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土耳其举行地方大选。此次选举意义非凡：这是土耳其2017年修宪为总统制后的首次地方选举，也是2023年总统选举前最后一次全国大选。选举结果出炉，埃尔多安尝到了惨胜的苦涩。

土耳其81大省中，总统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虽仍维持多数统治，但只拿到39省的执政权，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许多；更被共和人民党（CHP）连下三城，拿到了前三大省的执政权：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与伊兹密尔。

其中伊兹密尔本是CHP铁票区，输了并不稀奇；安卡拉虽是首次失守，却也还算面子问题；但输了伊斯坦布尔，那可就是实实在在的里子失血了，这里不仅是土耳其的经济重镇，也是埃尔多安政治生涯的起点，当年他就是以伊斯坦布尔市长的身分，一步步走到了今日的总统之位。

因此，为了“弥补”损失，在选举结果揭晓后，AKP甚至要求在伊斯坦布尔的32个选区重新计票。4月9日，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部分驳回了AKP提出的重新计票的呼吁。因此，虽然埃尔多安坚持认为，如果全部重新计票，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改变其丢失伊斯坦布尔的结果。

但这次地方大选虽给了埃尔多安一计重槌，却也赏了他些许甜头，例如东南的库尔德诸省，AKP在这次选举中夺下了阿勒（Ağrı）、比特利斯（Bitlis）、舍尔奈克（Şırnak）三省的执政权，其中舍尔奈克更是传统的库尔德政党铁票区，会在这种地方胜选，或许连AKP自己都没预料到。

掌权十来年，埃尔多安凭借合纵连横的技巧、丰硕的外交成果、经济发展的荣景，树立起无人能敌的统治威望及魅力，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词。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经济问题正是此次的选举关键，这对埃尔多安与土耳其的崛起之路来说，都是短期难解的困境。

“苏丹”的合纵连横

埃尔多安2003年出任土耳其总理，之后连任三届，并在2014年成为土耳其首任民选总统，2016年经历了流产政变，2017年推动公投修宪，将土耳其改为总统制，更因修宪后的总统职权相当巨大，而被称为＂现代苏丹＂。

在国内政治上，埃尔多安成功瓦解常年干政的军方势力，终结了土耳其行之有年的＂一国二君＂制。自凯末尔推动西化以来，军方便自诩为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的守门人，并曾在1960、1971、1980、1997年四次干政，几乎每十年一次，且次次受民众肯定，因此过去还流传过一个笑话＂土耳其不论谁当选，执政的都是军队＂。

埃尔多安上任后，首先拉拢伊斯兰领袖葛兰，藉其宗教威望削弱军队在民间的影响力；随后进行多次＂民主改革＂，其实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军队在文官系统内的影响力连根拔起，并架空多名军方高级将领的权力。

2016年土耳其发生了流产政变（但也有其自导自演一说），埃尔多安便更有理由整肃军队。结果证明，这波整肃的范围超乎想象，扩及学界、媒体界、司法界，上千所学校、媒体网站被迫关闭，十几万名公务员及学者被迫离职，埃尔多安的亲信集团随后取而代之。

军队的辉煌岁月一去不复返，而当初被用以制衡军队的葛兰，也因其宗教势力日渐庞大，俨然成了另一个平行政府，被逼流亡海外。埃尔多安收编军队，打压葛兰运动与文官体系，可说是弹压了所有国内的反对势力，故土耳其政坛上虽有反对埃尔多安的政治人物，但大多不成气候。

找回土耳其的东方身份

埃尔多安既在国内铲除异己，同时又靠灵活的对外政策为自己树立威望。土耳其地处欧亚之交，其身份认同也长年在东西之间摆荡。

凯末尔以降的土耳其领导人，多采欧洲取向的外交策略，积极加入欧盟，渴望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样的失望已在历史中上演过无数次；而埃尔多安则象征了屡屡无所适从下的反动力量，其外交政策带有鲜明的中东色彩，并逐渐将土耳其的国家形象由西方侧翼转化为中东大国。

其首先介入叙利亚内战，在2016年的“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中建立了叙土边界的安全区，又在2018年的“橄榄枝行动”中取得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区，削弱国内库尔德反抗军的力量；而在以巴问题上，埃尔多安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站在了政治正确的一方，并藉卡舒吉命案的新闻发酵来羞辱沙特阿拉伯，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以牵制埃及，企图掌握伊斯兰世界领袖、中东强国的话语权。

然而即便埃尔多安看似回防中东，却也未全然放弃＂西方国家＂的身份，仍试图让土耳其成为欧盟的一员，且其虽改善与俄罗斯及伊朗的关系，却也不敢做得太过火，以免彻底激怒美国与北约。

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灵活摆荡，令土耳其人有种＂重回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自信感，自然拢络了不少民心，构成其坚实的统治基础。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失灵

除了在整顿政治势力、外交场域中颇有建树外，埃尔多安也在经济上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然而其经济政策可说是肇基之初便危机四伏，并在一连串蝴蝶效应下，由荣景一片走向后来的货币危机，酿成了这次败选的致命伤。

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以低利率为主轴，辅以招揽外资、政府挹注基础建设等措施，令土耳其经济在过去十年内高速成长，其GDP在2018年时达到9098亿美元，世界排名17，人均GDP则达到1万美元；

此外政府也提供各种福利津贴，并大力改善各乡镇的基础建设，这也是AKP能在某些东南部库尔德省胜出的原因。库尔德人未必不想独立，但长年动乱下来，比起整天打游击的反抗军，能稳定供水供电的市政府显然更有吸引力，因此由独立转求自治，也逐渐成为某些库尔德人的政治要求。求取温饱，终是人之常情。

但既然赢了库尔德区，为何还会输掉前三大城？原因在于2018年的土耳其里拉崩盘与外债危机。土耳其的经济数据看上去耀眼，其金融体系却相当脆弱。经济过热导致通膨、资产泡沫、经常性账户赤字，而埃尔多安又时常与央行意见不合，强制插手金融体系，例如在选前强迫央行降息，以活络经济、促进建设等。

此举除严重打击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外，也让经济过热得更厉害，长久下来，终于迎来了炸裂的导火线_——美国的经济制裁。

2018年特朗普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升为两倍，里拉随即重贬20%，几近崩盘，接着便触发了外债危机，通膨率与失业率就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土耳其全国上下民怨沸腾。

对库尔德省的居民来说，政府提供水电是恩赐；但对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的居民而言，维持经济稳定是政府的义务。双方境遇不同，思考脉络也互异，因而有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土耳其崛起＂该何去何从？

现美国虽已解除了制裁，但土耳其的经济也没能立刻恢复，仍是一片疲软，内伤颇重，从而波及AKP的选情。

埃尔多安或许选前就心里有数，经济问题会是自己的致命伤，故不断诉诸民族主义的选战策略，例如在竞选场合播放新西兰清真寺的屠杀视频，强调许多反穆斯林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已混进土耳其境内，＂他们应该要像加里波利之战的祖父们一样，被装进棺材送回去！

或大肆宣传土耳其经济崩坏全是欧美的阴谋，CHP是外国势力的走狗，＂土耳其人千万不能向恶势力低头＂；以及听到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后，立刻愤而宣布＂那我就让圣索非亚大教堂从博物馆变清真寺＂等。

可惜这次似乎成效不大，经济疲软就像一把利刃，深插在埃尔多安政权体内，并让伤口不断失血，挑起民族情绪顶多就是上了层药，但刀没拔出，伤口仍在，药上得再多也无济于事。

而某些西方媒体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次大选象征埃尔多安的失势，且可能是土耳其走向＂健全民主制＂的起点，这或许有些异想天开了。

民众虽不满经济疲软，却未必会抛弃埃尔多安。埃尔多安上任后确实不断扩权，也压制媒体自由、铲除异己，但其一手打造的土耳其黄金十年，人民不可能全都抛之脑后、视而不见。

所谓＂土耳其崛起＂，背后不只是华丽的数据，更暗藏了土耳其社会中被西化政策压抑许久的无声吶喊：伊斯兰认同、东方身份、欧亚强国等，埃尔多安未必全然奉行这些价值，但他让自己成为民众眼里的价值代言人，并把这些价值巧妙地镶嵌在政策中，成了土耳其崛起的舵手。

久而久之，只要挑战埃尔多安，就形同挑战土耳其主流价值观，也就等于挑战了土耳其崛起，这几乎是土耳其过往十年的社会氛围。这种集体潜意识不会因一场选举而消亡殆尽，也难因一次经济危机而发生逆转。

此次反对党虽有所成长，但民众几乎不怎么讨论其政见，多是为了＂惩罚埃尔多安＂而将票灌给另一方。经济问题虽然拖累了埃尔多安，却也没能将其赶尽杀绝，AKP仍取得了多数省分的执政权，稳住了土耳其的内政格局，国家各部也仍由埃尔多安的亲信掌控。

埃尔多安若想继续保有土耳其崛起的标签，首要之急便是改善民生经济，故或许会向国际货币基金（IMF）寻求协助，并减少对央行的干预。

但如此一来，便势必要在土美关系、土欧关系上有所让步，届时是否还能维持过往在欧亚间来回摆荡的外交弹性？恐怕相当不易。

或许此次大选真正挑战的，不是埃尔多安的执政正当性，而是土耳其现有的发展道路，是继续依赖外资与央行降息促进经济活络，进而在欧亚之间来回摆荡？还是为解经济困境，牺牲部分外交弹性，靠拢西方？

这不只是埃尔多安的个人挑战，也将是土耳其下一个十年的难解困局。文：刘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