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德国进军比利时，同一天，英国向德国宣战。奥斯曼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统一进步党一贯的秘密外交。
7月22日，战争的爆发看上去还不是无法避免的，恩维尔帕夏就向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冯·旺根海姆男爵提出建立奥斯曼-德意志同盟，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则向奥匈帝国大使提出类似建议。

两位外交官对此都不甚热情，直到情势的演变使战争一触即发，奥斯曼帝国在谈判后承诺将支援德国（如果俄罗斯介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斗争，德国又将支援其盟邦奥匈帝国），他们才改变态度。经苏丹批准，三国在8月2日签署了一项盟约。但奥斯曼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武装中立，让其他列强无法确定奥斯曼的意向。

对苏丹来说，俾斯麦的德国既不与英国交好也不与俄罗斯结盟，以中立态度对待奥斯曼帝国—虽然这并不是事实，但这种假象使双方受益。两方的军事交流未曾间断过，奥斯曼军官也会前往德国接受训练，例如，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就曾在德国待过10年。这些交流对奥斯曼的军力提升确实很有效果，对一个生存极度依赖陆军的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绝非英国对奥斯曼海军及法国对奥斯曼宪兵部队的协助所能相提并论的。与此同时，德国对奥斯曼的协助也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火及钢铁行业。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投资就是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所使用的车辆和铁轨几乎由德国工业包办。

德国分别在1888和1903年获得了科尼亚至巴格达和巴格达至波斯湾两段的修建铁路租让权，乐得协助奥斯曼抵挡英国在波斯湾的侵蚀并在帝国最偏远省份实施伊斯坦布尔的政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唯一信任的欧洲元首，他在1889年访问伊斯坦布尔，1898年再访伊斯坦布尔及叙利亚。

英国的横行霸道也是促使奥斯曼倒向德国的因素之一。眼看开战在即，温斯顿.丘吉尔发觉伊斯坦布尔政府并无意愿与英国结盟，在1914年7月28日下令扣留奥斯曼海军委托英国建造的两艘战舰。两艘战舰的款项都以奥斯曼发行的公债付清，它们已经是属于奥斯曼的财产，奥斯曼自是举国愤慨。

8月10日，两艘德国战舰“布雷斯劳”号及“戈本”号获准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躲避英国船只的追逐，并于不久后被移交给奥斯曼海军，补偿英国扣留船只的损失。

奥斯曼政府拒绝让步，这使奥斯曼与德国的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不太好。

这个号召获得了阿拉伯穆斯林神职人员的普遍欢迎，但关键人物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却拒绝配合苏丹，理由是如果他鼓动当地的穆斯林采取行动，有可能激怒占据埃及并控制红海航运的英国，促使它封锁并炮击汉志港。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则沉默以对—例如在埃及与印度，教谕则要求人们唯英国之命是从。

例如，从伊斯坦布尔到叙利亚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到美索不达米亚则要两个月。铁路建设正在飞速进行，但铁路系统总有不可避免的缺口，军队及补给不得不依赖船、卡车及骆驼。毗邻俄罗斯的边界情况也很糟糕：铁路只到安卡拉东边60公里处，从这里到埃尔祖鲁姆行军要35天。陆路情况很糟，海路则因地中海有英国海军、黑海有俄罗斯海军而充满危险。奥斯曼帝国是个农业国家，却把自己丢入了一场工业化的战争。组织一支军队固然不成问题，但它却缺乏支持其行动的能力。

1914年11月，英国占领了巴士拉，向北进入伊拉克。第四军统帅杰马尔的部队的目标是将英国逐出埃及，但1915年2月，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受阻，第二年夏季再度无功而返。

奥斯曼获得的胜利极少，且往往后面会遇到更大的失败：1917年春，奥斯曼军将英军赶出巴勒斯坦，但同年12月，他们又丢了耶路撒冷；虽然1915年12月与1916年4月之间，奥斯曼军包围并占领了伊拉克南部的库特，但6个月后却丢了巴格达。在土耳其人心目中，库特之役固然是奥斯曼的胜利，但真正名留青史的一战则是1915至1916年的达达尼尔战役，又称“加里波利之战”。此役不仅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胜利，而且具有提振民心士气的作用，同时也令他们的盟邦德国对奥斯曼刮目相看。但奥斯曼在加里波利之战的损失极为惨重，死亡者约有9万人，伤者约16.5万—而且这显然还是十分保守的估算。

因此，战斗人员死亡总数将近80万。1917年3月与1918年3月之间，实际可作战部队从40万降至20万。到1918年10月停战时，人数又再次减半，此时武装部队人数仅及1916年最大数目80万人的15%。数万士兵逃役。战斗人员的主要来源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农民，战争刚开始时，他们约占奥斯曼总人口数的40%。人口大量减少的结果之一是土地劳动力短缺。每当军队要求优先于民间需求时，留在后方的人通常需要与赶往前线的人经历同样多的苦难。

他处死了当地的阿拉伯领袖，并将显赫家族迁往安纳托利亚，借此消除任何可能对统一进步党不利的势力；同时他又违反统一进步党的现行政策，再次强制推行土耳其语。杰马尔的政策没能减轻当时肆虐叙利亚的饥荒，相反，英法封锁海岸港口，政府征用交通工具，商人投机倒把，以及杰马尔倒行逆施，把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资金用来从事公共建设，修复古迹，这些使情形更加糟糕。早在1914年之前，由于帝国丧失了巴尔干的领土及税收，为帝国的政府及行政提供资金的重担更多地落到了阿拉伯（与安纳托利亚省份）的肩上。

杰马尔在叙利亚的苛政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怨愤，不过他们的怨愤还没有转化成欧洲人眼中的民族主义情绪。

8月，侯赛因被谢里夫海达尔取代，但到10月，侯赛因又宣布自己为阿拉伯王，12月，英国承认其独立统治地位。伊斯坦布尔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封锁起义消息的扩散，以免打击军队士气，刺激反土耳其的阿拉伯派系。奥斯曼会和异教强权德国结盟，发动一场圣战，已经足够不可思议，邀请德国出兵保卫穆斯林圣地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长久以来，英国把阿拉伯人浪漫化，把土耳其人恶魔化，使世人先入为主地相信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虚构事迹，而无视历史学家以事实为根据的分析。19世纪，列强互不信任，尽管他们认为战争是进一步剥削奥斯曼的大好机会，但也知道必须警惕欧洲对手的行动，所以激烈的外交斗争在整个战争期间与战斗同时进行。英国这段时间的战略考虑可以概括为以下语句：

英国的计划就是要限制这个联盟可能对英国利益造成的损害，而最简单的一条道路就是限制奥斯曼在帝国部分领土上的权威。

法国与英国都希望获得叙利亚，而在相关的协议及有关阿拉伯各省的协议讨论中，俄罗斯要求得到与其边界毗邻的安纳托利亚东北部。战后对叙利亚的安排因巴勒斯坦问题而复杂化，英国担心奥斯曼的苏丹-哈里发会影响到英国统治下的数百万穆斯林，于是又和谢里夫侯赛因展开谈判，讨论设置阿拉伯的哈里发及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有关奥斯曼的瓜分及阿拉伯国家的相关议题的细节可见于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1915年期间的来往书函，以及英国谈判代表马克·塞克斯与法国代表弗朗索瓦·乔治-皮柯所达成的协议。两份档案的一致性虽然相当高，但在有关巴勒斯坦地位与阿拉伯国的范围及独立程度等关键问题上有分歧。

当然，战争初期的安排很难经得起时间考验：战争的进程及国家优先事项的改变（包括1917年，奥斯曼的军事力量开始崩溃，俄罗斯也开始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了这些安排部分落空（虽然不是全部）。1917年，美国参战，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缓慢但不可逆转地影响了列强的殖民心态，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注意过这些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人的愿望。

20世纪初，奥斯曼犹太人几乎有半数生活在萨洛尼卡—许多人在15世纪末遭西班牙及葡萄牙驱离后就定居在这里。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期间，他们对重回故土巴勒斯坦建立新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感兴趣，1912年希腊占领萨洛尼卡时，选择前往巴勒斯坦的人也不多，很多人反而移民到法国、英国、埃及、巴西、南非及美国。1908年革命之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分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活动多集中在文化方面，尽管他们从未忽视自己的政治目的。犹太复国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一直维持到大战初期，1912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他们还曾经组织了一个支持团体，为奥斯曼军队提供医疗援助，1914年之后也曾为战争出过力，还曾为汉志铁路的建造贡献过资金。

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把在奥斯曼帝国内建立家园看作他们最佳的安全保障。

第二部分政策催生了一个新的穆斯林商人阶级，他们利用战争带来的非常需求大发其财，并借此投机倒把获取暴利。有些人获得了没收自亚美尼亚人及希腊人的土地及事业。当然，多数人并未受惠，奥斯曼经济花了许多年才得以恢复。

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多民族帝国明显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民族国家俨然成为未来的大趋势。在民族国家内进行委任统治与划分势力范围似乎成为解决方案，这让协约国可以继续攫取经济与政治利益，就像他们19世纪在巴尔干所做的那样。另一个影响奥斯曼帝国战后安排的关键要素是：这个伊斯兰国家长久以来一直跟欧洲唱反调，欧洲正好借此机会对其进行惩罚。

例如在英国，“土耳其人”已经成为“侵略主义”的代名词，特指奥斯曼的穆斯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永久摧毁“土耳其人”，而帝国内剩余的基督徒及犹太人也走上了民族自决的道路。

在刻意含糊其词的协议中，最令人惊慌的是第七条，它规定在协约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有权占领“任何战略要地”，而第二十四条则允许他们在混乱时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6个亚美尼亚省份，即锡瓦斯、埃拉泽（马穆雷特阿齐兹）、迪亚巴克尔、比特利斯、埃尔祖鲁姆和凡城省。两天后，包括塔拉特、杰马尔和恩维尔在内的统一进步党领导成员离开伊斯坦布尔，逃往克里米亚，再转往柏林。11月13日，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此举明显违反了英国皇家海军元帅卡尔索普暗示的承诺，作为皇家海军地中海指挥官及英国两名谈判负责人之一，卡尔索普曾保证，他将告知英国政府，只要奥斯曼政府能够确保协约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占领便不会发生。

但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分歧仍然有着庞大的力量，有人提出了出人意料的意见，认为这个教堂不应成为东正教教堂，而应成为希腊东仪天主教的教堂，归罗马管理。这个意见的根据是，有人断言，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时，君士坦丁堡受罗马管理，更重要的是，由于东西教会在11世纪才分裂，所以这座教堂属于天主教的时间比它属于东正教的时间更长。

支持东正教的新教极端派察觉了天主教的阴谋，政治嗅觉更加灵敏的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意大利或法国盟邦试图占据有利地位，于是英国展开了一场宣传战。有人甚至使用了具有强烈反穆斯林色彩的十字军式修辞—外交部态度小心谨慎，空想社会改良者则大声疾呼。最谨慎恐惧的则是英国的印度办公室，这里的官员深知，英国若驱逐苏丹-哈里发，有可能会得罪印度的穆斯林。另外一个相关团体很快也插手：亲奥斯曼的压力组织英国—奥斯曼协会赞成印度办公室的观点，认为英国应该成为穆斯林的保护者。

1918年的凯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