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妓女之间相知相惜的现象经久不衰。远离家乡赶考的贫寒士子客居都城或省城，他们大量空闲时间与家财都耗费在城市的青楼之中。与妓女的往来成为他们日后追忆歌咏的主题之一。明代科考频繁，地方上累积的生员群体日益庞大，导致大量生员无法通过科考之路步入仕途，不得不在富庶繁华的城市另谋生计。他们深感怀才不遇，流连妓院，将内心的愤懑、怅然之绪全然投入妓院之中，以寄情声色消解仕途之失意。“情感世界”成为“科考生涯”之外的精神寄托。文人与妓女共同谱写着一曲“共情”的乐章。
尽管晚清上海的文人同样止步于科考之路，但他们在城市的人生轨迹与前辈文人截然不同。开埠以来，他们为上海层出不穷的机会与勃勃生机所吸引，在报社、出版社、译书馆等租界新媒体和各种机构中上班，领取薪水。西方的时间观念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他们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他们不再担当社区的道德领袖，而只是“魔都”上海的匆匆过客。客居的身份增加了他们对上海的疏离感，也消弭了他们不再扮演道德领袖角色的焦虑。他们已经脱离了传统文人的身份，现在关心的是如何在从事新式职业的同时保有一些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
当他们在工作之余出入妓院、结交妓女时，发现世事亟变，这个群体已面目全非。上海的名妓不仅“生意兴隆”，还逐渐变成了职业艺人和女商人。她们不再符合从前的文化形象，在她们的世界里也不再有晚明的怀旧之情。她们熟练地周旋于商贾、名流等众多恩客之间，而非拜倒在文人的诗词之下。她们的转变令晚清沪上文人无所适从。在名妓面前丧失传统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令文人心神不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女性逐渐成为传统男性焦虑与恐惧的主要对象。

然而，晚清沪上文人在觉察到名妓变化之快的同时，也发现这个群体所蕴含的市场价值。她们成为城市瞩目的焦点，代表着城市公共形象。初到上海的外地人急于了解这个城市的新与奇；另一些读者希望猎奇，却又不想冒风险。为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一些文人撰写《花界指南》《竹枝词》与各种冶游小说，报道她们的生活世界乃至花边新闻，给从事娱乐出版业的文人带来收入。他们用形象营销的方式与所爱慕、保护的名妓联系在一起。他们与名妓的关系逐渐从互相怜惜的“共情”发展为互惠互利的“共谋”。他们报道、书写名妓的过程也是他们寻求自身定位的过程。从王韬的《淞隐漫录》和余怀的《板桥杂记》等小说中可以看出，19世纪50—80年代，租界在文化生产等方面引领全国，给文人以自信，并提供了令人尊敬的社会身份。他们不再与其他士绅阶层比较，而开始把自己看作新兴的城市知识阶层。他们把这种心态的变化写入自己的作品里。
近代上海的出版业通过对名妓形象的塑造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利润。名妓不再是与传统花园、闺阁相联系的“佳人”，而是被放置在上海都市空间中加以渲染，成为“都市丽人”。这一转变消解了传统雅文化中的独占性。文人把名妓“送入”市场，但同时也失去了从前“独占”她们的优势。名妓开始成为公众的观赏对象。流行于19世纪末的狭邪小说以写实主义手法披露了风月场的黑暗面。名妓开始以生性狡诈、压榨客人钱财的“悍妇”形象出现。19世纪90年代末期，当中国主张改良的精英通过变法和主办有政治倾向的报纸企图挽救清政府的衰败时，上海娱乐业的富庶繁华催生了一种新的印刷品——娱乐小报。这些娱乐小报通过把妓女推向市场形成自己的动力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文人退居幕后，不再作为昔日妓女的情人知己，而是用笔杆子写故事；而伴随着“四大金刚”（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和张书玉）在全国声名鹊起，上海创造了“名妓文化”，名妓成为世人瞩目的“城市明星”。名妓与媒体的互动使上海的娱乐市场得到全面开发，而上海的报馆文人只能将他们失意的情绪发泄在小说里。

从社会边缘逐渐走到舞台中心的名妓越来越多地介入城市公共生活。她们自由出行，在赛马场、四马路等娱乐空间抛头露面，开始进行各种公开演出。名妓的“生意”目标群体日益扩大，娱乐报纸配合了市场消费的需要，满足了公众茶余饭后对名妓生活的好奇心与窥私欲，使得人人都可以通过某种消费方式对名妓“引领”的城市娱乐生活进行有限的“介入”，即叶凯蒂所称的一种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娱乐的“民主化”。过去只有恩客才有接近名妓的特权，现在报纸做了一个讽刺性的“文化倒置”，把曾经属于文人的特权带进整个市场，恩客与名妓之间交接“恩宠”的高雅文化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当成新式娱乐来推销。
早期关于妓女的文学作品淡化了城市的角色。而在晚清小说中，对于名妓与城市描述的比重日益增加。城市被赋予奇幻的色彩，而名妓则被描述为眼中只有“生意”、权力欲和自我满足的一个群体。上海的地图、旅游指南等各种出版物中蕴含着政治、民族与文化的意涵。在不同的上海地图中，反映出的是租界作为通商港口取胜于上海县城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场关乎种族的竞争，中西双方的主要分歧是政治与思想意识性方面的。
中外不同机构刊印的手册对上海娱乐业与名妓的表述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价值、商业实践与市民意识。葛元煦《沪游杂记》中的上海是没有过去的上海；吴友如《申江胜景图》中的上海是一个多族裔共存的小区；传教士达尔温特《上海旅游手册》中的上海重在强调开埠以来其在市政与公共建设等方面的改善及经由租界孕育出的公共精神。这些手册背后各异的观念催生出一个独特的、强大的上海身份认同，并孕育出现代上海市民文化。
在《上海爱》末尾，叶凯蒂认为，娱乐业扮演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发动机的角色。上海租界为娱乐业和娱乐文化提供了独特条件，名妓也纷纷慕名前来，利用租界特有的环境寻找机会。小报的繁荣促使出版市场与娱乐业、名妓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最终诞生了一种新型都市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文人失去了以往的诸多特权，成为报馆、书局职业工作者，而昔日依附于他们的名妓则登上城市公共舞台，“大放异彩”。

叶凯蒂1950年生于一个南洋华侨家庭，父母为外国来华专家，在中央部委与北京大学任职。20世纪70年代，叶凯蒂赴美念书，几经周折，入读哈佛大学研究院并获得博士学位。叶凯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孽海花》为例研究晚清中国政治小说。在研究中，她注意到晚清娱乐文化在社会变迁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将研究领域拓展至晚清上海的娱乐文化史与城市史。在文学领域多年积累，该书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近年兴起的视觉文化研究方法;其结论也大大丰富了近代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意涵。

然而，《上海爱》一书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对名妓主体性与上海独特性的过分强调，引起了质疑。正如连玲玲所指出的，如果19世纪末晚清名妓仍然以娱乐文化创造者的姿态出现于公众面前，何以风雅的青楼文化会在20世纪迅速堕落？美国学者Alexander Des Forges则认为，此书陷入上海独特论的陷阱，夸大了上海与中国其他地方的不同。
笔者以为，引发上述疑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书将名妓作为考察对象。尽管娼妓业自古以来不入正史，但作为该行业“精英群体”的名妓，凭借自身的相貌姿色及其与有地位、有身份的恩客形成的关系网络等，在娼妓行业内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及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资本和能力。这使得叶凯蒂笔下的名妓以一种强势面貌出现。这种强势面貌一方面与晚清上海开埠以来的社会变迁相结合，为晚清名妓挣脱妓院的束缚、走向契约型交易市场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则剥夺了中下层妓女的生存空间，形成娼妓群体内部潜在的等级压迫。开埠以来，西洋器物等各种“奇技淫巧”引入上海，由此形成都市时尚生活的“各领风骚”与推陈出新。名妓具有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能够使其更好地适应乃至“引领”都市新潮流，而中下层妓女则明显缺乏此种应对条件，由此导致其生存日艰。古已有之的娼妓群体的内部压迫与近代“新”潮相结合，在压迫的方式、群体内部的分化等方面均与古代社会迥然不同，值得深入探究。事实上，贺萧笔下的娼妓与叶凯蒂笔下的名妓均具有主体性，只不过前者时时在陋巷与工部局巡捕、华界警察斗智斗勇，在棚户区与帮口工人讨价还价；而后者则在敞亮、雅致的私宅中与商人、社会名流调情，在赛马场一掷千金。
近代上海出版业与传媒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在形塑这个城市。叶凯蒂注意到了地图与各种指南手册对上海的不同表述和形塑，但对于出版物和媒体对上海独特性的肆意渲染则有所忽略。这一点，也许如Alexander Des Forges所言，探寻上海发达的媒体业在夸张地表现上海独特性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