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11”事件以来，阿拉伯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相对欠发达状态就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国际问题。在2002年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总结道：阿拉伯国家在政治自由、科学进步和女性权利等发展指标上落后于世界许多地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时期，该分析推动了“自由议程”的诞生，旨在使中东民主化（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消除欠发达状态和威权主义，华盛顿的一些官员认为这些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春天来了？2019年5月阿尔及尔的抗议活动，图片来源：Ramzi Boudina / Reuters

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批评了“自由议程”的基石之一——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但他和布什对于恐怖主义持相同论断。2009年，奥巴马任总统后于开罗进行首次重要外交政策的演讲，他呼吁中东政府在民主、宗教自由、性别平等和“经济发展和机会”方面进步。毫无疑问，他的这番言论是西方对中东的普遍看法：阿拉伯世界的功能失调是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产物——阻碍人类潜能、加剧不平等、损害普罗大众而偏袒少数精英。

本世纪头十年进步缓慢，实际上不满在积累。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了2010至2011年的抗议，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突尼斯等许多国家，普通公民走上街头，挑战当局，要求尊严、平等和社会正义。一时间，似乎中东终于迎来改变。

但在“阿拉伯之春”后发展停滞了。尽管突尼斯等国能够巩固民主制度，但该地区许多地方的专制领导者却成功反击。2013年，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利比亚和叙利亚独裁者以武力回应和平抗议，导致了残酷内战，最终演变为国际代理人战争。即使在没有陷入暴力的国家，独裁者压制异见，镇压人民，破坏民主过渡。同时，为国际专家和美国政策制定者所推崇的人类发展指标陷于停滞或倒退。

如今，将近十年之后，中东局势看起来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糟。政治镇压愈烈，经济增长缓慢且不均，腐败猖獗，性别平等更是遥远。

然而，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改变了。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一贯依赖于政治学家所说的“威权交易”，这建立在普通人被动接受的假设上，由国家提供工作、防务和服务以换取政治忠诚。但如今这种假设不再成立。公民们不怕他们的政府，如今的中东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参与政治且愿意表达异见。正如今年年初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大规模抗议所表明的那样，即使面临镇压，他们仍然愿意走上街头去要求更美好的未来。“阿拉伯之春”也许没有引发许多人所希望的迅速变革，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已取得了更重要的成就：唤醒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能量和开启阿拉伯复兴的漫漫征程。

革命之前

20世纪后半叶，华盛顿对阿拉伯世界发展的态度基本上是现实和愤世嫉俗的。尽管它支持中东的经济发展，但美国相信该区域最好由亲美独裁者统治，就如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和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他们能提供政治稳定并保护西方利益。

这样的态度在“9·11”之后发生变化。借鉴国际专家（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美国决策者得出结论，源自中东的极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世界惨淡发展状况的副产品：压制性政府、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停滞不前的国管经济剥夺了普通阿拉伯公民的机会。布什政府吹捧中东民主化和释放公民潜力，并以此作为在该地区发动战争的理由。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随即占领两国成为美国扩大民主建设的后续活动。布什宣布了更广泛的中东自由议程，制定了诸如中东自由贸易区倡议之类的计划，来促进自由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然而自由议程未如设想般展开。在美国于2003年罢黜萨达姆.侯赛因之后，伊拉克陷入了混合着反美暴动和区域代理人战争的十年内战中。这导致伊拉克许多关键发展指数下降，而这些指数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是该国问题的根源。但中东的困难比这个世人皆知的崩溃要大得多。本世纪前十年，政府长期的执政基础——威权交易模式开始式微。这一时期，该区域有三个关键趋势：没有福祉的增长，没有尊严的生活和没有自由的自由化。

2003年4月，美国海军用美国国旗覆盖萨达姆雕像，图片来源：Goran Tomasevic/Reuters

经济方面，许多阿拉伯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专家的建议下，开始将国有公司私有化，放宽贸易政策并且终止价格管制，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轻预算压力。在埃及，政府雇工的比例从1998年的32%降低到了2006年的26%。

然而，尽管这些政策促进了一定的增长，但并没有带来其设计者所承诺的那种 “涓滴效应”。相反，有关系的内部人员几乎获得了这些改革的所有好处。在突尼斯，2000年至2010年间与总统本·阿里家族有关的220家公司获得了近21％的私营部门净利润，这一情况于2010年末革命后公司被没收时才暴露出来。与国家有关联的公司还设法在2002年至2009年之间逃避了12亿美元的进口税。埃及和黎巴嫩也有类似情况，内部公司能获得有利可图的住房和建筑项目合同，并从政府处获得投资关键领域的许可证，例如石油，天然气以及银行业。

作为推动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还终止了就业保障，并减少提供公共服务、教育和医疗保健。这导致该地区主要由公共和安全部门雇员组成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历来是捍卫现状的最大群体。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OPHI）定义的多维贫困指数，到2010年，阿拉伯地区有4,030万人接近或处于多维贫困之中。2000年到2009年该地区的健康，教育和整体生活水平下降。在埃及，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16.7％上升到2008年的22.0％；在也门，贫困率从2005年的34.8％上升到2009年的42.8％。

公共部门就业保障的撤消以及公共服务范围和质量的减少引起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挑战。尽管识字率和入学率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教育并未转化为机会。在1998年至2008年之间，中东的失业青年人数增加了25％，集中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到2010年，该地区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这是当年全球最高的失业率。就业机会的匮乏迫使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转向收入低且不稳定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且缺乏健康保险和养老金这样的基本社会保障。2009年，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非农业工人中至少有40％从事非正规经济工作；在叙利亚，这个数字是20％。

然而对于中东大部分地区来说，经济自由化并没有使政治更加自由。埃及和叙利亚的温和抗议被政府迅速镇压，民间活动被禁止，而伊斯兰慈善机构和其他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的工作受到鼓励，特别是在社会和紧急援助，减轻贫困和小额信贷计划方面。对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经济自由化并非旨在促进自由市场和自由思想。相反，它被视为维持凝聚力和保持对政权精英忠诚度的一种手段。随着国有资源日益紧张，私有化成为将资产集中到掌权者手中的战略。

这解释了“阿拉伯之春”产生的背景。2010年12月，一名突尼斯街头小贩自焚抗议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此举引起了海啸般的反应。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苏丹、叙利亚、突尼斯、也门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平等、正义和结束压迫性政权。

似曾相识

引起“阿拉伯之春”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在近几年恶化。除突尼斯的反对派成功建立起如今尚存的民主政治体系，2011年后中东许多国家都恢复了专制统治。2013年，埃及军队推翻了该国第一届民选政府，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任总统开启威权统治。一上任，塞西便铁拳治国：2013年至2018年，安全部队抓捕了1500多名埃及人。2019年7月，该国议会批准了一项严厉的法律，通过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范围和行动自由来削弱其影响。

威权统治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叙利亚。2011年，该国发生了大规模抗议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独裁政权。然而，阿萨德没有下台或是满足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反而命令他的部队向和平示威者开火，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内战。这场战争已造成超过5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今天，一度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正在清除反对派的最后残余并重新建立控制权。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在地牢中失踪或备受折磨，政府正阻止约560万难民和62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

与此同时，面对国内对也门战事的批评，沙特和阿联酋当局把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博主，人权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和律师投入监狱。最臭名昭著的不容异见者之例或许是沙特特工于2018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谋杀记者贾马尔.卡舒吉。黎巴嫩，通常被吹捧为中东地区自由的灯塔，而如今政府已开始采取行动限制言论自由。在2018年，有38人因其网络帖子而受到起诉，数量是2017年的四倍。这些帖子大多数批评了政治人物，总统或国家安全机构。根据《自由之家》的报道，2012年至2017年间，中东21国中有18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有所下降。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也反映了这种地区性的倒退——中东和北非在所有民主指标上都是表现最差的地区，这些指标包括公民自由，选举过程，多元化，政府职能，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

随着政治自由受到侵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也受到侵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2018年发布的关于多维贫困的全球报告显示，阿拉伯国家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即650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世界银行将其定义为日收入低于1.9美元的人群），另有三分之一是“贫穷”或“脆弱”。事实上，阿拉伯地区是世界上唯一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极端贫困加剧的地区，该比例从大约4％上升到6.7％ 。

最近的数据表明，埃及的贫困率已从2015年的28％上升到今天的33％，这主要是采取紧缩政策和2016年埃及镑贬值所致。2016年，中东北非地区有超过1500万儿童没有上学，比2007年的水平还低。性别不平等和财富不均方面，该地区的状况更加惨淡。除巴勒斯坦地区外，11个中东国家在联合国性别发展指数中表现最差。该指数是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得分差异，而人类发展指数是对发展统计数据的综合衡量。

人类发展指数下降最严重的国家是叙利亚和也门，它们在过去十年中都经历了暴力冲突。从2012年到2017年，叙利亚下降了27位，也门下降了20位。现在将近85％的叙利亚人和80％的也门人生活在贫困中。2018年，1050万叙利亚人和2000万也门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

关键发展指标的停滞或退步伴随着缓慢的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数据，2014年至2016年石油价格下跌之后，中东和北非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该地区2015-16年的平均增长率3.6％，但在2017年下降到1.6％，2018年为1.3％。增长停滞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黎巴嫩的公共债务现在已超过GDP的153％，是世界第三高水平。甚至沙特阿拉伯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感到了压力。为补充国库和为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沙特计划今年计划发行超过310亿美元的债务。今年早些时候，穆迪公司以油价低迷和不断扩大的赤字为由，将阿曼的信用等级下调为“垃圾级”。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该地区各国政府强调私营部门需要企业家精神。阿联酋已将自己变成了初创企业的青睐之地，并且已有许多成功案例，例如拼车应用程序Careem，电子商务平台Souq和房地产平台Property Finder。埃及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区域中心。根据中东初创企业在线社区MAGNiTT的报告，2018年，埃及“根据成交数量计算”是该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巴林，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政府也公布了一些举措，例如利雅得旨在促进私营部门投资的2030愿景。

但私营部门的这种温和扩张还不足以为公民提供好工作，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很高——2018年平均失业率为7.3％。除去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一比例为10.8％。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很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8年阿拉伯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全球总投资的2.4％。

那么，阿拉伯公民对其政府失去信心就不足为奇了。根据《阿拉伯晴雨表》对六个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和突尼斯）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代表性样本的调查，过去十年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2016年，超过60％的受访者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政府，或者“绝对/完全不信任政府”，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47％。另一方面，2016年有60％的受访者表示“很大程度上”信任军方，高于2011年的49％。在2018年12月的佐格比（Zogby）民意调查中，埃及、伊拉克和突尼斯的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现在的状况比五年前更糟。今年早些时候，BBC对十个阿拉伯国家的调查显示，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的受访者中，有一半以上想移民。该地区成千上万的人被征召参战。

还政于民

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中东在各类发展指标上都比十年前更糟，但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尽管“阿拉伯之春”并未引发许多人所希望的变革，但它们确实成功地在阿拉伯人，特别是年轻人间培育出了政治积极性和异见文化，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政府不能再假定其公民将保持被动。

仅在2018年，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都发生了抗议运动。今年年初，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抗议者迫使其各自国家的领导人阿卜杜拉.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和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下台。在这两个国家中，即使面对政府的暴力回应，抗议者们仍然保持和平抗议，同时要求真正的民主改革而非新形式的军事统治。他们似乎都从埃及和叙利亚失败的民主过渡中吸取了经验。

2019年3月，阿尔及利亚爆发反布特弗利卡抗议活动，图片来源：Ramzi Boudina/Reuters

在苏丹，即使在百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6月大屠杀过后，抗议者仍继续呼吁和平的政治过渡和建立负责任的政府。8月17日，苏丹军方和反对派就三年过渡期达成协议，在此期间，公民方和军方将轮流交替执政。在阿尔及利亚，尽管有病在身的布特弗利卡四月宣布辞职，但公民仍继续要求罢免这位保守派的主要人物。布特弗利卡核心集团的一些成员已辞职或被捕，选举将于12月举行。许多抗议者对选举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选举是军方让傀儡总统上台的手段。但抗议者已表明他们不愿接受修饰版的旧政权。

这种新的抗议文化也发生在叙利亚。在目前由阿萨德政权控制的前叛军据点掀起了一波平民抗议。今年早些时候，南部城市达拉（2011年反阿萨德抗议活动的发源地）的数百名叙利亚人竟然反对安放阿萨德父亲、长期独裁者哈菲兹.阿萨德的雕像。该政权确实赢得了内战，但这些示威表明，它还将为恢复权威付出很多努力。

今日的中东正经历着一场完美的风暴：随着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各政权加倍推行引起“阿拉伯之春”的压制政策，新一代正在崛起。新一代的阿拉伯年轻人习惯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目睹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和失败，抗拒其领导者操纵民众的企图。而且这些领导人不再拥有拉拢民众的手段。在今天看来是2011年后区域性衰退的现象，将来很可能会被视为更长的阿拉伯复兴进程的初始阶段。复兴之路可能艰难痛苦，但，如果阿拉伯人民仅明确一件事，那就是——现状不会维持，情况终将改变。

注：本文编译自《外交》杂志2019年第6期评论文章。作者：马哈.叶海亚（Maha Yahya），卡内基中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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