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所谓的“两国方案”一直主导着巴以冲突的讨论，但在一片被双方共同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各自的国家，这无疑是幻想。近年来，现实也告诉我们，“两国方案”已经崩溃。也好，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而现在，有关方面应该开始考虑唯一一种可以实现长久和平的方案了——建立一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单一国家。“一国方案”的可行性已经显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六年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试图挽救所谓的“和平进程”时就告诉国会，一两年以后两国方案就不可行了。三年前，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安理会在2016年年末通过了2334号决议，呼吁挽救两国方案。通过采取多个步骤，包括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其占领区修建定居点。然而即便如此，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仍在继续。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给两国方案画上了句号。特朗普在2017年2月解释说：“我在考虑两国方案和一国方案，我喜欢双方都喜欢的一国方案。” 虽然传统政治家和外交人员十分不屑于一位“真人秀明星”的突然掌舵，以及他十分不负责任的政治方案阐述。但是，这一言论表明了一个真正的转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现阶段的和平进程开始以来，从未有美国总统公开表示接受一国方案。在之后的几年，特朗普的想法已经变得很清晰，他和他的团队支持了一份旨在实现一个国家的以色列右翼愿望清单——以彰显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力而不是赋予双方平等的权利。

在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以色列已经放弃了寻求两国方案的尝试，公众对这一方案的支持也逐渐减少。巴勒斯坦领导人则继续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经过数年的受阻和失败，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已不再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真相已经昭然若揭。无论是本国自身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国当局的支持，都已经足够以色列维持现有的定居点，甚至占领和建立新的定居点，通过这样的方式，以色列可以按照自己的设计蓝图实现“一国方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希望承认但不改变现状。如果是这样，那问题就不在于是否会有一个单一的国家出现，而是这个单一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它会是一个强化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且不承认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的国家，还是一个根据法律承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平等的国家？后者是巴勒斯坦人应该采取的目标，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也应该欣然接受。但是首先他们必须意识到，现状终会变得难以为继，分割土地永远不会奏效——只有承认巴以双方人民的人权，才是唯一可行的人道主义道路。

事实

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约有1300万人在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下生活。他们中约半数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其中约有300万人生活在军事占领区，没有对其政府的选举权。约有200万人作为二等公民生活在以色列，基于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这些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的基本身份而受到种族歧视。还有200万人生活在武装组织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被围困着——如同一座被以色列封锁的与世隔绝的露天监狱。

同时，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有50万到70万以色列犹太定居者生活在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之间。自从以色列占领了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击败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以来，保护、增加定居者一直是当局的首要任务。1993年，《奥斯陆协定》开启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新阶段，基于一个交换条件：以色列将撤出部分被占领土并放弃一些定居点，以换取巴勒斯坦停止抵抗和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关系的正常化。

但是，庞大的定居点建设项目让这一目标的实现成为泡影，不仅如此，它还创造了主观上避免这一目标实现的政治动机。现在，很多以色列人都支持永久保留大片占领区。在九月以色列大选的前一周，内塔尼亚胡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他打算吞并约旦河谷和西岸的每一个以色列定居点。此举将吞并约旦河西岸60%的土地，其余的40%将变成彼此之间无法联系的孤立的地区。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Efrat定居点，2019年9月，图片来源：Sergey Ponomarev/The New York Times/Redux

内塔尼亚胡的声明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它是如此的不起眼：在犹太以色列人看来，吞并政策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想法。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有48%的人支持按照内塔尼亚胡的演讲采取行动，只有28%的人持反对意见。甚至内塔尼亚胡的主要对手，中间派蓝白联盟也支持以色列对约旦河谷的永久控制，政党领导人对内塔尼亚胡的回应是抱怨吞并计划是他们先想出来的。

任何人都不应该对现在这种状况感到惊讶，尤其是华盛顿的政客们。实际上，美国情报机构制定的一项国家情报估计认为，如果以色列“在一段较长的时期，比如两到三年”内，继续占领土地，建设定居点，“它将会发现越来越难放弃控制权。”控制这些领土的压力“会增长，而且很难将定居点重新归还给阿拉伯人。”这一估计是在50多年前写的，在以色列开始占领西岸仅仅几个月之后。不管怎样，以色列仍然积极推动扩张并且获得了美国的坚定支持，尽管连以色列官员都定期警告这种占领的不可逆转性。

巴勒斯坦领导人也做出过削弱实现分治可能性的决定——最重要的莫过于首先同意了奥斯陆框架。在这样做时，他们相当于同意了一个刺激以色列扩张、放弃自己撼动这种扩张的能力而且将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边缘化的方案。在奥斯陆框架下，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寄希望于美国对以色列施以“严厉的爱”，但这种“爱”迫于美国国内的民主压力，从未在以色列身上真正的施行。在1967年战争与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的26年间，以色列定居者（不包括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定居者）的人口增长到大约10万人。此后的26年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大约40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进程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巴勒斯坦人开始抵抗以色列的占领，有时甚至会使用暴力，以色列又以这些反应为名进一步镇压。但是，这一循环是由巴勒斯坦领导人促成的，他们不得不辞职来让以色列满意，向以色列证明巴勒斯坦人是值得民族自决的——一个事实上所有民族都有这个权利。

分裂与征服

关于巴以冲突的争论常常演变成两国方案的失败归咎于哪一方的争吵。但是，这样的争执没有抓住重点：任何将分治视为实现公正解决的手段的计划都注定要失败。

相信两国方案可行是基于一个有缺陷的假设，即巴以冲突的根源在于1967年战争。支持者认为，只要双方可以打破战后占领和抵抗的暴力循环，那么通过分治实现和平就是可能的。然而，1967年之前的分治所带来的困境却源于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强国——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一再试图打破同样的循环：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这一不合逻辑的计划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愿意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和权利，并同情在欧洲以外为犹太人创造生存空间的想法——这种想法有时甚至植根于一种反犹太人的愿望，即减少在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的犹太人的数量。

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概述了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目标，同时又不侵犯“现有非犹太人的公民和宗教权利”。这种提法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它也会损害未来所有分治计划：它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拥有民族权利的民族，但没有给予巴勒斯坦人同样的地位。因此，巴勒斯坦人民可以被迁移和肢解，因为他们不是一个需要人口凝聚力的民族。二十年后，英国皮尔委员会提出了分治计划，将巴勒斯坦的大多数犹太人团结起来，但将阿拉伯人口分成三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英国人。十年后，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联合国的分治计划提出了类似的愿景，划定边界，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巴勒斯坦人再次分裂成多个实体。

1948年，随着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结束，犹太复国主义民兵开始在当地通过武力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依靠联合国的分治计划使他们的目标合法化。在随后的战争中，该地区的大多数巴勒斯坦居民在以色列入侵之前逃离或被驱逐；他们从未被允许返回故土。他们的土地被新成立的国家占领，他们的村庄被夷为平地，他们的城市家园被送给了犹太移民。他们成了难民，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巴勒斯坦人将这一历史时刻称为nakba——“灾难”。

接下来的19年可能是过去两千年中巴勒斯坦土地唯一真正分裂的时间。统治该领土的大国——罗马人、拜占庭人、倭亚人、阿巴斯人、法蒂玛人、十字军、阿尤比德人、马穆卢克人、奥斯曼人、英国人——没有一个曾经把加沙从耶路撒冷、纳布卢斯从拿撒勒或雅法从耶利哥分裂。这样做永远没有意义，现在也是。事实上，当以色列在1967年控制这些领土时，它实际上代表了恢复以单一单位统治这片土地的历史准则。但它是通过两种体系来实现的，一种是针对犹太裔以色列人的，另一种是针对生活在以色列人占领的土地上的人们的。

阿拉法特的错误

两国方案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随着奥斯陆进程的拖延，答案已经很明显。与其说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如说是以色列人的内部冲突。以色列视自己为民主国家，但实际上，这个国家有数百万的人口被剥夺了基本政治权利。无休止的谈判只是为了掩盖了这一基本事实，因为谈判如果出现了实际进展，犹太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控制就会受到威胁，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土地控制权比民主更重要。这也是以色列倾向于奥斯陆谈判的原因，这样的谈判方式可以让其看似非常认真地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然而事实上，没有一股力量可以迫使他们做出实际行动。

巴勒斯坦领导人对两国方案似乎非常“热情”，即便任何一个赢下这一奥斯陆谈判的国家，所获得的条件都远远不能满足巴勒斯坦的最低需求。即使巴勒斯坦获得了谈判的胜利，难民仍然不能返回先祖的故居生活，而居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也不会被给予真正的独立和主权。实际上，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驱动着这一谈判的持续推进——真正促使谈判的并非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需要，而是巴勒斯坦领导人的个人利益需要。

1994年的阿拉法特，图片来源：Nina Rangoy/Camera Press/Redux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简称：巴解组织）几十年来一直领导着反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这一组织也因此得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普遍认可。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巴解组织已经名存实亡。20世纪90年代，由于巴解组织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巴解组织在已经被驱逐到突尼斯的情况下，再一次被海湾地区削减资金，这使得巴解组织更加虚弱。就在此时，巴解组织的领土上的第一次起义运动出现了，这场民间起义反对伊拉克的入侵行为，并制造了取代巴解组织，成为巴勒斯坦抵抗派代表的威胁言论。通过接受奥斯陆进程，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人阿拉法特寻找到了一条赢回影响力的特殊道路——将巴勒斯坦人民禁锢在需要巴解组织时的政治困局当中。

如果把巴解组织的行为放在全球语境下，它的决定则更加令人遗憾。彼时，苏联刚刚解体，资本主义民主的全球化浪潮被激发；南非正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这表明一个国家可以为了民主而主动放弃种族压迫的制度。向一个自认为民主的国家要求平等权利，巴解组织找不到比20世纪90年代更好的时机。但是，巴解组织却在此时把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放在了三方谈判的谈判桌上，而它则永远是三方中最弱的一方。

向前看

巴解组织的选择置巴勒斯坦人民于局势占领和难民营的苦难下，他们为了等待一个神话般的协议实现，遭受了更多压迫。几十年后，在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应该向前看的时候。阿拉法特的继任者仍在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中支持两国方案。在投入了如此多的努力和信誉之后，他们很难放手。

这种妥协应该结束了。现在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放弃其主张两国方案的时候了，这个想法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大国的遮羞布，在它们允许以色列实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时，它们可以躲在后面。相反，巴勒斯坦人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即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始终只有一个国家，而他们的努力重点是使这个国家成为所有领土上的居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能生存的家园。

有些人会反对说，这种战略上的转变将削弱基于数十年激进主义和国际法的来之不易的共识，即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这种共识对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任何益处。无数联合国决议都未能阻止以色列建设定居点，也未能为巴勒斯坦人赢得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不会损失太多。在一个名符其实的一国方案中，巴勒斯坦人将在法律面前赢得完全平等，因此他们将获得巨大的利益。

特朗普政府不会接受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居民享有平等权利的概念。但美国选民可能会。马里兰大学去年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美国人在支持两国方案和支持所有居民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国方案之间大致平衡。然而，当被问及如果两国解决方案不可能实现（事实并非如此），在维持现状和建立一个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之间，三分之二的人会选择后者。

美国能够在中东获得它最想要的东西——自然资源的稳定流动——而没有公正的和平。但这是以永久不稳定为代价的。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共同国家将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因为它将最终稳定该地区，并为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创造更广泛的机会。

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以色列人也将从中受益。他们也将获得安全、稳定和增长，同时摆脱国际孤立，扭转占领在以色列社会造成的道德败坏。与此同时，他们将继续与西岸的历史和宗教场所保持联系。大多数以色列人宁愿维持现状，但这是不可能的。以色列不能继续无限期地剥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期望继续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正常成员。中东版的种族隔离最终会被承认，而以色列人真正的选择将是明确的：建立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国家，或者成为国际社会的贱民。

新宪法

主张人人平等的人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一国方案”不会像“两国方案”那样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为了集中和确立他们的愿景，他们不仅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还要提出一个新的宪法。这将表明他们对民主的承诺，并突显出以色列缺乏民主。1948年建国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试图加快犹太人的到来，阻止巴勒斯坦人返回，并尽可能多地夺取土地。他们对界定公民的标准、权利或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不感兴趣。因此，犹太国没有制定宪法，而是以特定的方式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法律获得了宪法般的地位。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共同努力制定一部维护所有人权利的宪法，而不是用来保护一些人的权利却剥夺其他人的权利的拼凑起来的法律。新宪法将承认，该国将是巴以人民共同的家园，尽管双方都有不同的民族观点和声音，但他们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历史联系。它将承认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并承认确保所有公民，不论其宗教、族裔或民族血统如何，都享有安全和保障的权利至关重要。它还将承认对巴勒斯坦难民所做的错误，并开始让他们回归故土并补偿他们。

新宪法可以为目前生活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土地上的所有人以及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公民身份，并为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途径。所有公民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行动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将被禁止基于种族或宗教的歧视。

为了使这样一个国家能够运作，这些宪法原则必须被视为根本原则，而且必须有很高的修正门槛。——比方说，至少在立法部门中有90%的支持率。这将确保基本权利不能以简单多数的方式改变，并将禁止任何一个群体利用人口优势改变国家的性质。

过渡到一个平权的新制度需要一种信任，这种信任不能在几十年的压迫、暴力和流血的受害者认为正义没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建立。因此，这个新的国家还需要一个以恢复性司法为重点的，以了解真相、取得和解为目的的法律进程。南非和卢旺达可以为这一进程提供前车之鉴。

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设想是幼稚或不切实际的，我会问他们：还有比挽回以色列占领已经造成的结果更天真和不切实际的吗？我们还要经历多少年的失败，才能断定分治是死胡同？我们还要让多少人遭受压迫、暴力和死亡？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一个共同的国家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想法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也许和人们为实现分治所做的努力一样长。但是，它总是被抛在一边，以满足犹太复国主义的需要，甚至不惜牺牲和平。无数人丧生，几代人的权利被剥夺，而分治却越来越无法实现，双方都不可能走这条路。现在是采取唯一真正的前进道路的时候了：让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

注：本文编译自《外交》杂志2019年第六期评论文章，作者：（优素福·穆纳耶（Yousef Munayyer），优素福·穆纳耶是一位作家、学者，同时也是美国巴勒斯坦人权利运动的执行董事。文章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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