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

1974年10月的一天，罹患肺癌晚期的顾准对晚辈吴敬琏说：“我们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行。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

文革结束时，吴敬琏已经46岁，但是新征程才刚刚开始。

【捍卫市场经济，得名“吴市场”】

1979年年底和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

他们的讲学让吴敬琏很震动，他原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但他们却说：“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

这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了比较经济学研究，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中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

1983年，吴敬琏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地、比较经济学发源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在此之前，他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身份相当于教授，可去了之后才发现，由于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参加讨论会和研究生基础课都听不懂。为了弥补知识，他只好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

一年半后，吴敬琏的头发都开始发白了，但也收获颇丰。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也是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划分。

“行政性分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市场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

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

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

对此，与吴敬琏同年出生、同样来自江苏的厉以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理论”，认为改革的核心是构建具有充分经济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

与吴敬琏的“一揽子改革”不同，厉以宁主张以企业为中心进行单项突破。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提出企业股份制的人之一，后被称为“厉股份”。

关于1984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厉以宁主张不必调控，理由是供不应求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常态，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

在1985年9月举行的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一致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

这一呼声后被政府采纳。但仅仅过了一年，在经济下滑的压力下，政策突然转向，经济再度升温，导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并在两年后以惨烈的“物价闯关”失败而告终。

多年后，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宣称，自己在这场大论战中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前者说，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正是“价格改革主线派”闯下的大祸；后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放弃了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中国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才导致了后来的被动。

当时国内国际动荡，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再起波澜。全国范围内还展开了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甚至下文禁止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的氛围中，很多人噤若寒蝉。但平时温文尔雅的吴敬琏却表现出刚烈的一面，不仅多次与“计划派”直接交锋论战，还上书中央为改革争鸣。他不仅捍卫“商品经济”，还进而提出应该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词，由此得了“吴市场”这个名号。

1991年年底，吴敬琏发表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并出版《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接连被两家出版社放弃出版，书稿辗转到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经过再三斟酌，最后由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三人一起签字：如果因此罹祸，则一同进退。

这本冒着极大风险出版的著作，后来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总设计师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才有了定论。

1993年，吴、厉二人再次就经济过不过热进行了论战。这一次，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选择了吴敬琏支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

【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法治】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市场经济也是分好坏的。

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

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使得中国经济变成寻租的温床，衍生出权贵资本，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1998年，在与经济学家汪丁丁的对话中，他犀利地发问：“为什么规范的改革被视为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瞬间就风行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