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14年末的那次国际油价下跌以及随后海湾阿拉伯国家财政收入遭受冲击，仅仅是对当前原油供过于求的一种提醒，那么这次油价下跌向海湾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出的信号则更像是一个警报。

当2014年末石油出口收入急剧下滑时，其结构性基本面与OPEC+各成员国在今年3月时所看到的极为相似：中国需求下降、美国生产商持续增产。为此，OPEC找到了俄罗斯、墨西哥等新伙伴组成了OPEC+，并于2016年底作出回应，通过减产推高油价使其稳定在50-70美元/桶的区间范围内。这一机制相对运转良好，直至今年3月5日破裂。

自此以后，沙特宣称将大幅提升产量“血洗”国际原油市场，价格迅速呈现自由落体式下滑，跌至20美元/桶的历史低位。俄罗斯和沙特有可能再次合作重新提振油价吗？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似乎对此没什么信心，因此无论国有还是私有的石油生产企业都在忍受着巨大的压力。与5年前的那次油价大跌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冲击还叠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沙特也好，俄罗斯也罢，想必是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对国际石油需求的巨大破坏力，无法想象到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都因疫情而陷入经济停滞的局面。

然而，鸣响警报的不仅仅是国际石油市场，海湾地区劳动力市场也需要意识到危机可能已经到来。5年前的那次油价下跌引发的经济低迷，刺激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转变，包括特定领域工作岗位的“本土化”、更为灵活的签证政策、向外籍劳务加征的税费以及清除大量建筑行业的低技能外劳等。

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执行的“用工本地化”政策旨在鼓励本国国民从事某些工作，为其确保相关岗位的工作机会。例如，阿曼禁止外籍人员从事80余种工作；沙特在零售业和宾馆酒店业强行要求将许多工作岗位转给本国国民。当石油出口收入下降时，政府采购和承包合同发包额下降是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周期性常态，只不过这种不利局面在2015-2018年间尤为突出。

许多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的外籍劳务感受到了这种痛苦，特别是那些低薪外劳发现自己瞬间失业甚至被驱逐出境。仅在沙特，就有多达70万名低薪外籍劳务人员被解雇，他们不得不回到位于中东和南亚地区的老家，但在贫困的当地无法找到维持生计的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对于外籍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高到有些离谱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而言，外籍人口不仅仅是劳动力，也是重要的消费群体和税收来源。这些国家政府颁布新的税费规定，努力从当地外籍人口再“榨”出更多财税收入，包括通行费、签证续签费、针对烟酒和含糖饮料的消费税等。总而言之，上一轮油价下跌引发的经济低迷促使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做出了一些改变，出台了一些多样化措施，但这些改变所产生的作用却不尽相同。在减少用于补贴消费的财政支出方面，以及在推动“用工本土化”方面的进展较为显著，但在推动政府摆脱财政对石油出口收入的过度倚赖方面却仍有些成效不彰。

自2015年以来的5年时间里，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反复梳理当地的外籍人口情况，审视他们在拉动消费和创造税收方面的作用。在这些政府看来，排除低技能劳务是推进“用工本土化”政策的最佳切入点，特别是在沙特境内的零售业和服务业。而那些拥有高资产净值、有投资能力的外籍人士，如不动产买家或高技能专家等，则受到了这些政府的更多欢迎，拥有了获得当地居留身份的机会。

只不过，这一次降临在整个海湾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痛苦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首先，随着服务业和零售业的失业数字猛增，全球各国政府都在想办法为已经失业或面临失业的劳动者纾困。但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意愿或动机去向失业劳动者提供现金补助，因为绝大多数的失业者并非本国国民，而是外籍劳务。通常情况下，失业的外籍劳务在被解雇后的30天内必须离境返回其国籍所在地。在立法层面的变化可能会使这一情况更为恶化，公司和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会更为容易地解雇员工。

阿联酋政府于3月26日颁布一项新规，允许雇主裁员，但如合同有规定，则须在裁员后继续为其提供住所；如被解雇雇员找到了新工作，则须允许其将签证迁至新雇主名下。同时，这项新规还允许雇主暂时对员工减薪或强制要求员工休带薪或无薪年假。沙特政府前不久宣布，为在私营部门工作的被裁员劳动者提供部分薪资补偿，但补偿对象仅为本国国民，外籍劳务并不包含其中。

其次，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正在实施的刺激方案，主要就是向银行业注入流动性、为中小企业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随着新冠肺炎患者数量的持续增多以及当地医疗保健系统的财政负担加重，这些政府都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是否将医保覆盖至全体公民和外籍人口，就如沙特国王萨勒曼所承诺的那样。

在沙特国内，许多私立医院都极为依赖于来自政府的进账，包括社保总局（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Insurance）、卫生部或国民卫队等。随着政府将医保福利覆盖至所有群体，其财政状况将更为挣扎，付给那些私立医院的款项极有可能会有所延误。

对于那些大型企业来说，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刺激方案并不能帮助它们在疫情冲击下免受损失。这些国有的或有国资背景的大型物流企业、航空运输企业和建筑公司，无一例外都将付出颇为惨痛的代价。这些企业需要大量资本的注入并进行重组才能得以生存下去，不裁员是不现实的。

第三，海湾地区的外籍人口会比以往更想离开。疫情扩散的社会影响对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毁灭性的。过去数周时间里，边境关闭、航班取消导致的人员滞留他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撤侨等恐慌性做法，已然成为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海湾地区也不例外。从零售店员到高级白领，许多外籍人口发现，在海外无依无靠的孤独感、不熟悉当地医保规定的茫然感，在被强制隔离的背景下让人愈发感觉不安。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预计，在当前学校学期结束后和斋月开始时，会有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口“逃离”海湾地区。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与全球其他经济体一样，都将经受疫情肆虐和油价动荡的双重考验。仅就当地人口构成和对外籍劳务的依赖程度来看，这些国家的社会层面变化可能是所有变化中最大的。都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没错，这既可能是重新调整对外籍劳务依赖度的窗口期，也可能是一个生活水平急剧下滑的起步期，因为充满活力的消费者基础将随着外籍人口的离去而被不断蚕食削弱。作者:Karen Yo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