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法抵御清军，永历朝廷只能不断播迁。但是除了“西狩”之外，永历朝廷还有其他的选项。

首先，永历朝廷可以东迁，投靠控制台海地区的郑氏集团。

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经营，到了永历时期，郑氏集团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明亡之后成为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郑成功率17万大军与浙东张煌言部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洋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退回厦门。次年郑成功再次率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包围南京，一时江南震动。后因郑成功轻敌，遭到清军突袭，大败后撤，试图攻取崇明作为再次进入长江的阵地，但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随后收复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郑氏集团在明亡后能够抗衡清朝达二三十年之久，可见其实力之强。

郑成功及其子孙始终支持永历朝廷。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郑成功宣布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随即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其子孙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郑氏集团在控制地区铸造和使用“永历通宝”，表示对永历朝廷的承认。

对于永历朝廷来说，东迁台海不仅路途近，而且比较安全。永历初期，广东在李成栋的控制之下。李成栋本是李自成部下，降清之后，官至广东提督。他后来反清，归顺永历帝政权，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11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托庇于李成栋的武力保护。如果李成栋无法抵御清军，那么由广东东渡到台湾也很方便。1651年（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清军大举南下，形势紧急。永历帝召群臣商议，即有人主张到李成栋义子李元胤那里去，李元胤也上书奏请出海。此外也有人主张渡海依靠郑成功，或者主张进入安南避难。

因此，对于永历朝廷来说，流亡到台海，投靠郑氏集团，在郑氏集团的武力庇护之下生存，应当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其次，永历朝廷也可以南迁，从广西流亡到安南或者暹罗。

安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好的时候居多。永历朝廷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前来广西，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永历帝遣翰林潘琦与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册封后黎朝的太上皇为安南国王。永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镇南关，后黎朝派礼部尚书阮宜、户部侍郎阮寿春等接至升龙（今河内），行颁封礼。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广州，永历帝自肇庆逃至南宁。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永历帝从南宁遣使敕谕后黎朝，令其资矢、象、粮、铳，以助恢剿。

该年十月，永历使臣再至册封后黎实权派郑氏清王为安南副国王。到了年末，清兵逼近南宁，就有大臣议去安南。随着清朝控制中国大局已定，安南各政权态度逐步转变。但安南高平一带的莫氏政权仍与南明保持密切关系。永历十二年南明光泽王朱俨铁、总兵杨祥等逃入高平地界，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同时南明德阳王朱至睿与太监黄应麟等也居于高平，并与莫氏盟誓共同抗清^[1]。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兵逼近昆明，孙可望拟派人把永历朝廷迁移到云南广南府。但因清兵逼近广南府，路不靖，遂断此议。永历帝出逃后，李定国南退撤至中、老、越边境，后盘桓于安南境界。如果永历朝廷要去安南，可以依仗李定国的帮助。由此可见，安南确实是选项之一。

暹罗与明朝关系一直很友好。据中国史籍记载，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的253年间，暹罗遣使来华访问达105次之多，居亚洲国家的首位^[2]。明朝遣使访问暹罗也达19次之多。直到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即1643年，崇祯十六年），暹罗还遣使入贡^②。永历十三年（1559年）初，云南失陷，永历帝出逃。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罗派使者六十多人来联络永历朝廷的主要支持者李定国，请他移军景线暂时休整^③，然后暹罗提供象、马，帮助他对抗清军，收复云南。使者除带来丰厚礼物外，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勘合，表示对明朝眷恋之情，并且告知李定国：“前者八十二人驾随，流落在我国，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银三钱。”^[3]李定国对暹罗非常感激，盛情款待来使，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因此，在此之前永历朝廷如果想要流亡暹罗，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永历朝廷的流亡的方向，有向东、向南和向西的诸多选项。在这些选项中，西迁实际上是最差的一个。

西迁的第一步是到云南地区，再进一步到缅甸。那么，明代云南地区与缅甸的情况如何？对于永历朝廷来说，流亡云南地区与缅甸，是否比流亡到台海、安南、暹罗更安全、更保险呢？

明代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即使到了明代后期，少数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体。嘉靖时人桂粤、陈全之和万历时人王士性都说云南“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时恬则蜂屯蚁聚，有事则兽骇禽奔。葢人自为险。势难统一者也”；“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蛮杂处，土酋割据”^④。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孙承泽仍然说云南人口中“汉人三之，夷人七之”^⑤。这些汉人主要是卫所军人及其家属，即如王士性所言：“诸省惟云南诸夷杂聚之地，布列州府，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戍夫耳。”^⑥129

占云南人口大多数的各少数民族，他们和明朝政府的关系很复杂。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主要依靠人数有限的卫所军人。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已经衰败甚至名存实亡，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夺取了云南首府昆明，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来年二月，除楚雄以西外的整个云南都归附了沙定洲。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庞大兵力，将楚雄城层层包围，围困八十余天，城中弹尽粮绝，几乎失陷。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李定国率兵进攻沙定洲，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乱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乱靠的是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余部。不仅如此，永历朝廷西迁到贵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军余部。大西军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对永历帝来说也有深仇大恨。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桂王朱常灜携子安仁王朱由楥、永明王朱由榔仓皇逃出。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朱由楥继位桂王，不久朱由楥突然死去，只剩下朱由榔，承继桂王之位。因此，可谓是既有国仇，又有家仇。

因此，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来说，投靠有血海深仇的大西军余部，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对永历朝廷的态度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把永历帝安置到贵州安隆所。永历帝为摆脱控制，和吴贞毓等十八位朝臣密谋，企图翦除孙可望等人的势力。密谋被发现，孙可望杀害了这些大臣。孙可望自己住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为将来篡位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在宿敌的卵翼下苟且偷安，要比流亡到台海地区，在郑成功的庇护下继续存在，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中国云南毗邻缅甸，如果永历朝廷最后走投无路，可以继续向西，流亡到缅甸。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中，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差。永历朝廷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缅甸不断对明朝发动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规模、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两次大规模入侵，出动的军队每次都达三十万人（或者号称三十万人）。从兵力投入来说，堪与差不多同时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作战一方的兵力总投入相媲美。因此可以说，在明朝的南方邻国中，缅甸是和明朝关系最差的国家。

那么，永历朝廷为何还要向西流亡呢？

二、云南：为何成为南明政权最后指望的“复兴基地”？

永历政权迁移到何处，并非永历帝及其小朝廷自身所能够决定的。永历朝廷本是依靠以瞿式耜为首的华南明朝残余势力拥立的，而瞿式耜是反对永历朝廷西迁的。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清军攻占湖南，瞿式耜被杀，永历帝先逃到梧州，又逃南宁。这时可以依靠的只有大西军余部了。此时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大将率领，从四川撤退到云贵。四大将又以孙可望为首。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二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商讨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

孙可望主张继续与明朝作对，撤到广东南岭一带，建立地盘。如果形势恶化，则向南流亡海外。李定国则力主联明抗清，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恢复明朝江山。双方发生激烈争议，以致李定国拔剑欲自刎。众将夺下剑，撕破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致表示接受李定国的意见。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但是1651年（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却表示不接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与永历朝廷谈判，孙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永历朝廷的五大臣，逼迫永历帝改封他为地位更高的秦王。年底南宁陷落。次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偏僻山区的安隆千户所，改名安龙府。永历帝允许孙可望对今后的大小战事都可以先斩后奏。同时，永历朝廷中的权臣马吉翔也不希望去投靠郑氏集团。这样，永历朝廷决定与大西军余部联合。

孙可望有野心，意图以贵州和云南为基地，自立为帝。因此他对永历朝廷苛刻，蓄意改称“安龙”为“安笼”^⑦，意思是永历朝廷只不过是“笼”中之“鸟”。真正拥戴永历朝廷的是李定国。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兵败广东新会的李定国率部至贵州，将永历帝从安笼迁到了昆明。因此，永历朝廷西迁，绝非走投无路时的病急乱投医之举。

当永历朝廷不得不选择流亡地时，李定国提出西进云南的方针。永历“西狩”主要是李定国的决定。此外，永历小朝廷里的权臣马吉翔、太监庞天寿也主张西迁。马吉翔是贵州人，不希望投靠郑成功。马、庞与孙可望有交情，孙的主要势力在贵州。永历帝不愿去投靠孙可望，又认为到海边路途遥远。他将此事交朝臣商议，仍然难以决定。后来李定国派兵保护永历帝进驻云南。马吉翔大力拉拢李定国，取得李定国的信任，于是推荐马吉翔入内阁办事，马吉翔也乘机挟李定国之势以制朝廷，要求遵照李定国决定，迁往云南，永历朝廷也只能顺从。

为什么李定国要选择云南呢？主要因为云南是他的地盘。他在云南经营了数年，并训练出三万人的军队，这是他依靠的基本武力。不仅如此，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云南也可能真的是复兴明朝的唯一基地。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在唐代以前，中国中央王朝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但是到了唐代，这种威胁出现了。南诏兴起于云南，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南诏的两大邻国唐朝与吐蕃都是强国。南诏向东、北两个方向发展都遇到困难，因此积极向南、西两个方向发展。南诏设置了开南、银生和丽水三节度，统治着中南半岛的许多地区。沈曾植说：“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誇辞不实者。盖骠之属国，皆为南诏属国矣。”^⑧可见南诏势力范围一直达到南海。南诏军队还与女王国、昆仑国发生冲突，到过真腊国（今柬埔寨）。南诏的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⑨。换言之，其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云南），东南到达安南，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俨然成为中南半岛上的超级强权。

南诏强大起来后，与吐蕃和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唐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大举进攻西川（亦称益州，中心在成都平原）。南诏军占领了成都外城，虽然未能攻入内城，但退兵时，把成都各种技术工匠连同家人都掠到南诏，人数达数万人。两年后，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要求南诏放回被虏的人，南诏放回了四千人。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军第二次进攻西川，与唐军大战，虽然最后被击败，但战争对益州造成了重大损害。不仅如此，咸通元年（860年），南诏出兵东下，攻破唐朝安南都护府的首府交趾城（今越南河内市）。唐军不久后收复安南。但三年之后，南诏再次攻破交趾，唐军退守岭南。南诏两陷安南，迫使唐朝不得不调用重兵镇守在南方的最大要塞桂林，导致“庞勋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导致最终灭亡。陈寅恪指出：“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舆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着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遏，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4]向达则指出：南诏之患，“以懿宗时为最繁，几乎每年都有边警，而以中国的南部如安南、邕管为最甚。咸通时安南为南诏攻陷，于是邕管骚然，乃调东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庞勋叛变，遂兆唐室灭亡之机。所以南诏的盛衰，安南的得失，关系于唐朝者甚大”^⑩。

南诏衰落后，大理国代之而起。大理国也是中南半岛地区的强国，其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大致说来，与南诏国基本相同，包括了今云南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今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大理国与宋朝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两国之间始终未发生过战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理是一个弱小国家。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理国出动二十万大军进攻安南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大理又介入安南国的王位继承之争。安南国王李乾德有一庶子，从小被送入大理国寄养，改名赵智之。绍兴八年安南国王李阳焕死，大理国派军队护送赵智之归国，与宋朝支持的嗣子李天祚争夺王位^-。

从公元738年南诏皮逻阁统一六诏至1253年大理国灭亡的五个世纪中，云南一直是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上超级强权。元朝灭了大理国后，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从而以往几百年的南方威胁也随之消失。

云南被元朝纳入版图后，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元代云南的实际统治者是元朝的梁王和大理国王室后裔段氏。梁王以昆明为其统治中心，段氏则以大理为其统治中心。元朝灭亡后，元顺帝逃到漠北，与新建立的明朝对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奉元朝正朔，服从北元的命令。段氏则处于半独立状态，与梁王政权之间不时发生武装冲突。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三十万征云南，梁王派遣达里麻将兵十万屯曲靖抗拒。经过激战，洪武十五年（1382年），梁王兵败自杀。因此云南是明朝统一的最后一个地区。

明代云南依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潜力。云南西南边疆的麓川（今瑞丽一带）掸族政权在元代兴起，到了元末明初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政权，与明朝和缅甸都曾多次发生战争。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大小战事不计其数。其中第二次征讨，明朝调集了南京、湖广兵15万，第三次出动了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土汉军13万^.。明军在战争中死伤惨重^/，军费浩大⁰，最终还是以讲和告终。麓川之役给明朝带来严重影响，史称“昔年麓川之役，用兵二十万，用饷千万，兵连十年”“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麓川之役，大费财力，骚动半天下”¹。

明代云南还在经济上拥有一种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优势：白银。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白银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由于对白银需求巨大，全国到处都在积极寻找银矿，但是只有在云南取得较好的结果。明代后期旅行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采矿事惟滇为善。……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⑥121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全国产银的省份，除了云南外，还有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河南、四川、甘肃八省。“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行也”。由于云南是全国最大的白银产地，手里握有大量“硬通货”，当然经济实力也颇为可观。正因如此，明朝宁可放弃在宋代以前一千年中始终是中国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一个行政区、到了明朝又重新恢复主权达二十多年的安南，也不愿放弃元代以前长期独立的云南。

此外，虽然汉人在明代云南是“少数民族”，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居于统治地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云南汉人对朝廷表现出罕见的忠诚。弘光帝敕监军监察御史陈荩来云南征兵,“意在匡复”大明江山。《明末滇南纪略“滇南总论”》载陈荩到达云南后“征兵于各土司”。不到一年的时间，即调募近二万人^[5]。当永历朝廷最后从昆明出逃时，出发时竟有数十万人哭泣随行。

因此，上述情况使得云南成为永历朝廷流亡的最佳选择。李定国之所以选择云南为永历朝廷的流亡目的地，应当是考虑到了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