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伊朗倒数第二代君主礼萨汗的故事和土耳其开国总统凯末尔的故事让我思考众多。

身处末世，二者的性格大致相同，都是铁腕人物，最后的结局却迥然不同；个人的命运也造就了如今伊朗和土耳其相差甚远的国运。但是这些不同处未必始于人物性格，更多的是二人对人事的洞见和选择，还有历史车轮的造化弄人。土耳其内战之后，凯末尔和革命军将外国势力遣出了国外，但是即便礼萨汗对外国人的打压，伊朗后来的政策依然在外国人手里动摇。同样的，凯末尔的世俗化在当时宗教盛行的中东掀起了轩然大波，但也基本保留到了如今。礼萨汗在伊朗推动的世俗化却大大地加深了宗教顽固派和王权的冲突，一直到后世1979年宗教主义大反攻，几乎推翻了所有的世俗化改革成功，也敲响了巴列维王朝和千年波斯王朝的丧钟。

二人当局时，反对派都认为他们是实际大权在握的独裁者，表面肤浅的国家主义者。但是，独裁者和国家主义者之间往往只有一条薄线。

左为凯末尔，右为礼萨汗

问题是：独裁者是否也能兴国？

如下的分析更多的是我讲故事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做学术考究，但我也以学术的严谨来陈述每一件引例。欢迎看官评论。

中东强人之始

历史之末和时代之始始于上世纪的两大战役。一战二战不仅描绘了我们如今世界的模样，更是直接铸造了现代中东格局。

生于1881年的凯末尔和生于1878年的礼萨汗所在时局实有不少相似处。一些如安德鲁满果（Andrew Mango）一般的学者认为，凯末尔的父亲有阿尔巴尼亚血缘。凯末尔传记作者肯弱丝（Kinross）也提及，凯末尔长的更似高加索人一般魁梧。同样的，礼萨汗的母亲是当时俄罗斯帝国乔治亚省的穆斯林，移民来了卡扎王朝治下的伊朗。尽管两位枭雄都并非纯正的土耳其种族人或者波斯雅利安人（彼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都是横跨多省，融合多个种族的大帝国），二人都在统治国家后大力推行国家主义。凯末尔的“土耳其化”奠定了今日土耳其的国家根基。礼萨汗的“波斯化”也给国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奥斯曼末期，愈发虚弱的帝国向邻国割掉了许多地方。凯末尔的职业始于成为“爱国人士”，并在时奥斯曼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和叙利亚做军官。他第一次参战是意大利-土耳其之战，战争的结果是奥斯曼大输，向意大利王国割去了的黎波里、费赞、昔兰尼加。1912年，凯末尔参与了巴尔干战争；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凯末尔的出身地——赛洛尼卡（今Thessanoniki）。尽管奥斯曼帝国在战役上的连连失利，凯末尔却因这些战役成为了当时局部战役里的常胜将军。

同样的，礼萨汗的职业生涯也始于当时有志向的男人的一大职业——从军。他曾是当时波斯最精锐的部队卡萨德队（Cossade Brigade）一员。因为礼萨汗极擅机械枪，他很快成为了军队里最被看好的年轻人。如同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卡扎王朝下的波斯也屡屡失去了领土和部分主权，外国参政议政，尤以波斯宪法革命（1905-1911）为胜。

时局动荡和戎马生涯让这两位独裁者有了相似的价值体系和历史。二人都通过对前政府的政变而上位。二人都很爱国，而且为此不择手段甚至血腥镇压反对派。最后，二人的军旅生涯也让他们的私人生活动荡不安。凯末尔一生与无数女人有染，礼萨汗更是4度走进婚姻殿堂。

过程成就结局

1919年夏季，凯末尔在掩护下偷偷乘坐小船从君士坦丁堡逃走。彼时，君士坦丁堡的政府刚刚向他下了逮捕令和死刑令。同年9月4号，凯末尔带领他的大国民议会（Sivas Conference）宣布了土耳其的独立。彼时西方国家刚刚和原奥斯曼苏丹政府协议，暂时入驻了君士坦丁堡和尹兹密尔（Izmir）。凯末尔此言既反外国侵犯，又直接反对国际上的正式奥斯曼政府。

君士坦丁堡的官媒大肆谴责了凯末尔的革命军，因为土耳其刚刚经历了之前大大小小极具摧毁力的战争，又在一战里死伤惨重，人口减少了25%，人民极需调养生息而非又开内战。凯末尔所在的中部安纳托利亚更是大部分只剩下老人、女人、小孩。凯末尔重新征兵，并要求妇女将她们家中的厨具拿来做军用。

凯末尔赢了内战之后，也“被选举”为了总统。但这个选举基本是凯末尔自导自演，所以曾经在内战中担任助手的诸位大臣对他独裁的举动不满，包括内战功臣拉夫（Rauf Bey）、拉菲特（Refet Pasha）、阿里符阿（Ali Fuat Pasha）。为了捍卫民主，他们后来成立了进步民主党（Progressive Republican Party）。此举并非为了挑战凯末尔大刀阔斧的世俗改革，而仅仅是为了促进曾经凯末尔自己承诺的民主到来。土耳其国内翻天覆地，宗教人士、学生、女人、普通人，都在改革中换了身份，但是另一部分不满也来自于凯末尔的独权。除此之外，凯末尔也大力推进“土耳其化”，虽然较之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时的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温和很多，但是本质也是去除在土耳其内各种族的历史记忆，重新洗牌让他们都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公民的意识。

但是，凯末尔有一点与礼萨汗截然不同。他的外交政策向来是以实战为基础的不结盟手法。即便一战中，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国是交战双方死对头，凯末尔也领导了许多奥斯曼青年在物资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奋力抵抗英国，战后，两国重归于好，凯末尔本人也对一些英国上将大加赞赏。同时，凯末尔对一向帝国主义的俄国保持了距离；即便对红色革命之后的列宁苏维埃政府，凯末尔也只是利益上与其互换而并不结盟。凯末尔的独立并非反对西方或者远离权力，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实战。相比之下，伊朗的礼萨汗尽管绞尽脑汁想保留伊朗独立，而且运用外交中经典的权力守恒（balance of power）手法，他在位的时局与他的审时度势却让西方对伊朗有机可乘，尽而颠国。

在土耳其内战后的第二年，礼萨汗于1921年发动政变，废黜了卡扎王朝的末代君主，自己称帝，开创了巴列维王朝。尽管当时他想创造一个共和国，在英方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游说下，还是作罢了这个想法。

礼萨汗上位之后，开启了一系列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改革，与凯末尔相似。改革包括：撤销西方人在国内的一切特权，教育改革，废除女人需要带头巾的旧礼，“波斯化”，创立隶属伊朗的国有中央银行，等。

如同土耳其的宗教组织对凯末尔的抨击一样，礼萨汗也遭遇了国内宗教领袖的严厉斥责。在马什哈德的宗教领袖愤而逃离伊朗，称，不愿意在“狗”的统治下生活。

礼萨汗改革的前几年是大快人心的，礼萨汗也是受人民爱戴的。但是他的统治也愈发地变得专权了起来。在和英国的拉锯战里面，他借此血腥罢免了一些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内阁成员、能人志士。曾经辉煌一时的皇家部长阿布多胡赛因（Abdolhossein Teymourtash）因对英石油谈判不佳，落进了英国的反间计，做了两国交恶的替罪羔羊，被囚禁，在狱中莫名死去。同样的，财政部长非如丝（Firouz Nosrat-ed-Dowleh）也被囚，在狱中死去。

在土耳其来说，凯末尔遭遇了一场失败的谋杀，之后利用这个莫须有的理由将曾经呼唤民主的反对派进步民主党大清洗，昔日战友送入刑场和监狱。尽管在凯末尔的末年，他也渐渐放权，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班子接任共和国的担子。

【1】卡萨德队是当时和沙俄帝国一起训练的沙俄精锐部队。

结局：为什么不同？

凯末尔一生从军。他的一生也是土耳其现代军从无到有的故事。土耳其现代军也确实比奥斯曼帝国时期有序、高效了许多，对外能抗敌，对内能平内乱。凯末尔能震慑住土耳其国内四分五裂的声音，很大一部分是靠他牢固的军权和行军打仗的远见。

在20世纪30年代初，凯末尔和当时正在上升时期的希特勒进行了一些交流，他对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嗤之以鼻。凯末尔是德式实战外交（realpolitik）的现代执行人，早已看清希特勒想诱使土耳其再次卷入战争的花招。他曾说希特勒是一个“疯子”，对之冷冷处理。可笑的是，希特勒和纳粹却从凯末尔的“土耳其化”政策里获得了启发，也要做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者。可是，凯末尔的“土耳其化”相对是和平的，亦无扩张国土侵略别国的主意，而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却将战火燃烧到许多它国，令无数人死伤。

在外交和军事上，礼萨汗远不如凯末尔幸运。因为礼萨汗长期的个人主义，一些有能力的反对派和内阁成员要么已经被害，要么已经离开，国内官僚内马屁精主义奉行。当英国与俄罗斯联合部队于1941年侵占伊朗时，在德黑兰驻守的将士竟然不开一枪纷纷窜逃。礼萨汗得闻自己训练出来的精锐竟然如麻雀一样四散而逃，生气地用拐杖敲打统领的将军，几乎要杀掉他。

粉红色部分是隶属俄国的石油特权区，红色是英国的在伊石油特权区。

而伊朗和土耳其最大的不同可以说是两个因素：伊朗拥有潘多拉的魔盒——石油，还有礼萨汗玩弄外交守恒的意外失败。

20世纪初，伊朗首先在中东发现了石油。卡扎王朝的汗王赐予了英国人威廉达西（William Knoc d’Arcy）和他的英波石油公司（现在大英石油）一条位于伊朗境内的石油公馆区（石油公司拥有这个区域所有石油的权益和收入，伊朗人没有丝毫）。达西石油区成为了此后伊朗人民对外国人和统治者长期矛盾的一条重要原因和导火索。

譬如，此后伊朗内阁多次想要重新拟定和达西的公约，增加伊朗份额。此谈判失利送了皇家部长阿布多胡赛因一条性命。

礼萨汗多年与占据伊朗的英国势力斡旋不得，想到了外交里的权力守恒法则，决定引入德国势力来制衡英国（还有俄国）。在1931年，礼萨汗禁止英国皇家航空公司飞进波斯领空，转而把权益给了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伊朗对纳粹德国的友好成了此后同盟国的罪证。1941年二战开始之后，英国和苏维埃俄国以此为借口，入侵了伊朗（确保物资输送）。

对于凯末尔来说，他却在1938年二战开始前夕因为肝癌去世。凯末尔一生嗜酒如命，作息严重颠倒，夜工作日睡眠，50几岁就去世了。

他的去世对中东局势又是一击。如果他在，也许历史又会重改。他曾在电报里说，“如果大战突如其来……国家们一定要联合在一起……反对侵略者。” 可惜，他也看不到如炸弹般爆发的大战了。

更可惜的是，礼萨汗和伊朗的命运还在继续书写，而且要被大战改变。1941年，英俄联军入侵伊朗之后，礼萨汗被迫退位并被流放。他的儿子，莫罕穆德礼萨汗（礼萨汗巴列维）继位，成为了巴列维王朝和波斯王朝的末代君主。此后他的大力现代化改革和被流放的唏嘘命运和他的父亲多处相似。

到了1941年，现代土耳其和伊朗的命运就此尘埃落定，如同他们的两位创始人一般。凯末尔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土耳其，而伊朗却还要在历史的洪流里在颠沛流离数十载。

注：青年土耳其党时，政府已经奉行“土耳其化”，大量屠杀亚美尼亚人，其血腥程度几乎可以比肩而战杀害犹太人。但，今天的土耳其很多人也不承认屠杀亚美尼亚人，说是捏造（如同很多伊朗人不承认犹太大屠杀一样）。凯末尔时期并无大量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政策，但是也有亚美尼亚人被陆续杀死，城中少数民族尤其是希腊籍土耳其人遭罪，全家财产被没收，有性命危险。文：傅卓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