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350名伊拉克反对派政客在伦敦埃奇韦尔路希尔顿大都会酒店举行了名为“拯救伊拉克，实现民主”的会议。许多与会的政治家在流亡中度过了他们的大部分成年时光，在这些时间中他们支持着美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干涉计划。

伊拉克的政治前途就是在这次会议中，在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的重压之下被决定了：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该国将实行根据民族-宗派划分政治权利的政治配额制度（Muhasasa Ta'ifia）。

参加2002年12月伦敦会议的反对派代表（图源半岛电视台）

时任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领导人，后来成为伊拉克总统的塔拉巴尼（Jalal al-Talabani）定义这次会议的任务为“将伊拉克重建为一个民族、领土和实体的统一”。时任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领导人，后在2005年成为伊拉克新建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总统的马苏德·巴尔扎尼（Masoud Barzani）则强调需要“和解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后来成为石油部长的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al-Chalabi）则呼吁“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对民主准则的巩固”。

会议闭幕时，反对派发表了长达10页的政治声明。声明强调根除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为迫害什叶派而定义的宗派主义，提出构建基于人权和公民平等的新伊拉克的设想。

到今天十七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些宣告中的大多数都只是空洞的豪言。目前的伊拉克在宗派政治中深陷困境，直接导致了空前的政治危机和国家在满足公民基本需求上的失败。

配额制度的起源

伊拉克反对派和他们的西方同盟最先在1990年代的一系列会议中提出了配额的构想，意在将政治和权利资源分配给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这三个主要的宗教和族裔群体。

最早的会议于1992年10月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控制区的Salah al-Din度假区举行。这场会议设计了许多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后上台的理事机构。

这些理事机构的立场以会议对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所占百分比的认知为基础，因此为配额制奠定了基础。

与会者宣称这种新的政治制度是团结伊拉克人和以民主取代萨达姆侯赛因独裁统治的一种方式。巴尔扎尼（Barzani）在开幕式上宣称伊拉克的未来在所有与会者手中，他声称“我们可以把伊拉克从独裁统治中拯救出来……我们必须拯救伊拉克人民……我们必须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后来他继续形容此次集会为“全体伊拉克人的胜利”。

什叶派领导人Mohammed Baqir al-Nassari说，与会者希望伊拉克人能自由，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意见，无论领导人是逊尼派、什叶派还是库尔德人”。

从反对派对“统一”和“人权”等话语的工具化和帝国主义对“拯救伊拉克人民”的广泛呼吁来看，美国及其盟友显而易见地影响了这些会议所采用的语辞。

在1990年到1997年任英国首相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曾用相似的语言说“团结的反对派是唯一可以真正替代萨达姆·侯赛因的”。他指的是那些在Salah al-Din 会议中集合的反对派。后来，在入侵伊拉克前夕，小布什再次重申华盛顿对普世权利的承诺，他声称“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希望和人权”，并承诺战争将使伊拉克人生活得有尊严。

然而与民主化与和解的主张相反，反对派实际上将伊拉克沿着“民族-宗派”的路线撕裂开来，似乎这才是伊拉克社会最核心的组织因素。

这其实在1992年的会议上就有了明显的迹象，例如，由伊朗支持的政党“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的代表宣称“我们不要另一个由少数派统治的伊拉克”。

2002年伦敦会议的批评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该民族-宗派配额制度的问题。比如，抵制会议的伊拉克自由民主党(The Iraqi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就宣称“反对一切按比例传播宗派主义的企图”，并强调他们曾多次“警告伦敦会议不要以Salah Al Din 会议的建议为基础。

同样，总部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逊尼派的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组织的发言人Ihsan Abdelwazir也预言伦敦会议的决定将给伊拉克带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战争”。

失灵的制度
当反对派最终在美国领导的联盟入侵伊拉克后被赋权，配额制度批评人士的预言开始一一应验。

该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后侵略时代的内战。当时口口声声要和解，要统一和民主的政客们用暴力来保全和增加他们在配额制度中所获的利益，尽管这种政治制度的实行从未听取民众意见。

更重要的是，配额制度助长了腐败的猖獗。部长职务、公务员职位以及政府合同都是根据“民族-宗派”这条路线分配。从2003年以来，由于宗派利益和党派利益的冲突，伊拉克的历届政府都陷入瘫痪。除此外还存在着大规模的机构性功能障碍。

结果是这个每月可以获得60亿美金石油收入的国家甚至无法向其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普通伊拉克民众很快也看到了政治配额制度的失灵。事实上，作为对诸多弊端的回应，去年10月在伊拉克中部和南部发生了大规模抗议运动。抗议者公开批评该制度的失败，并呼吁进行系统性的政治变革。

2019年10月伊拉克大规模抗议示威 （图源半岛电视台）

在示威游行中，抗议者常常高喊“不要配额制度，不要政治宗派主义”。他们绘制反对配额制度的涂鸦，竖起标语讽刺“现有政治制度考虑了伊拉克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这一虚伪言论。

尽管配额制度的锻造者们在美国入侵前曾经再三保证将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和基本人权，但对抗议活动的暴力镇压再次证明这些保证都只是一纸空谈。

在短短六个月内，将近700名示威者被杀，伤者超过 30，000人。这使策划和实施配额制度的政治家以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一政治体制的企图在道德上宣告了破产。

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对政治配额制度提出了挑战，使民众第一次可以想象一个新的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