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的沙特必定十分繁忙。

先是继续与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对抗，接着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随后被外界盛传将制定一项拯救国际石油市场秩序的计划。周三，美国48名共和党议员致信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再次要求其减产；周四，沙特将主持召开一场OPEC+的紧急会议。到了周五，G20集团能源部长在线会议将在沙特的呼吁下举行。

毫无疑问，沙特在全球舞台上亮相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它同样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与绝大多数石油出口国一样，沙特面临着国际石油需求的急剧下降。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关乎金钱。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阐述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会带来的一个更大的问题：

属于沙特的世界正在崩塌。

地缘政治分析家Peter Zeihan所著的新书《Disunited Nations》于今年3月初刚刚上架，这本书的内容引人入胜，但读后却并不那么让人愉悦。在作者看来，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秩序正在逐步瓦解，而全球秩序能否维持一直有赖于或取决于美国的支持程度，或者至少是它的关注程度。二战结束以来的70余年时间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和一揽子的安全保证，或多或少地压制了人类再次走向普遍混乱的苗头，但如今的情况已然发生变化，一个更为“霍布斯式”的未来正在向我们招手（编者注：关于霍布斯，即Thomas Hobbes，和他的“利维坦国家”以及他当时身处的时代特征，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自行查阅相关内容，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港台译作‘美利坚治世’）”背景下，鲜有国家如同沙特一样，不仅被塑造，还在历史中拥有了自己的篇章。这个人口稀少的沙漠王国，发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废墟之上，崛起于阿拉伯半岛上的部落战争之中。即便如此，沙特对于全球主要大国而言，更多被视为各方竞逐的角力场，并非将其视为多极化中的独立一极。但历史巧合地赋予了沙特更多的优势，该国作为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的崛起过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高度契合。

正如Peter Zeihan所述：

“沙特十分幸运地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他们的绝对安全是实现欧洲安全、东亚安全、美国安全的先决条件之一”。

但如今，沙特在建国近90年以来所倚赖的双重支柱，同时也是定义其国家地位的双重支柱 - 国际石油市场和美国安全保护 - 正在崩塌。全球石油需求的长期增长已不可持续，而2020年初以来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则将所有原本存在的困难推入更加恶化的境地。同时，在伊拉克的挫败与国内页岩油气的蓬勃发展，加剧了美国国内对于中东地区的矛盾纠结情绪。即便不考虑“能源独立”，美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也在逐年下降，特别是在意识到自身的投入更多是保障了该地区的石油流向自己名义上的盟友们后。美国对伊朗继续抱持深深的敌意，这得到了沙特的欢迎，但2019年9月Abqaiq石油生产设施遇袭后，华盛顿方面只不过“耸了耸肩”的举动还是提醒着我们，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沙特正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

如果当前国际油价为100美元/桶而非30美元/桶，或许对于这个石油王国会更容易些。迄今，石油出口收入仍然占据着沙特政府财政收入的2/3，该国已连续6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根据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的年报显示，2019年该公司上缴的特许权费用、所得税和股息总计约2080亿美元。而随着国际油价近期暴跌至20-30美元/桶水平，即便增加原油产量，沙特阿美上缴政府的金额也可能缩水1000亿美元以上。

与之相对应的是，沙特在海外拥有总计约7000亿美元的净资产。这有助于“买来”缓冲期，但绝不意味着“买来”免疫力。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注意到，沙特的主权基金们和大型国有公司们已经在蚕食着该国的资产负债表了。

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已无需多言。目前，沙特国内劳动力人口的2/3供职于公共部门，这些人的工资支出约占公共支出总额的40%，这种境况无疑使得任何削减预算支出的提案都难以得到有效实施，甚至是难以进入实施阶段。如同往昔一样，石油为这个国家带去了巨大的财富，但牺牲的则是国家的经济活力。最令人震惊的是，沙特国内的燃料补贴扭曲了本国的能源消耗，与当今主流的健康环保、低碳排放等趋势格格不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不久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的财政模式进行研究的结论显示，如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立即着手进行调整，涉及金额约合各国非油气行业产值的1/3。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国家不进行这些调整，那么他们上上下下都将坐吃山空，留给后代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支持正在减少。这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完全撤出，正如来自美国国会的那些信函所显示的那样，沙特不再能像以前那样依赖于美国。有鉴于此，沙特方面着力将美国拉入OPEC+是一个市场条件下的大胆尝试，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其为了维护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联盟关系而做出的某种努力。

Peter Zeihan在他的书中并没有敦促沙特更为谨慎，而是建言后者对于各种形势的变化予以攻击性的回应。在他看来，沙特的军事实力相对较弱，国家四周环绕着伊朗及其主要代理势力的威胁。因此，利雅得方面必须竭尽所能遏止竞争对手的战略扩张，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自身的代理势力提供更多资金，在中东其他地区点燃更多的冲突火苗，以便“御敌于千里之外”，避免将本土卷入直接的，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战争。Peter Zeihan将此定义为“地缘政治的纵火”。

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本书的内容并不能使人愉悦。尽管书中内容仅仅是一种设想，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是毫无来由的揣测。历史上，沙特就曾介入到从阿富汗到叙利亚的各种地缘政治冲突中。在实际领导人 - 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的带领下，该国在也门、卡塔尔等问题上采取了更具攻击性的外交政策。

Peter Zeihan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的出现代表沙特王室的权力正在向“千禧一代”过渡。如今，权力正在向这个年轻的领导人集中，这种突破并非只是象征性的。很有趣的一点是，沙特王储本人明显是民粹主义的拥趸，无论是之前倍受争议的反腐，还是解除对该国女性的一些限制，都受到了这种民粹主义思想的驱动。

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AGSIW）的Kristin Diwan近期撰文称，沙特的诸多做法都可归因为它正在更为公开地向民族主义转变，并将民族主义作为包装国家合法化的手段。去年12月的沙特阿美IPO就是最好的例证。最终，沙特民众涌入股市购买该公司股票，最主要的动因不是为了经济回报，而是出于民族和国家自豪感。但是，当沙特民众不惜借贷购买沙特阿美的股票后，会怎样呢？

Kristin Diwan写道，沙特政府“有效抬升了公众面对油价波动的风险，从而加大了当前经济下滑所产生的代价。尽管如此，沙特阿美IPO可能并不会是该国政府最后一次要求国民做出牺牲。如果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沙特政府很可能会进一步依赖于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宣传，类似提倡更高标准的职业道德，或是呼吁建立更强大的自立意识”。

公平地讲，没有制度制衡的威权统治者想要通过激发民族主义热情来抵消经济上的困难，这似乎很难行得通。而另一方面，这一趋势又的的确确与Peter Zeihan书中关于全球化愿景破裂的预期相吻合。对于那些将筹码押注在沙特身上的石油多头们来说，当此次危机过去后，他们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围绕着沙特的这些变化对于他们的市场健康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者：Liam De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