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商人在唐朝受到了优厚待遇。前来朝贡的使臣被赐予丰厚的绢帛和马匹，除此之外，商人进贡的礼物可以免纳沿途的商税，有时连进贡人私人携带的货物，也可以只纳半税。进贡人可以得到沿途地方官的招待，食宿免费。蕃坊的设置对于虔诚笃信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来说，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为蕃坊不仅是外国商人集中居住的地点，而且由于他们在那里“列肆而市”，因而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商业区。这个商业区不仅有特殊的经济地位，而且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如蕃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由蕃长按照其本国法律惩处。哈桑也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唐代，侨居中国的穆斯林有自己的教长、法官等职权，不仅限于广州，其他中国城市，有穆斯林的地方，就有穆斯林的法官、教长、寺院和市场。”可见波斯商人在中国各处城市都享受到了法律上的以及宗教信仰上的照顾。正因为上述的各种优待，所以波斯商人愿意到中国充当使者，进行朝贡贸易。同时，蕃坊这种形式，对于波斯商人是十分有利的，形成了密集民族商业网点和繁华的商业区，加强了相互联系和协作，对开展商业活动十分有利。

如果我们把来华的波斯商人和来华的粟特商人加以对比，则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现象。波斯商人主要活跃于唐代都城西京长安，距长安不远的扶风也有波斯人行迹，但东都洛阳却没有记载，说明武则天以后，洛阳对于胡商的吸引力减弱。更多的波斯胡人出现在扬州、洪州、广州等江南都市，以及湖北、四川等地，他们的分布十分零散。从时间上来看，波斯人主要活跃在安史之乱以后。与此不同的是，粟特商人更主要的是活跃在北方陆上交通道路的沿线，时代更集中在北朝到唐朝前期，虽然也有个别粟特人深入南方，甚至岭南，但主体显然是在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营州等地。

粟特商人主要是从陆路来到中国的，而上述史料更多地把波斯商人与“乘舶泛海”联系在一起，广州、扬州大批波斯商人的情况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一诗“舶主腰藏宝”句注称：“南方呼波斯为舶主。胡人异宝，多自怀藏，以避强丐。”义净到广州后，也是“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

说明唐人把波斯看作是海上而来的商船“舶主”的代称了。粟特人主要是以陆上的队商形式东来的，他们有自己的队商首领，即“萨保”。

商队

从另一方面来看，粟特商人的东方商贸活动是先后受到自己的宗主国庇护的，当然他们也为宗主国带来贸易上的利益。波斯的东方贸易受到粟特人的阻拦，但是它也同样阻碍着粟特人和突厥人与波斯以西地中海国家，特别是拜占廷的贸易往来。在粟特人力图直接通过萨珊波斯与西方贸易的努力失败后，568年由突厥汗庭出发的突厥粟特使团到达君士坦丁堡，从此建立了绕过伊朗地区而经高加索地区与拜占廷交往的通道。一向与波斯人争夺陆上商贸道路控制权的粟特商人，既然在四世纪初叶以后已经牢固地掌握了东方的贸易网，那么五世纪中叶以来通过陆路而来的波斯人，就很少有成群结队的商人了，波斯的商业活动仅仅局限在波斯使臣的朝贡贸易的范围内。正是因为粟特人控制了贸易道路，所以真正的波斯银币是粟特人带来的。

粟特人和波斯人在唐朝的贸易往来虽然产生了竞争，但在商业贸易的过程中，对本国和唐朝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经济文化双方面的发展，也印证了唐朝“世界主义”所体现的包容和兼收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