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有考核要求和任务，完成不了就要被列为工作落后典型。在问责数量上，有的地方感觉偏少，只好想方设法凑数，比如把不属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事项统计在内，本来问责范围只需到乡镇一级偏要扩大至村民小组。

“某镇有9个村，基本上每个村都被上级以及本级纪委问责过，村干部免职的免职，辞职的辞职。”中部某镇干部说，一些涉及村干部的轻微违纪问题，本可以批评教育，但还是给予了党纪处分，目的就是为了凑数，以完成目标任务。“某村民小组长按村支书要求办事，在村支书因此事受处分后，乡镇纪检原本计划对小组长诫勉谈话，后来考虑到处分指标没完成，最终给了警告处分。”

无独有偶，一位街道办纪委书记透露，他一年被要求办5个案子，但街道层面几乎查不出“大问题”，只好到处寻找“小线索”。“哪个社区普通党员被查到赌博，我们就追加一个小处分，既完成了任务，也不得罪人。”

南方某城市，一个审批事项从科员到科长，再到分管副局长和局长都有呈批签字，雇员只是把事项录入系统。不巧，审批出了问题，追责时为了凑数，只好把雇员推出来。

山西部分教师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湖南某教育局办公室有零食被通报，河南某医护人员丢弃半个馒头被通报为“四风”表现......凑数式问责不少具有小题大做、吹毛求疵的特征。

更有甚者，一些部门为了避免被凑数式问责，只好在考核期限之前搞“突击执法”或“钓鱼执法”，完成了数量才不会被上级部门问责。这一类现象在公安、工商部门比较普遍。一位公务员举例说，往往到了年底，交警就频频上路拦电动自行车，以免任务没完成被问责。

本是正风肃纪的问责，为何会出现凑数现象？记者梳理发现，背后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心态多样。“拼凑政绩”心态，以问责“走量”彰显“作为”。“息事宁人”心态，以快速问责安抚负面情绪。“敷衍塞责”心态，以轻微问责掩盖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