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希望能够告诉各位读者，破案的灵感来自一个电影画面或者是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像小汤填《九九步寒图》启发我想到那个发夹的事情，只能说是天赐良机。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刑侦工作都是依靠大量细致的摸排走访，从中获取有用的线索，而且往往这种线索还不是非常明确。

这种情况就会让侦查工作无处入手，甚至于我们会有个心照不宣的想法：如果这个人再次作案，应该就会露出破绽了吧？然而，作为刑警，我们又最不愿意看到下一个受害者出现。就在这种焦虑和苦闷之中，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一道亮光终于浮现出来。

在案情分析会上，我总结了下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和结果，然后请大家讨论下，是不是我们的侦查方向有偏差？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很多，集中起来就一个意思：

不从这些方向入手，还能从哪里入手？

师父不置可否地挥了挥手，然后平和地说道：“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同时，我觉得侦查方向，的确有点问题。”

“啊？”“呃？”

“你看啊，我们现在的排查范围呢，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黄某，王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而这个熟人也曾经在钟楼区活动。”师父解释说，“但是，如果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的呢？”

“那也有可能……”我脱口回答道，“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凶手，并不认识黄、王二人，只是因为某个偶然事件和两人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我们没法去查找啊。两个人在金宁重合的时间段长达三百多天，遇到了多少人？经历了多少事情？哎。”

“等等，”小王师兄突然站起来，眼神怪怪地盯着我，“你是说，如果我们搞明白，这三百多天里，金宁发生过什么比较奇怪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和他们有关系，那就可能找到线索了？”

“嗯。”师父点点头，“不过话是如此，做到很难吧……这么大的范围，光是治安案件就有数千起，更别说还可能是没报警处理的冲突了。”

“有戏！”小王师兄兴奋地一拍桌子，“师父你不总说我做的那个软件没用，是瞎折腾吗？这次可能还真能派上用场了！”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小王师兄的本职是物证技术民警，通常是做痕迹鉴定的，但好像听说他最近在捣鼓计算机，还申报了个省厅的技改课题，为此还被师父唠叨了很久。

“各位，我说的这个，叫做大数据挖掘技术。”小王师兄打开了电脑，一边给我们演示，“很多很多琐碎的数据放在一起，不断迭代归纳以后，就能看出有意义的趋势了。”

“呃……”大家依然一头雾水。

然而，科学技术的威力，是不会因人的怀疑而消减的，就在会后第三天的下午，小王师兄突然推开门，冲进来大声嚷嚷着：“有了，真的有了！”

“谁有了？嫂子有了？”我还没反应过来。

“看！2000年10月，王殿生曾经作为证人，在铁心桥派出所录过一次口供！”小王师兄把一叠打印好的文件放在桌上，指着其中一行给我看，“一方当事人叫代鑫，涉嫌上门滋扰他人，没错吧？”

“没错啊，就是去讨债嘛，不过这个我还真没看到过，”我承认他的工作比我做得仔细，“可能是因为他不是当事人只是证人，就给忽略掉了？”

“对，”小王师兄又翻开了另一页，“这儿，2001年9月，还是这个代鑫，和黄润一起因为聚众赌博，被治安处罚过！”

“啊！”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这么说，代鑫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联结点？”

“还不止呢，”小王师兄眉飞色舞地又掀开了几页纸，“看这儿，2002年5月20日，上官区西大医院，女医生跳楼案，这个证人，是不是叫代鑫？”

“女医生？”这下我真的是给惊到了，本案中的凶手很可能就是个医护人员，这么一说，似乎恰好印证上了。

“嘿嘿嘿，最后的底牌，在这里！”小王师兄像变魔术一样亮出了一张《金宁晚报》，“看这里，这张照片，红笔圈着的这个人，你觉得像谁？”

凭着在户政大队练出来的本事，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王殿生！”

“对咯！”小王师兄哈哈大笑，“那次事件，去医院闹事的人不少。现在我们有了代鑫，有了王殿生，再如果这个黄润当天也到场了的话，你说会是什么结论！”

“哇！”小汤噼噼啪啪地鼓起掌来，“小王师兄你太棒了！”

“科技强警，真不是吹的，”我也竖起了大拇指，“现在看来，搞不好哪天，我们警察都要被计算机给逼下岗了呢。”

这次案件有所进展，还要感谢前几年公安系统从上到下花了那么多精力，把所有的执法旧档案全部电子化。我们一下子从黑夜里看到了路灯，侦查工作迅速转向了正确的方向，所有专案组的同志都信心倍增，感觉这个案子很快就可以告破了。

那起西大医院的案件，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的。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一个肿瘤患者刘某，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还是医治无效死亡了，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死者家属纠集了一群社会闲杂人员，跑到住院部去大闹一通，质疑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既然知道治不好，为什么要送ICU？这拨人在住院部大厅里搭灵堂停尸体，搞得医院的秩序大乱。

下管分局的民警出警后，依然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局面，因为死者家属一口咬定，主治医生王艳红就是谋财害命，证据是她曾经开了一个检查单，“我家老爷子一辈子清清白白，她居然要他去查有没有艾滋有没有梅毒！这不是骗钱吗？太可恶了！”

尽管院方一再解释，这属于医学上的手术前常规检查，甚至表示可以退还这一部分检查费，这拨人还是不依不饶，又堵住医生办公室，扬言要王艳红抵命。慌乱之中，王艳红从办公室阳台上爬到空调架上，可能是想从那儿逃到隔壁的病房里，未曾想不慎失足，从15楼上摔了下去，当场死亡，殁年仅29岁，非常可惜。

尽管这些家属，以及他们招来滋事的人显然行为不当，与王艳红医生的死亡也有关系，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关联还是相当弱的。最终的结果，是由医院按照工伤抚恤了王艳红的亲属；闹事的那拨人中，有几个带头的被证明是职业医闹，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处以拘留十五天的处罚，其中就包括了这个代鑫。

当然，这个代鑫肯定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此后不久，他就因为醉酒驾驶，从扬子江大桥上摔了下去，当场死亡。我们调取了当年此案的全部资料，结果令人欣喜：尽管没有找到黄润当时也在现场的直接证据，但可以确认的是，领头闹事的是代鑫，参与者中的确有王殿生；而从代鑫的口供中，我们知道那天冲到医生办公室里闹事的，除了死者的女儿、女婿之外，还有另一个“姓黄的兄弟”，这下，底牌就渐渐浮出水面了。

但是，后续的调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困惑：王艳红医生是独生女，老家不在本地，我们通过其老家的刑侦部门协查得知，其父母虽然在此事之后伤心欲绝，但也并没有说想要报复的样子，这段时间都在老家没有外出过，更何况他们都是普通工人，哪有足够的知识与技术完成这么奇怪的谋杀呢？

于是，我和小汤来到了西大医院，找到了王艳红生前的上级医师兼硕士生导师，肛肠科主任孙轶飞医生。

“请坐，”孙医生一看就是那种仙风道骨的老伯，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接进了诊室，“抱歉，这是医院，就不给二位泡茶啦。”

“孙医生，”小汤先开了口，“我们是钟楼刑警大队的刑警，是为一桩陈年旧案来的。”

“是，小珊的案子？”孙医生平静地说道，嘴角却闪过了一丝微笑。

“对。”我点点头，“虽然这个案件已经有了定论，但有些事情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希望能得到您的配合。”

“好，知无不言。”

“请问，您知道王艳红医生，在出事之前有男朋友吗？”小汤小心翼翼地问道，“虽然这事涉及个人隐私，但请相信，我们问这个只是为了工作需要。”

“没有，”孙医生摇摇头，坚定地回答道：“从她本科到硕士，就没听说过她有男朋友。”

“嗯……”这个答案让我有些意外，“那您觉得王艳红医生的同学、师兄弟里头，有没有和她关系特别好的呢？”

“小珊人缘很好，和大家都处得很融洽，但要说特别好的，我也说不出来。”孙医生回答说。

“也是。”我点点头，“那麻烦您再回想一下，她出事以后，家里边来了什么人吗？”

孙医生还没来得及回答，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个很年轻的女医生。

“哦？”看着办公室里坐着两个陌生人，又不像是患者，女医生有些惊讶。

我站起身，打开了手里的警察证，“钟楼刑大，了解一些情况。”

“小柯，你先去病房看看吧，”孙医生挥挥手，“她是今年年初刚到我们医院的，对这些完全不知情。”

“嗯。”年轻女医生应声走了出去。

从诊室出来，我翻了下小汤记下的笔录，觉得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而小汤的神色却变得有些凝重，我知道她可能是发现了什么端倪，就赶紧和她走回到车上。

“你觉得，这个孙医生隐瞒了什么？”我发动车子问道。

“不，”小汤摇摇头，“孙医生的神态很自然，没什么破绽。反而是那个柯医生，我觉得很不对劲。”

“哦？”我有些奇怪了，“按说她进西大医院时，王艳红早就死了啊。”

“你亮证时，她的神色非常慌张，但又很快努力镇定下来，非常非常可疑。”小汤迟疑了一下，脸都憋得有点红了，“而且，我觉得她有点奇怪。”

“怎么奇怪啦？”

“呃，师兄，你有没有觉得，柯医生有点男子气？”小汤问道。

“有点，很干练，很果断，但医生不都这样嘛？”我有些奇怪，“不都说患者面前，医生就是中性人，女医生也当男的用？”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小汤想了想词，“简单地说吧，我怀疑她是蕾丝边。”

“扑！”我差点把方向盘给拉偏了，“你厉害，这都能看得出来。不过，我们是刑警啊，不是狗仔队，就算她是女同志，也是人家的自由，关我们啥事？”

“哎呀，你咋这么笨呢！”小汤忍不住掐了下我的胳膊。

“别闹，开车呢，危险驾驶啊！”

尽管我完全不相信所谓女人的直觉，但还是按照小汤提出的思路，秘密地向王艳红和柯晓苗（就是那个柯医生）当年的辅导员、老师、同学调查取证，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小汤没有说错，王艳红还真的可能是女同志，而她的同性密友，就是比她低两级的师妹柯晓苗。

在硕士毕业之后，王艳红留在西大医院工作；而柯晓苗毕业后曾经去英格兰留学多年，不久前才回国，然后到了王艳红曾经工作过的西大医院肛肠科行医。

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们又通过技术侦查措施，秘密核对了西大医院的处方药管理情况，发现该院肛肠科的确曾大量使用过巴夫龙，而心外科则大量使用过肝素钠，并且这两种药物并没有按照“毒麻精放”药品的规定，真正严格的管理，柯晓苗医生完全可以通过工作之便搞到它们。

向师父汇报了这些情况之后，上级批准我们立即对柯晓苗进行全天候的秘密监视。因为尽管嫌疑很大，我们却没有任何证明她就是凶手的证据，更不能贸然行动。

两天后的深夜，我的手机响了，打开一看，是负责监视的民警发来的：“叶队长，目标带着个挺大的包，独自开车沿着朱雀路方向开去。”

“收到，保持距离，盯住了，这就过去和你们会合。”我回复了短信，心跳顿时加快了。金宁人都知道，朱雀路上就是金宁火车站，难道是我们那天的调查惊动了柯晓苗，她想要畏罪潜逃？尽管现在我们依然没有任何证据，但如果她真的有跑路的想法，正面接触一下总没有坏处。

然而，停车以后，柯晓苗没有走进火车站，反而是走向了站外的一个“喵空”茶座，旁若无人地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窗外发呆，就这么耗了两个多钟头。

我实在忍不住了，带着小汤走进了茶座，直接坐在了她的对面。

“警察，钟楼刑警。”我不动声色地把警察证打开，放在桌面上。

“柯医生是要去哪里啊？”小汤坐在了和她平行的位置，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柯晓苗回答道，“去云泰，看看小珊。”

我想起来，王艳红的老家是邻省的云泰县，可能她身故后也是安葬在那里吧。

“柯医生，我们想问你个事，10月13日前后，你有去过绵山市吗？”我试探性地抛出了问题。那个时代火车票还不是实名制的，所以我也无法核实她的话语。

“嗯。”柯晓苗喝干了杯里的咖啡，“想听我先说说吗？”

“成。”我瞄了一眼站在门边的侦查员，外边都是我们的人，她是跑不了的。

“我知道你们去西大医学院查过我的事情，”柯晓苗微微一笑，眼神很温柔，“没错，我和小艳是一对情侣，也就是你们常说的女同。”

“理解。”小汤点点头，“这是个人的选择。”

“不，你们没法理解的，”柯晓苗轻轻摇了摇头，“大学情侣，谁看着都觉得很正常。但两个女孩成了情侣，就得提心吊胆好像是在做贼。直到小艳先毕业，租了房子，我们才算是光明正大地住到了一起。”

我有些尴尬，这些感情问题，没必要对我说吧。

“然后，你们都知道，就在我刚考上研究生不久，还没来得及住院实习，小艳就出事了。她走的时候还穿着白大褂，手腕上还戴着我给她编的手链。”柯晓苗捋了下长发，“傻丫头，如果当时我在，我会把那几个人统统踹出去，她居然想到翻窗逃跑！那天的雪很大很大，她的血很红很红。”

“所以呢？”我想尽快回到正题上来，“后来你又来到了西大医院，准备替她报仇？”

“嗯，没错，那几个人，都应该为她偿命。”柯晓苗的眼中闪过一道寒光，“难道不应该吗？”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既然肯开口，这个案子处理起来就容易多了。“那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朋友的朋友，”柯晓苗掏出了香烟，“介意吗？我特意选的吸烟区座位，如果介意我就出去抽。”

“没事，抽吧。”我心想哪敢让你出门啊。

“找到这几个人以后，事情就简单了。这几个人不但坏，而且好色。很容易就能让他们带我回家，还以为占了多大的便宜呢。”柯晓苗狠狠地抽了几口，“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就不用我再说了吧。”

“很好。”我给小汤一个眼色，“柯小姐，麻烦你跟我们回刑大录一下口供吧，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

“呵呵，小珊死的时候，法律的公正在哪里呢？”柯晓苗摁灭了烟头，看了下墙上的挂钟，“差不多了吧。成，我跟你们走。”

“什么差不多了？”我有些惊讶。

“张燕、李小宾这两个贱人。”柯晓苗站起身来，伸出了手腕，“要戴手铐吗？”

“不用。”小汤靠上去，看似很亲密地挽住了她的胳膊，我站在前面，很顺利地把柯晓苗带上了警车。

然而，刚才她的那句话还是让我有些不踏实，这两个名字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便趁着等红绿灯的工夫，用短信发给了在家留守的小王师兄。几分钟后，小王师兄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

“喂，小叶，你怎么会问这两个名字？”

“嗯，咋了？”

“还记得王艳红那个案件吗？张燕是死去患者的女儿，李小宾是他的女婿。”

一阵寒意从我的后背冒了上来。我在路边停下车，转过头看着柯晓苗：“你说张燕、李小宾差不多了，是什么意思来着？”

“多行不义必自毙呗，还能有啥。”柯晓苗依然非常平静。

“糟糕，”我抓起了手机，“孙师兄，快把这两个人家的地址发给我下，要坏事！你通知周边派出所的兄弟，先过去！”

可惜，我们还是去晚了。

张燕、李小宾夫妇已经被人杀死在家中，死状颇惨：凶手用某种技术打开了房门，将熟睡中的两人用电击器分别制伏，然后残忍地割开了两人的颈动脉，两人都很快死亡，从现场情况来看，女的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男的则还走了几步，最后倒在了自家的客厅里。

“走，”我看着眼前的惨状，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一下子觉得特别沮丧，“叫上支援的兄弟，直接去西大医院！”

当我们敲开肛肠科孙医生的办公室时，孙轶飞医生端坐在办公室后面，身上没有穿着白大褂，而是一件灰色的马褂。

“孙医生，”我直接亮出了手铐，“我怀疑你参与了包庇犯罪，请跟我回去协助调查。”

“你是在找这个吗？”孙医生微笑着，指了一下办公桌。

桌面上摆着一把不锈钢的手术刀，擦得锃亮，在日光灯下闪闪发光。

“带走。”我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向随行的侦查员摇摇手。

和之前所说的故事都不同，这个案子的结局，却并没有真正的破案。

尽管柯晓苗详细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和手段，但我们却没有找到任何能够与之佐证的物证，甚至连一个证人都没有。更何况最后一起双杀案件，她有非常过硬的不在场证据，绝对不可能是她所为——我们几个警察，就是她最好的不在现场证明。

同样，我们也没有找到孙轶飞是杀人凶手的任何证据。更戏剧性的是，孙医生竟然也讲了一个完全合理的作案动机：“小珊是我最得意的弟子。”同样叙述了详细的作案手段。

麻烦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讲出具体的作案过程，所以我们也无法甄别，谁的口供更像是真的。

而从孙医生办公室里拿回的那把手术刀，经过分局和市局两级刑侦部门反复检测，依然是没有找到任何受害者的DNA，甚至连细菌都很少，有人把它彻底地消毒灭菌过。当然，或许它本来就不是凶器，只不过是恰好放在孙医师面前罢了。

我们依法搜查了这两位医生的办公室、住处，翻了个底朝天；我们甚至沿着张燕家到西大医院的路仔细地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与此有关的物证。

最终，在侦查期限届满之前，我提交了不起诉建议书，因为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指控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过硬的物证，得出的结果往往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柯晓苗和孙轶飞都很快被解除了强制措施。孙医生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了提前退休，回了老家山区，开了个小诊所，整天走乡串寨地行医，颇为逍遥自在；柯晓苗则听说参加了一个国际组织，好像是去了非洲还是哪里的医疗队。

总之，这个案件就这么搁置了下来。当然，可能有读者会觉得遗憾，不是说好的“命案必破”吗？只可惜我们警察也是普通的人类，只能做到尽力维护法律的实施，做到问心无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