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数学巨匠陈景润雕像

他没有回他的小屋，径直去了李书记家。李尚杰正准备上班，见陈景润愁眉苦脸地进来了，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陈景润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说：“他们要我去住院，我不想去，谁知道以后还会不回来运动呢……”

李尚杰劝他说：“你病得不轻，你应该去住院，象这样经常发烧，长期拖下去是不行的，不管怎样，先将病治好了再说。”

毛主席的指示，在科学院象炸开了锅，激起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一些仍被各种各样帽子压着的知识分子更是暗暗激动欣喜，连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都解放了，天真的要亮了。

可是，也有人极为不满：“陈景润是白专典型，这样的人不应该提倡，中央领导指示要给这样的白专典型治病，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组织部分党员给中央写信，指责反映问题的人美化陈景润，谎报军情，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说陈景润的成果如何如何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这天下午，李尚杰接到通知，马上送陈景润去３０９医院住院。李尚杰匆匆到８８号楼通知陈景润赶紧收拾东西，６点钟有车送他去医院。

晚上６点钟，车准时开到楼下，可是小屋里却不见陈景润。在楼道里找，没见他，在楼下找，也没见他。这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询问陈景润是否去了医院的电话，李尚杰急了，发动数学所在家的人都出去寻找。

人们大街小巷呼唤着陈景润的名字，陈景润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关注着。

附近都找遍了，没见陈景润。所里的老葛，骑自行车来到大钟寺铁路立交桥下，黄昏中，见陈景润穿着那件半长不短的褪了色的蓝棉大衣，头戴着棉帽，帽沿耷拉着，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在桥下踱来踱去。

“小陈，大家到处在找你，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快回去吧。”老葛大声喊着。

听见老葛的声音，陈景润拔腿就往与数学所相反的方向走。老葛急了，骑车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我不回去……”陈景润挣扎着。

无奈老葛身强力壮，他拼命挣扎也没能挣脱掉。老葛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给所里打了个电话。回头发现，陈景润蹲在地上抽噎着，泪水流了一脸。

他嘴里喃喃着：“６３年困难的时候，我将自己省下的粮票捐给大家，运动一来，说我腐蚀拉拢工人阶级。６６年、６７年，我哪一派都不参加，连话都不敢说，结果还是被抓进了专政队。……住院要花好多钱，将来运动来了，会怎么样呢？”

老葛这才弄明白，陈景润躲着不愿去住院，是怕来了运动挨整。

车来了，老葛好说歹说才将陈景润劝上了车。

天已渐渐昏暗起来，小车出城区，沿着一条绿荫如盖的公路向位于黑山扈的解放军３０９医院驶去。陈景润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年后，他的命运将与这个医院的一个女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路上，陈景润蜷缩在棉大衣里哭丧着脸。命运突如其来的变化，并没有给他带来激动和喜悦，反而是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他不知道命运这会儿将他推上峰巅，什么时候又会将他抛进谷底。多年来，虽然他极力躲在他的数学世界里，但是他却目睹了政治运动的每一次潮起潮落，目睹了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命运的大起大落。熊庆来先生当年被称为一代宗师，名噪一时，后来却跳楼惨死；华罗庚先生当年多么春风得意，后来却遭受残酷的迫害。就说他自己吧：６０年代初，在数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被院里树为“安、钻、迷”典型，谁知道，文化革命中，“安、钻、迷”成了他罪不可恕的罪状。他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里游刃有余，却不能理解这个性格乖戾、常常黑白颠倒的社会。害怕命运的大起大落，他别无所求，只求一份能畅游数学世界的安宁。

到了医院，进了病房，陈景润润仍不肯住下来，他站在病房中间嘴里嘟囔着：“我不住院，要住院，去中关村医院，我不住这里。”

送他去的人急了，住院和住哪家医院可是中央有关领导定的，哪能轻易改。他们苦苦相劝，无可奈何中，陈景润终于答应住下来。

护士拿来一套干净的病号服让他将身上的旧棉大衣换下来，他紧紧捂着棉大衣不肯换：“我就穿这个，这很好的。”

护士为难地说：“这哪成呢，你那衣服太脏，得脱下来。”

陈景润仍紧紧捂着棉大衣不肯脱。

与陈景润认识了大半年，李尚杰倒是对他有了些了解，便试探地问：“是大衣里有什么东西吗？”陈景润抬头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半天不吭声，最后才嗫嚅着说：“没，没别的，有点钱。”

频繁的政治运动，使陈景润一直缺少安全感，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做着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所以，虽然当时他每月只有５０多元工资，他却将大部分都存起来，以防不测。

第二天，李尚杰给他送来了一个保险柜。他将用一层又一层报纸包着的积蓄放进保险柜才放下心来。他想，如果万一被开除了公职，有这些存款，我还能将研究坚持下去。

根据他的病情，医院准备给陈景润配特殊护理。陈景润听说特护是按小时计算工资，坚决不要。他说：“我的事我自己能做，我不要特护，不然以后批斗的时候，罪名就会都扣到我头上。”

陈景润在医院住了没几天就吵着要出院，一是在医院医生护士不让他看书，他实在憋不住；二是住在医院里他总是忐忑不安，他对前来探望他的李尚杰说：“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再住要当小病大养的修正主义了，运动来了又要挨批斗的。”

住了几个月，病情稍稍稳定下来，陈景润又吵着要出院，他对医护人员说：“如果你们再不让我出院，我就自己跑出医院，雷锋不就是自己跑出医院的吗，我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陈景润终于又回到了他那间６平方米的小屋，他又开始了“１＋１”的研究。

华国锋发了一顿脾气

毛泽东主席的一个圈，使陈景润成了科学院的热点人物。

可是，陈景润几乎是怀着怯懦的心情接受人们各种各样的目光。从医院回来后，他仍很少走出那间缺少阳光的小屋，仍沉浸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苦苦求索中。

这时，小屋外面正风卷云涌。已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扫荡了“走资派”、“牛鬼蛇神”，也扫荡了文化，扫荡了科学，扫荡了经济。文化园地一片荒芜，科学殿堂断壁残垣，经济命脉气息奄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亿万人压在心底的疑惑和呼喊。

１９７４年底，中共中央决定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乎意料的是，陈景润，这个一直戴着“白专”帽子的科技工作者也被列上了人大代表的名单，更出乎意料的是，提名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竟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酝酿代表名单时，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正在南方广州，他专门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提议陈景润当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恩来极富远见卓识，“文革”动乱已８年之久，整个科技界都瘫痪了，肯定陈景润不懈的科学攻关精神，等于在滚滚寒流中呼唤万木争荣的春天，树起陈景润便是树起一面耀眼的旗帜：科学落后的中国，需要千千万万的陈景润。

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提议竟遭到了激烈的抵制。

有关方面通知科学院，尽快填写上报推荐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材料。

通知传达到数学所后，数学所掀起轩然大波。所党委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意见竟然一边倒：陈景润是白专典型，白专典型怎么能当全国人大代表！我们这里比陈景润优秀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让他当人大代表？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就是把刀子搁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陈景润是又红又专的人。”

结果，数学所党委会上，大家一致不同意让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

会后，他们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党委的“一致意见”，认为陈景润不适合当全国人大代表。

这一切，陈景润浑然不知。他还是那样没日没夜地钻研着哥德巴赫猜想。虽然离“１＋１”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这一步，却是隔着千山万水的一步。要跨越这一步，他不但要拼尽心智，也许还要拼出生命。

小屋外，陈景润能不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引起的轩然大波，并没有平息。

一天上午，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从中南海打来的，通知院党委书记和数学所党委书记立即去中南海面见华国锋。

到了中南海，他们被直接领进华国锋的办公室。华国锋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见他们进来，满脸怒气地指着他们说：“你们连总理的指示都不办，你们还听谁的？……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你们同意得办，不同意也得办。”

就在这时，陈景润病情再次加重，又被送进３０９医院。

一天，陈景润正躺在病床上输液，所里来人通知他，他被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告诉他，这是周总理亲自提议的。这个消息对于陈景润来说太突然太意外了，多年来，他除了参加“批判会”、“斗争会”，几乎没有参加过别的会议，当人民代表，与中央领导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更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

大病初愈的陈景润就要去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了。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开会要带的东西，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破旧的大提包，将数学书放在最底层，盖上换洗衣物，然后将病房里的报纸收拾在一起，放进脸盆，在报纸上放上一本《毛泽东选集》。然后就静静地坐在床边等着所里送他去前门饭店开会的车子。

来送陈景润去开会的是李尚杰，见陈景润将那个破旧的大提包塞得鼓鼓囊囊的，他笑了，说：“在那里开会，用不着带脸盆。”

“要的，要的。”陈景润固执地要将那个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的脸盆带上。

“白专典型”他当怕了，去开会的陈景润多了个心眼，他将数学书藏在下面，将报纸和《毛泽东选集》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他将自己包装成关心政治的形象。

车到前门饭店，负责大会接待的工作人员见他双手端着脸盆，笑了，说：“饭店里有洗浴设备，不需用脸盆。”

“要的，要的……”他仍固执地双手端着脸盆进了房间。

其实，陈景润要的是脸盆里的报纸和《毛泽东选集》，要的是别人眼里的“突出政治”，但他真正要的却是藏在大提包底层的那摞数学书。

陈景润没有被安排在中科院所属的中直机关代表团，也不在他的老家福建代表团，而是被安排在与他毫无瓜葛的天津代表团。而且他还意外地发现，周总理也在这个代表团，并且跟他编在一个小组。

原来，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提议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受到抵制，使周恩来更清楚地看到了陈景润的处境，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跟陈景润一样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他指示会议筹备组将陈景润编入天津代表团跟他在一起，这无疑是对陈景润最有力的保护。

这次大会，是一个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大会。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工作报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的邓小平，又重返政治舞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学研究”、“发展技术”这些久违的词语又走进了大会工作报告。

这一切，带来了一股春天的气息。人们想，也许这场旷日持久的革命快收场了。

会议几乎每个晚上都安排有活动，不是看电影就是看革命样板戏。陈景润一次也没去，等别人都走了，他便拿出藏在提包底层的书，看书，演算。一听到外面汽车响了，他就赶快藏起书。到了深夜，等同房间的代表睡着了，他悄悄起床，蹑手蹑脚进到卫生间，将门反锁上，盖上盖子的马桶便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里面呆到凌晨。

一天下午，是代表团分组讨论。大家刚坐好，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陈景润的视线。陈景润抬了抬眼镜仔细一看，是周总理！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走过来，笑容满面地坐在大家中间。总理亲切地与大家交谈着，幽默的语言、爽朗的笑声感染了他身边所有的人。陈景润有许多话想对总理说，却不敢挤上前去，他坐在一边幸福地看着，听着，笑着。

突然，陈景润看见总理站起来，微笑着朝他走过来。血，直往他脑门上涌，他不知所措地站起来。

总理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口吻象一位和气的兄长：“陈景润同志，你还要学好外文，将来我们国家总是要同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往来的。”

陈景润一个劲地点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周总理的这番叮嘱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周总理的话象雨露一样滋润了陈景润干涸的心，从人大会上回来后，他逢人就说：“总理让我学外文，党让我搞科研。”说着，说着，便淌下泪来。

陈景润没有想到，他这个一心只想沉浸在数学世界的人会卷进政治旋涡，会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政治筹码。

一天，迟群突然造访陈景润的小屋，一番“亲切慰问”后，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成果。原来，华罗庚在中文修订版《堆垒素数论》中引入了陈景润对“他利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华先生已在该书“前言”中说明，并向陈景润等有关研究人员致谢。这本是一件清清楚楚、众所皆知的事情，可是别有用心的人，却想利用它做炮弹打击他们的眼中钉华罗庚。

陈景润没有上当，他用回避的方式进行了拒绝。

江青的批示却险恶地将陈景润推上了风口浪尖：“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

陈景润的处境变得非常微妙。

陈景润住的８８号楼是一幢五层的筒子楼，里面不但住着单身汉，也住着已经生儿育女的住户，每层楼道都塞满了蜂窝煤炉、锅碗瓢盏，不但拥挤嘈杂，而且空气污浊。一位中央领导指示，要中科院给陈景润解决一间房子，让他搬出那间６平方米的锅炉房。

数学所腾出了一间１６平方米的房子，却提出要按４个床铺收房租，一个床铺８角钱，每个月得交３.２元。

陈景润没有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