烈烈地推行着野心勃勃的“2030愿景（Vision 2030）”改革计划。但“愿景”并没有显著改善沙特国内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相反，由于过去多年大手大脚的财政支出加之国际油价低迷，导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进而被迫采取紧缩措施，这很可能将部分中产阶级打入贫困的深渊中，增加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

从未成功过的慈善减贫

在沙特国家历史上，慈善救助一直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主要手段之一。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和两圣城所在地，沙特政府强制性地要求当地每一位个人、每一家企业都必须将收入的2.5%上缴，作为伊斯兰天课体系的一部分。政府会将这笔财富分发给当地的贫困家庭，救助贫困人口。

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这种手段在解决沙特国内的贫困问题方面从未取得过成功。

2002年，时任沙特王储阿卜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视察了首都利雅得城内的al-Shemaysi贫民区。对于沙特王室成员而言，走进贫民区是史无前例的。外界也因此将之视作沙特政府减贫努力的开端。

在2005年继位之后，阿卜杜拉签发国王令，制定了《国家减贫战略（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和《补充支持方案（Supplementary Support Programmes）》，开始通过劳工部向贫困家庭发放补贴，有些是按月发放，也有些是一次性发放。

Om Mohammed就曾希望申请这项财政援助，但由于沙特相关部门的官僚作风和繁琐程序，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努力。

她的例子并不是个案。也正是因为类似这样情况的发生，阿卜杜拉国王为减贫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贫困人口依然存在。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2013年，沙特国内发生了一起公开自焚事件。一位名叫Mohammed al-Huraisi的小贩，长期在利雅得一个贫民区的街角售卖西瓜。当他被行政人员告知没有办理许可不得当街售卖时，愤懑的Mohammed al-Huraisi选择了自焚来表达抗议。

如今，他留下的两个孤女和祖父Ali Abdullah al-Huraisi生活在一起。

根据联合国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沙特政府在过去10年时间里采取的减贫措施“效率低下、不可持续、协调不力”，且“最重要的是未能为最需要的人群提供全面的社会保护”。

同时，沙特政府继续选择忽视或无视这一问题，并尽一切可能将这一问题剥除在公众视线中。在沙特各类公开官方文件中，“穷人（Poor）”一词是要绝对规避的敏感词，要被替换为“脆弱的人（Vulnerable）”、“有需要的人（Needy Persons）”或是“低收入家庭（Low-income Families）”。

虽然官方严密管控，但沙特国内仍有人公开批评政府没有采取适当措施有效减贫。对此，沙特政府以铁腕镇压作为回应。2011年，两名博主Firas Buqna和Hussam al-Darwish因为发布一段录像，记录了利雅得al-Jaradiyaa贫民区的恶劣生活条件，而遭到逮捕。

2014年，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教授Sami bin Abdulaziz al-Damigh曾撰写关于该国贫困问题的报告，建议设定贫困线标准。这份报告被政府束之高阁，关于设定贫困线的提议也被官方拒绝接受。

南辕北辙的“2030愿景”

当萨勒曼国王于2015年登基后，沙特经济经历了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带来的严重冲击。在短短数月时间里，国际油价从100美元/桶的高位跌至50美元/桶，石油出口利润接近被腰斩，而这一重要收入来源占该国预算收入的87%。

沙特高层意识到采取紧缩措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萨勒曼国王授权其子Muhammad bin Salman牵头各项经济改革政策。2016年，Muhammad bin Salman以王储继承人的身份对外正式发布了改革蓝图 - “2030愿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改革方案完全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代笔起草的，其中很多内容都倍受争议。

“2030愿景”提出，必须要戒除对传统化石能源的“瘾”，要彻底摆脱国家经济对油气产业的过度倚赖。在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路径中，沙特政府提出要通过发展私营部门、缩减公共部门来实现经济多元化。其中一项核心举措就是对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进行私有化改造，并通过IPO出售该公司部分股份，这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

但在国际广泛关注的聚光灯以外，一些鲜为人知的改革举措对沙特国内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深远。其中就包括将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如医院和学校等，进行私有化。同时，沙特政府还决定削减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并引进新税种，目的就是要开源节流。根据统计，目前在职的沙特公民中约有2/3吃的是“公家饭”。而根据“2030愿景”，这一比例应下降到20%。

在“2030愿景”出台后不久，Muhammad bin Salman就雷厉风行地开始执行上述改革措施。2016年9月，沙特政府宣布削减公共部门雇员工资。2017年，沙特政府发布时间表，宣布在未来数年内逐步减少对燃料、天然气、电力、水等的消费补贴。2018年1月1日起，针对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5%增值税开始征收。

受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沙特国内燃油价格在2018年几乎翻倍。91号汽油从0.75里亚尔直接飙升至1.37里亚尔。

包括燃料在内的基本商品价格飞涨，不仅严重打击了既有的贫困人口群体，还影响到当地的中产阶级。以往，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府的慷慨解囊。一夜之间，他们这些中等收入者忽然发现自己无力支付住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更导致了部分中产阶级的外逃。

沙特政府估测认为，2016年有多达100万沙特人在短时间内离开当地赴国外谋生。而升任王储的Muhammad bin Salman严酷打压异见人士的做法，进一步恶化了局势。

头疼医脚的减贫措施

尽管“2030愿景”中随处可见“改造沙特”的字眼，但事实上却未对如何减贫有任何重大安排。在推进落实“2030愿景”的一系列举措和方案中，似乎仅有2个在某种程度上侧重于消除社会经济弊端。

在“国家转型计划（Na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gram, NTP）”中，官宣目标包括“将卫生服务对居民区的覆盖比例由78%提高至88%”，“将获得自来水接入服务的人口比例由87%提高至92%”等。沙特政府推出的安居计划，旨在将拥有住房所有权的沙特公民比例提高至60%。

但是这些举措和方案能消除沙特国内贫困问题的结构性成因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沙特经济学家Ihsan Bu Haliqa在“2030愿景”出台伊始就指出，“最迫切的需要是重组沙特国内的社会安全网络（Social Safety Net）”，这本应在政府宣布削减公共补贴支出之前就完成。

正因为社会安全网络的缺位，当政府宣布削减公共开支后，并没有任何缓冲安排来保护当地的低收入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众对“2030愿景”改革方案的支持力度。不断上涨的民众不满情绪和社会动荡风险迫使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撤回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重新向公共部门雇员发放奖金，推出新的“公民账户计划（Citizen Account Program）”向有需要的家庭发放补贴。

这些简单粗暴的现金转移支付，的确能够帮助一些家庭应对基本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突然上涨，但并不会为他们脱贫提供长期财务保障，无助于他们摆脱贫困。

那些慈善机构，他们过去没有，如今依然没有减轻沙特国内的贫困问题。所以，所有这些安排都更像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贫富失衡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些权宜之计即便在短期内缓解了一些局势的紧张，但却无法躲避即将到来的风暴。世界银行此前就曾向沙特政府发出警告，提醒后者采取切实措施应对“迫在眉睫的贫困问题”。

在其他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公共服务私有化、财政紧缩政策等如何导致结构性贫困问题日益恶化，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便沙特政府在“2030愿景”框架下实现经济增长，也无法缓解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没有更好的财富分配政策，仅仅将财富“滴灌”到社会中较贫穷阶层民众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律师Yahya al-Shahrani认为，如果沙特政府真的想保护底层民众权益，更应该做的是征收“富人税”，而不是向全民征税并削减补贴。

不能忘记的是，沙特仍然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制国家。因此，私有化改革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控制权也将随着改革而易手。如今身居高层的特权人士仍将继续从经济转型中获取超高比例的收益。

正如经济学家Ihsan Bu Haliqa所言，在缺乏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将更多沙特人推向私营部门只可能导致他们的境遇更糟。目前，私营企业同等岗位的薪酬平均仅为公共部门的60%。

“2030愿景”设想打破沙特国内的寻租体制。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实际上，它也会对当地社会现有的社会契约关系构成破坏。沙特公众对于王室家族的忠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该国石油财富的分配。

如果要改变这种社会契约关系，如果要通过税收手段平衡贫富差距，那么政治和社会改革就势在必行。对于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沙特政府必须建立起高度透明且有责任感的体系。

但遗憾的是，这一目标并不是“2030愿景”的组成部分，任何批判性的言论都将遭到沙特政府的打压。该国经济学家Essam al-Zamil以及《祖国报（al-Watan）》专栏作家Saleh al-Shehi都因此被抓捕入狱。事实上，任何对王储改革政策有非议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甚至是直接被监禁或流放。

就目前而言，沙特版“胡萝卜+大棒”政策能够起到抑制公众不满情绪的作用，但并不会消除这种情绪。

这种不满情绪已经在曾经严密管控的沙特舆论中敲开了一些缝隙。长期以来一直满意于政府各项政策安排的沙特中产阶级，其不满情绪正在不断累积。继续推行紧缩政策可能会影响到这些社会中坚力量的政治取向，并引发政治和经济的动荡。

如果不能修订“2030愿景”并完善其中关于解决重大社会积弊的政策部分，沙特国内的贫困问题以及其他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还将继续加剧，整个国家在未来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