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力先生的结论是，“真正的好‘经︐不只是内容好，还要具有歪嘴‘和尚︐念不了的功能。否则，就算不得好‘经︐”。

我非常赞成赵力先生的观点！

本人虽不清楚“歪嘴和尚”的说法产生在哪个年代，但据常理推断，这类谬说之所以久盛不衰，恐怕与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及其由此产生的“皇权崇拜”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代君王，都自称“天子”，并通过各种手段标榜自己如何心系苍生、夙兴夜寐，如何远小人、近贤臣，如何明察秋毫、英明睿智，并用圣人之道对臣僚和百姓进行谆谆教诲。一些御用文人，也会摇唇鼓舌，极尽吹捧逢迎之能事。由于政治极不透明，下级官员和普通民众看到或听到的都是这些“高大上”的“正能量”，故而纷纷对“圣上”顶礼膜拜、山呼万岁。而对于皇族内部的血腥争斗、荒淫无耻，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内政外交中的种种失误，他们则一无所知。当看到基层小吏的行为远远达不到“天子”要求，甚至倒行逆施之时，便自然而然地把他们说成“歪嘴和尚”。

而实际上，朝廷的某些说辞，虽然美妙动听，但从皇上到身居高位的重臣，根本就没打算认真践行，只是用来愚弄百姓的麻醉剂；某些设想，虽看似完美，但严重脱离实际，只能沦为水中月镜中花；某些决策，虽然顺天时得人心，但在出台的同时没有跟进必要的配套措施，结果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在富国强兵方面取得一些成效，但与初衷相差甚远，基本上归于失败。如果把抵制“方田均税”政策的高层豪强也算做“念经的和尚”，似乎可以为“歪嘴论”找到一点根据，但变法失败的更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王安石、宋神宗启动变法的初衷偏重于“强国”而忽略了“富民”，与“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宣言大相径庭；新法实行过急、涉及领域过宽，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王安石特立独行、过于执拗，重用了一批见风使舵小人，疏远了一批直言敢谏的有识之士，等等。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利用严刑酷法反腐肃贪，杀了大批贪官，但官风却并未好转，到晚年，他不得不发出“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哀叹。我们可以把“执法犯法”的地方官或监察御史说成“歪嘴和尚”，把朱元璋制订《明律》、设立都察院、编写《醒贪简要录》用以进行廉政教育等举措说成“好经”。但是，更应该看到：朱元璋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中*央*集*权，恰恰是在培厚贪腐行为滋生的土壤；设置锦衣卫（特务机关）、“六科给事中”和强化监察御史制度，在充实监管力量的同时也培植了一批享有特权更易贪腐的大员，陷入了以特权反特权的怪圈；迷信暴力和酷刑，大搞株连九族，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穿旧衣坐旧车以示节俭，但在凤阳修建中都和父母陵寝时却极尽奢华，更有杀戮功臣和“生殉”嫔妃之类的恶行，等于自己撕掉了虚伪的画皮。

朱元璋还实行非常苛刻的低薪制度，一个四品官被免职后不得不卖掉儿女筹集回家的盘缠。据学者吴思考证，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官员要做到两袖清风，只能过着类似贫民的生活。明朝中期成化年间有个叫秦纮的清官，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晚期清官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维持生计。末代皇帝朱由检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经常向各级官员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但是一个名叫韩一良的给事中（朝中级别较低的谏官）上疏说，“现在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们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朱由检临死时还在埋怨“歪嘴和尚”，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皆为奸臣所误”。真是可悲可叹！

现代社会实行民主法治，“好经”虚假或难念的情况理应大大减少。但由于种种原因，“政令不出中南海”或上级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大面积“走样变形”的问题仍很常见。

比如，党建工作中越来越严格的要求中，本来就包括反对形式主义，但从基层反映看，形式主义却愈演愈烈。最突出的表现是标语、图板、表册泛滥。某村办公室外边挂着两幅6米多长的永久性标语，室内还挂着20块图板；某地一个只有50多户的小村，迎检材料竟有57大本；有些村党支部的反“四风”检查材料，打印装订得很漂亮，但内容却很空洞，在“奢侈之风”题目下，竟极其雷同地写着“坚持学习不经常”几个字，村干部说，这是上级部署的“规定动作”，少了要扣分，内容是什么没人仔细看。毋庸讳言，这是在自上而下的层层压力之下搞起来的。除了愈来愈密集愈来愈严格的检查、巡视、考核以外，很多省市开展了市县乡三级书记“基层党建专题述职”活动。令人不解的是，述职，应该怎么干就怎么说，但在“党建是第一政绩”的口号下，各级书记的述职材料却由上两级组织部门三番五次地修改审定。党建，本来是受制于诸多因素，体现于“无声无形”之中，且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成效的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这样大轰大嗡，怎么可能不走样变形？

再如，扶贫帮弱本来是一件有利于平民百姓的大好事。但是从去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披露，“精准扶贫验收大有向‘精准填表︐演变之势。”网络和微信中，随处可以看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抱怨。这里，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员官作风虚浮的因素，但主要病根还是上级某些要求脱离实际，并采取高压紧逼、打分排名等多年惯用的老办法抓推进，从而产生了南辕北辙的后果。最令基层头疼的是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上级划定了人均收入的硬杠杠，同时，又不得不层层下达指标；基层只能根据指标落实到户，再反过来编造符合上级规定的人均收入表格、档案以应对检查。很多地方，一个乡镇所辖的若干行政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但戴着贫困村帽子的，可以确定80%的贫困户，相邻的村只能确定10%。干部一边哀求农民忍受这种明显的不公平，一边按户编造“精准”数据，还要对贫困户进行问答训练。还有“造血式扶贫”，提法当然很好，但在实践中，好事常常办砸。有些贫困户本来自主经营的能力极其孱弱，但基层政府或帮扶单位却在硬指标考核的压力下，不得不饥不择食地帮着甚至逼着扶助对象上项目，结果得不偿失，甚至血本无归。

2008年，贵州瓮安发生了一起影响很大的群*体*性*事*件，在舆论一边倒地批评“县官”的时候，我曾在写给《市县领导参阅》的短评中大胆放言：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这起事件，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仅仅把板子打在他们的屁股上，也不公平……这里面，既有基层干部治理不够得力的问题，更有政策不协调，法治不健全的深层原因：上级领导机关一边三令五申，不允许增加农民负担，一边组织各种由农民出钱的达标竞赛（税费改革后这类的问题大大减轻）；一边要求地方不得拖欠职工干部工资，一边实行财力向上集中的政策；一边批评“跑部钱进”的不正之风，一边继续实行部门掌控大量专项资金的项目审批制度……基层干部不得不冒着风险搞各种政策“变通”,惨淡经营地维持着工作运转。遇到群体性事件，除了认真和群众对话协商、积极依法解决问题、做好正面思想工作以外，拉拉打打、哄骗迁就等办法往往配合使用。弄好了，一俊遮百丑，还可能当上信访工作或社会稳定的先进典型，弄不好，就出乱子。

大量事实表明，“歪嘴和尚论”看不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基本事实，颠倒了“源”与“流”、“本”与“末”、“阎王”与“小鬼”之间的关系。它的泛滥，虽然在短期内、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可能有助于维护省及省以上领导机关的权威，防止民怨集聚和升级。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清除沿袭几千年的人治思维；不利于认真检讨和纠正上级领导机关决策和工作中的失误；不利于政*治*压*力型和全面控制型领导方式的转变；不利于治理体制的转型和治理乱象的消除。

所以我认为，上上下下、官民各界，都应努力清除“歪嘴和尚论”的影响，与时俱进地确立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意识。县级以上特别是高层领导，应减少对基层干部的指责，从提高决策水平、营造良好环境、转换领导方式等方面多下功夫。应适当减少脱离实际的新任务、新提法、新口号，减轻基层压力，减少扰民行为。应注重各项决策落实过程中配套措施的跟进，避免因高压紧逼而催生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应真心实意地鼓励基层对上级乃至中央提出批评意见，及时纠正上级决策和工作推进中的偏差。应适度弱化自上而下的监管考核，给基层更多的自主权。应积极推进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依法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落实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权、选择权，依靠民主、法治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减少上层“歪经”出笼，防止下层把好经“念歪”。应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全面推进治理转型，逐步厘清政府权力边界，实现上与下、官与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