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丝路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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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级:专家教授
  • 2020/4/19 16:56:40
  • 楼主(阅:15392171/回:0)疫情下的海湾地区:沙特的野心敌不过疫情的现实


    今年2月下旬,沙特政府突然叫停了前往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的朝觐签证发放。这段时间的朝觐仅仅是“副朝(Umrah)”,副朝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正朝(Hajj)”。正朝的时间是在伊斯兰历每年的最后一个月,对于所有身体健全的穆斯林来说,一生中至少应当有一次正朝。统计显示,沙特目前年均吸引约800万人次入境朝觐。


    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的圣城,赋予了沙特王室以特殊的意义,沙特国王也得以增加一个“两圣地仆人(Custodian of the Two Holy Mosques)”的头衔。然而如今,这两座圣城已经被完全封锁,甚至于沙特本国公民也被禁止前往两圣城朝觐。更为严重的是,沙特政府很有可能宣布取消今年7月下旬开始的“正朝”。尽管还没有官宣,但沙特朝觐事务大臣已经在敦促全球各地的穆斯林推迟预订前往圣城朝觐的旅程,这表明正式决定的出台或已迫在眉睫。如果最终取消“正朝”,这将是过去两百多年以来的首次。


    全球其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和宗教机构相比,利雅得方面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行动更为迅速。著名的埃及艾兹哈尔大学直到3月下旬才最终勉强建议穆斯林无须在每个周五的“主麻日”前往清真寺,以避免大规模人群聚集。而像马来西亚、摩洛哥这样的穆斯林国家,直到最近才开始关闭当地的清真寺。


    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来看,叫停“副朝”和“正朝”有明显的益处,但沙特却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首先,来自全球各地的朝觐者每年可为该国创收数十亿美元,如果疫情持续下去,沙特经济将因此遭重创。其次,相较于有形的经济损失,另一个无法量化的损失更为巨大。在过去20年时间里,沙特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已经恶化(编者注:之所以说“20年时间”,是从2001年的9-11恐袭开始算起),接待全球穆斯林的朝觐是该国改善公共形象、释放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中断了朝觐 - 这一穆斯林们长期以来认为理所应当的跨国人口流动,也同样揭开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沙特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无论是在中东还是世界其他地区,此次疫情都加速了某些历史趋势的脚步。在沙特的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到,正在加速的趋势是:该国对泛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宣告终结,穆斯林世界日趋多极化。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沙特一直试图依照自身想法和理念去重塑穆斯林世界。费萨尔国王在其主政的1964-1975年间率先推行以“伊斯兰大团结”为指导方针的外交政策。不过,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只是来自一个1932年刚刚建国的民族国家而已。自此以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沙特通过各种平台、机构和个人,包括致力于宗教事务的政府部委,到组建穆斯林世界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等全球性的慈善组织,再到王室成员和商界精英等,向整个穆斯林世界投入巨大资源,传播伊斯兰教信仰。他们所宣传的是得到沙特政府支持的瓦哈比教派这样一个伊斯兰教中的保守派别,该派别归属于逊尼派,反对偶像崇拜等民间习俗,并对什叶派等保持强烈的敌意。


    冷战时期,沙特的这种宗教扩张达到了其顶峰。当时,美国发现沙特的这些做法,在帮助华盛顿对抗前苏联时能够派上很大的用场。在沙特的帮助下,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们组成的游击队与前苏联军队作战,并吸引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圣战者们参与其中。


    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沙特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伊斯兰教的雄心正在减弱,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则在同时推广贴有本国特色标签的伊斯兰教信仰。


    特别是在2001年的9-11恐袭发生之后,由于19名劫机者中有15人来自于沙特,因此该国在全球范围内资助传教的做法一夜之间被视为恐怖主义之源。在1973-1990这段沙特资助传教的鼎盛时期内,该国在全球20多个国家通过设立教育机构、派驻宗教事务外交官等方式,还包括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这样的战火中国家成立战时救济慈善机构等,不断将带有沙特特色的伊斯兰教信仰输出出去。但随着国际范围内对于沙特资金外流的审查日趋严格,那些曾得到沙特资助的机构也慢慢失去了其靠山和影响力。


    印尼、科索沃和尼日利亚的相关机构都真切地感受到,来自沙特的资金支持在2001年后明显减少。Fadl Khulod博士是穆斯林世界联盟尼日利亚分部的负责人,穆斯林世界联盟是一家总部位于圣城麦加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负责从分发《古兰经》到建造清真寺等一系列推广传播伊斯兰教信仰的具体事务。他介绍称,由于沙特允许该国境内慈善组织接受外部审查,穆斯林世界联盟在尼日利亚的办公室已经整整10年没有收到来自沙特的一分钱了。如今,他已经解雇了手下的所有雇员,只能一个人经营打理这间办公室。


    除了外部审查外,利雅得方面疲于应付的还有2014年那次国际油价暴跌带来的一系列后续影响。这直接削弱了沙特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资助伊斯兰教传播推广的能力。而恰恰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其他一些国家试图取代沙特,成为伊斯兰教推广的新“代言人”,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土耳其政府通过历史渊源纽带发挥其软实力,与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巴尔干地区,以及更远一些的中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建立起联系,在当地推广带有土耳其特色的伊斯兰教信仰。伊朗也并未甘居人后。德黑兰方面与包括印尼、波斯尼亚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低调但畅通的渠道,向后者输出其软实力,专注于传播推广波斯文化。当然,该国对于中东地区某些武装团体的支持也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不过,瘦死的骆驼仍然比马大。


    尽管软实力逐步下降,但全球范围内仍有18亿人次每一天都会朝向沙特所在的方向做礼拜,朝觐这项穆斯林的义务之一仍是沙特手中的绝对王牌。例如,沙特每年向印尼提供的朝觐人数配额是23万人次。众所周知,印尼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23万人次的指标远远满足不了当地穆斯林的需求,一些印尼人需要等待长达20年的时间才能获准前往圣城麦加朝觐。因此,建立和维护好与利雅得之间的双边关系,争取更多的朝觐配额是印尼官员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内容。


    过去数十年时间里,雅加达方面很少对沙特推行的宗教活动表示异议,因为印尼政府决不想因此失去宝贵的朝觐配额,更不要说沙特人还会带来一些实际的投资项目。


    让人担忧的是,沙特近年来在处理地区纠纷事务中将朝觐事务政治化的趋势愈发突显。鉴于沙特在也门内战中的不光彩角色,利比亚和突尼斯两国的伊玛目都呼吁抵制前往沙特朝觐。流亡于卡塔尔的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优素福.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在2019年发布一项宗教法令,以有违人权为由抵制前往沙特朝觐,认为沙特在也门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当地人权。


    无论有怎样的争议,事实上是,公元8世纪-19世纪期间,曾有过因流行病、战争等暂时中断麦加朝觐的情况发生,但自1798年拿破仑率领军队侵入汉志地区以来,朝觐活动就从未完全停止过。正因如此,今年可能彻底取消“副朝”和“正朝”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争议不仅仅聚焦于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影响到明年乃至未来数年的朝觐活动。其实,朝觐期间本就是流行病高发的时段,此前常常有朝觐者感染上呼吸系统疾病,在返乡后这些症状被称为“朝觐咳嗽”。


    朝觐的中断以及穆斯林停止往返沙特的旅行,对于沙特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将构成一定影响。朝觐之旅以及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沙特在三大洲推广传播伊斯兰教的关键环节。例如,曾是印尼开国元勋但后期被排挤的Mohammad Natsir,曾经常到访沙特并赢得了费萨尔国王的青睐,在后者支持下于1967年成立了印尼伊斯兰教传播委员会。该委员会很快就成为了沙特资金进入印尼的关键渠道。值得留意的是,这家印尼伊斯兰教传播委员会在中爪洼省开设了一所寄宿学校,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的一些实施者就曾就读于该学校。


    与之相似的是,一位名叫Abubakar Gumi的尼日利亚学者曾在吉达从事朝觐接待组织工作。他于1965年受托将费萨尔国王提供的一笔资金运往尼日利亚,并在当地迅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苏菲派运动。1955-1965年间,Abubakar Gumi每年都要前往麦加朝觐,并在当地招募合作伙伴,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Fadl Khulod,后者帮助其在阿布贾经营着穆斯林世界联盟的办公室。


    宗教学生间的交流也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这种交流也是沙特对外扩张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开设于1961年的麦地那伊斯兰大学(Islamic University of Medina, IUM),其办学目标就是将在该校就读的海外留学生都培养成萨拉菲思想的传播者。这已经在战后的科索沃有所体现,当地的一些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校友们在过去20年时间里成为了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学者。


    尼日利亚与科索沃的情况相仿。Jafar Adam是当地最负盛名的萨拉菲派学者,他本人就曾在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就读。Jafar Adam有一个十分出名的门徒,名字叫做Mohammed Yusuf,后者创立的组织便是在非洲地区谈之色变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


    沙特如今为抗疫而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冻结了这些宗教和思想的交流活动。


    当然,利雅得方面或许能够承受朝觐中断等带来的种种损失。如今,该国似乎正试图摆脱上世纪后期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推广传播伊斯兰教的做法。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在其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中并没有提及宗教信仰问题。具体来看,推进实施“2030愿景”的13个具体方案中,只有一个谈及宗教。沙特伊斯兰教事务部的一些官员们曾在去年透露,自王储上台以来,该部门得到的各种资源明显有所减少。


    在这样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新时代,沙特的调门虽然有所降低,但其他穆斯林国家却纷纷挤上了前台。如今,资助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在海湾地区更是如火如荼,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提供各种支持。阿联酋为海外的苏菲派团体和机构提供资金,邀请高人气的苏菲派学者出席国际会议,例如毛里塔尼亚的Sheikh Abdallah bin Bayyah。卡塔尔则一直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以来,多哈方面在广大中东地区为巴勒斯坦哈马斯和叙利亚自由军等机构提供了大量资助。2004年,国际穆斯林学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slim Scholars)在多哈宣告成立,成员报告9万多名宗教学者,遵循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旨对外推广伊斯兰教法学。而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支持恢复宗教场所,并负责组织该地区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活动。


    这些国家政府的种种举措都不会对沙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传播伊斯兰教活动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毕竟沙特的做法已经巩固了萨拉菲主义的地位,将反什叶派和反苏菲派等理念主流化,并在很多国家播撒下了圣战思想的种子。即便是疫情过后,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都很难复制沙特此前取得的成功。


    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现实是,沙特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地位已经下降。在“副朝”被叫停6周后,麦加大清真寺内天房四周空无一人的场景让人难以忘怀。但很多穆斯林国家并没有追随沙特的脚步,采取同样严苛的抗疫措施。在印尼,今年5月开斋节假期的返乡活动很可能一如往常,这将是一场涉及2000万人口的流动大潮。在巴基斯坦,人们继续聚集在清真寺内做礼拜。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将穆斯林世界团结在一起,而是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碎片化”和“多极化”趋势,无论是沙特,抑或是其他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似乎都无力成为将大家捏合在一起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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