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大家对历史人物兴趣大增。电视剧里，皇帝一个接一个，仿佛穿了古装就代表了历史，这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的眼中，总觉得不大对。因为历史人物很多，不只是那些皇帝、公主；而且，很多编剧把现代人的思维套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里头，未必合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标准。

我自己对历史的评断，有两个态度很重要。一个是时时心存宽恕，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把自己摆在那个历史人物的位置上，又会如何，能不能做得比他更好一点？抱着这个态度来评断，总是会公允些，倒不必用严酷的态度去苛责什么人做得好，什么人做得坏。

第二个是避免抱着非黑即白的态度，搞一刀切。因为天下没有一个人完全是功，也没有一个人全然是过，每个人都受到时代与环境条件的约束，很难跳脱出来，这使得人虽然常有做好的心，但往往都失败了。面对这种人，应该去理解他们的环境，同情他们，并从他们身上检讨学习：如果今天我们有同样需求，处于类似状况的话，能不能因为从他们身上吸取了一些教训，从而使我们能做得更好一点，或者更方便一点。

所以，我不从成败来展开讨论，而从改革来切入。台湾在过去五十年来进行了种种改革，眼前仍要面对种种需要改革的关头。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来着眼来借镜，以改革者的角度来加以讨论这中间许多人的功过，寻找缓解改革阵痛的方法。

吴起 心思细腻，不念私情

吴起（？—前381），战国时代著名的兵家、改革家。卫国人，受业于曾子门下。在军事上与孙子齐名，治兵有术，长于战略；又勇于改革，曾得鲁国国君赏识，旋受魏文侯重用，后在楚国担任令尹（宰相）实行变法。

吴起的下场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商鞅差不多，他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进行改革，结果却在楚悼王死后，被贵族群起报复而死。

在古代，改革旧制推行新法等措施往往损及旧贵族的既得利益，丧失其地位权力，而新君及其人马在登基之前，也多与改革者相冲突。所以，在古代，新王与旧贵族这两者的利害常常相连，受到损害是一定要复仇的。秦国对付商鞅，是旧贵族和新君联手的，吴起的命运则近似如此。不过，吴起知道旧贵族要找他报仇，劫数难逃了，于是就跑到老国王的尸首那儿，抱着老国王的尸首，乱箭射过来，射到他身上，连老国王也中箭。后来，他的敌人也因伤害王尸被诛，有七十多家被牵连。

改革既然损及了既得利益者，那么改革者本人往往也要偿付很大的代价。商鞅本身的性格我们不知道，因为记录并不完整。虽然有一本书叫《商君书》，但不是商鞅写的，而是后人拼凑起来的，而且写的是改革的种种计划，看不出他的性格如何。但是吴起的性格在文献中就很清楚，他这个人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一意，坚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也因为这样的性格，结果连母亲去世，他也不回家；甚至为了取得国君信任，居然杀掉妻子，以求得一个将领的位置。商鞅很可能也是如此，所以他当时处罚王子，才会那么不讲情面。

从吴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改革者一定要有相当的毅力，这些人都很能干，对当时的情势有一定的判断。他心里一定很清楚，有多少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这些利益受损的人，将来是会报仇的，而那些人又并非没地位、没力量的人，但他却还愿意冒这种险，坚持改革的信念。

商鞅 组织再造，贯彻执行力

商鞅（约前390—前338），原名公孙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因功而封于商，所以后人称他为商鞅或商君。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于是也叫卫鞅。商鞅在秦孝公时代执政达十九年，实行变法，成绩卓著。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最后被车裂而死。

商鞅在这个系列里不是重要的人物，但他的结局非常戏剧化。

商鞅还是个年轻学者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看好他。他的老师公孙座是魏国的宰相，非常赏识他的才具和学识，认为他将来必会有大用，就跟魏国国君说，应该用卫鞅来改革魏国。但是魏国国君认为卫鞅太年轻了，不值得信任，而不想用他。没想到宰相心一横，说如果不用卫鞅的话，就不如杀了他，免得为其他国家所用。宰相回头又告诉卫鞅这件事，叫他快点逃命。卫鞅却说国君既然没有眼力重用他，自然也不会杀他。直到公孙座死后，秦国招揽贤士时他才离开。

战国时代有十几个国家，其中有七国比较强大，史称“战国七雄”。当时列国竞争激烈，诸侯都想尽方法，充分调动资源，运用力量，来拓展国家版图与政治势力。

春秋战国时代离古代的分封制度不远。分封制度就是派给一个诸侯一个地方，而诸侯王除了收税之外，并不管地方上的事。这种制度在资源调度上并不会很有效，中央拿到的资源并不多，也不能迅速动员。当时，讨论改革的不只商鞅一人，许多人都想改革政治制度，让它运作得更有效率。其实，战国时代改革的速度与深度，并不亚于欧洲19世纪如俾斯麦在德国之类的改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战国时代这些国家的改革者互相学习，为他们累积成果，也为未来的帝国体制立下基础。

总而言之，这一套帝国管理制度在秦孝公用商鞅主政的时代只是初试而已，到了秦朝大一统之后才告成熟。商鞅做起事来，所有的人情摆一边。分封不能看情面，要有法律和制度的规范。也就是说，商鞅重法，而且重数字，一切都要有数据评估，账面上清清楚楚。另外，他也重视户籍，把每个户籍列得仔仔细细。如此一来，原本各地的封君必须把领土分出来，散置各地的聚落也被加以整并，形成一套有层级、有监督的行政制度。为了有效实施这一套，他必须在开始实施之前有一个实践机会，于是他从太子身上树立威信。

当时王宫前有一条御道是国王才能走的，结果太子驾车经过，商鞅说必须惩罚，但因为不能杀太子，于是杀了驾车的御者。其后，太子又犯错，商鞅便处罚了他的老师。太子对这几件事非常愤怒，即位之后，就找了个罪名处罚商鞅。虽然商鞅逃走了，却在投宿时，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被送官法办，最后死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下，落得车裂的悲惨下场。

当时的中国，许多人都想做些改革，有的重视管理制度，有的注重用人，有的注重策略，而商鞅则是重法。他虽然使秦国国力强盛，奠定秦国大一统的基础，但自己的下场却相当悲惨。

王莽 缺乏方法的理想主义者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后来毒死了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则称假皇帝和摄皇帝。8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统治期间进行改制，企图缓和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结果事与愿违。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

传统史学讲求正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莽算是恶人，因为他篡了位。虽然我并不谅解王莽的行为，但我要替他做个小小翻案。

王莽出生的时代，帝国制度还没有定型为传统。汉朝代替了秦朝，大家就说朝代是轮流做的。改朝换代，没有一个姓氏能永远治理天下，哪一个朝代做不好，就由另外一个朝代取代，颇有政党轮替的味道。而且还排好金木水火土的顺序，所以当时辩论的是，汉是土德还是水德，以此解释汉朝到底有没有资格代替秦朝。秦朝已经说了自己是水德，如果承认秦朝的正统地位，那么汉朝就是土德，土克水嘛；要是不承认秦朝正统地位，那么汉朝就直接继承周朝，当是水德。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看重哪个朝代是五行中的哪一项？因为没有一个王朝能永远维持下去，汉朝一开头就有阴阳五行思想的辩论。

第二个辩论则是，一个王朝的统治要有一定的条件，如果做不好就要换，但政权并不是通过选举来更替，而是视天命之所归。天命是什么呢？说是老天爷要不要换皇帝，如何换，老天爷自会降下许多祥瑞或灾异。地震、日食等各种灾异不断，都是皇帝做得不好的警讯。

其实天灾常常有的，但儒生以“天人感应”这类说法来指责皇帝。儒生的目的就是警告皇帝，免得皇帝常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汉朝的儒生搞出这套哲学，意即天命是会变的，天命变了就要换新朝代来治理天下。这样的说法说了一百年，后来连汉武帝都相信，每隔四年就换一个年号，代表重新开始，是一个新的朝代。

汉朝当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确实觉得皇帝该要换了，如“汉历中衰，当更受命”这样的说法层出不穷，王莽就加以利用，而新的皇朝叫“新”。所以改朝换代的理念，王莽是一本正经相信的。他是汉朝那些外戚中难得的有学问的人。当时中国有所国立大学叫作“太学”，是世界最早的国立大学，王莽正是太学学生。而王莽能得到地位，是因为皇太后是王家的女儿，他是皇太后的侄子，皇亲贵戚，地位优越。

起初，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大家都称赞他有学问、有礼貌，思虑也很周密，所以后来有句诗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就是说，当时如果他在谦恭下士时死掉，大家会说他是好人一个，但等到他篡了位，就变成大坏人了。可见，要评断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他篡汉称帝之后，当政颁布的政策大半都是错的，虽然所实行的政策中有一部分其实是有道理的，例如解放奴隶。汉朝有奴隶，凡是犯了罪的人，就充公做官奴，私人也可以买卖奴隶。不过奴隶不是主要的生产力量，因为当时并不是奴隶社会。王莽说改奴隶为国家次等的公民，等到这些人做了若干年的次等公民之后，就可以变回正常的公民。

他也不许有过大的商业利益，做生意不许囤积居奇、不许敲诈——自然资源属于国家，不属于任何个人。树林、水产、盐，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的资源，这些天然的东西不许任何人垄断，是全国人民一起共有的。这些制度不完全是今日社会主义或社会福利，但至少就当时的环境而言，其用意在求取某种程度的公平。

王莽是书呆子，他认为任何事情只要名字改了，实质也就跟着更改了。他把钱币、官制都改换，甚至连邻近的匈奴、日本的国王都叫他们改称号。他说天下所有的田地都是王田，就把田地改名为王田，就有不许私人垄断的意思。

胡适因此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相信自己的确有上天的恩赐，有特别的责任，也有特别的权力：责任就是改革天下，权力就是做皇帝。当时改革也有特别的契机：汉朝时没有人觉得某个王朝应该永远存在，当政者腐败，就应该有新的王朝起来。

他秉持着这样的信仰；而他的书读得很多，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同时必须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但他的失败则来自他以为发个命令出去，事情就做到了，名字改一改，就以为实质也改了——这就是读书人的通病。最好笑的是，绿林军打到长安的时候，他还说自己有天命保护着，不必在乎，自己做了北斗的模型，他坐在斗柄，以为有北斗七星保护着他，就高枕无忧了。

改革者不能局限在理论里头。商鞅太实际，王莽则太理论。

王安石 一意孤行，过于自信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仁宗嘉祐三年上万言书，主张变法，但未获采纳。至神宗即位才获重用，推行新政。然因改革太急，用人失当，遭致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晚年退居江宁，封荆国公，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两种。

王安石这个人值得讨论。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改革者，但范仲淹才是宋朝第一个改革者。宋朝是结束五代十国分裂的统一王朝，宋太祖终结了军阀专政的传统。他这个人不太相信别人，重文轻武，把军队国家化，这是他主要的功劳。

唐末，各地的节度使割据，导致后来唐朝分疆裂土。军阀独揽军权、民政权、财政权三项大权于一人，终于尾大不掉，以致国家分裂。宋太祖为了革除这种状况，全国的“路”——相当于现今行政单位“省”——就没有设置地方行政首长。地方权力一条鞭直达朝廷，没有人总其成。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有军阀割据的情况，坏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单独成事。这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宋朝的问题是做什么官不做什么事，不做什么官做什么事。这在宋朝叫差遣，官是官，差就是差遣。

宋太祖为了矫正晚唐以来的弊病，弄得宋代官制混乱，所以范仲淹想改革。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已经很发达，中东商人贸易贯通东西，中国颇得利益。但是宋朝的皇帝还只是从国家专卖盐、酒、铜的利润专挖利权，所得有限，主要的收入还是土地税，此外即是国营企业。所以虽然宋代经济很发达，但国家却常常闹穷。唐朝时中国还产马，到宋朝时，北边一块地被辽国拿走了，中国不产马了。兵不强、钱不够、管理又一塌糊涂。范仲淹的改革，是想要解救老百姓的痛苦，但他没做完。直到王安石得到宋神宗大力支持，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是从经济下手，他当年就有一个经建会，叫作“制置三司条例司”，专门管财政预算收支的三个衙门。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由宰相亲自掌管，或者是由副宰相兼任，用经济切入改革。改革田亩制度，举办农民贷款（跟今天的农会信用部一样），称为“青苗钱”；委托养马，平常让百姓养，等到打仗时再拿出来，这也是读书人的毛病，他不知道马会变老的。

王安石真的想为老百姓做事情，但这些改革引发了政治斗争，绵延了三个皇帝，北宋斗完了不够，到南宋继续斗。改革者和保守者之间，在整个宋朝不断发生矛盾冲突。最后王安石被贬，做了个闲差。

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了，譬如农贷，他以为是对农民好的。但官府要看成绩，天天在考核，结果农民就算不要借钱，还是照样被迫贷款。贷出去多表示成绩好，结果非贷不可，还要付利息，反而变成农民的负担；送马给百姓养，官府常常看有没有养好，结果也变成负担。百姓付了钱可以不当兵，结果变成本来就不用当兵的人也要付钱。这些制度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执行欠当，这是官僚制度中求功劳的人执行心切的缘故。

平心而论，王安石这个人不太讲卫生，虱子在胡子上爬，他也不管。王安石个性很傲，特别别扭，说东他偏说西，说西他偏说东，又自信得过了头，甚至认为天命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言也没有什么可听的，祖宗更没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天命、祖宗、舆论都可以不管，只有他对。他一打定主意，连菩萨也劝他不动，当时人皆称“拗相公”。

王安石脾气倔，也不容易交朋友，所以满地政敌。连本来是朋友的苏东坡，后来都变成政敌。一直到他下台，苏东坡才又成为他的朋友。这种人做事情就是没有朋友，没有人规劝，后果就是没办法可以找到真正有用的部下，肯替国家、替他做事情。他是太强的领袖。领袖太强，手下一定不太强，这是通例，最好是自己很强，但不要觉得自己很强，谦虚一点，承认别人的长处。所以王安石的手下不是笨蛋就是马屁精，再不然就是利用他的人。他身边这三种人都有，当然事情办不好了。

回头说到范仲淹身上。范仲淹想要办一个学校，训练将来改革的干部，王安石没想到这一点，王安石根本没注意当年范仲淹曾有过这样的想法，这就是王安石自信过分的毛病。王安石是儒家，所以他相信孔子讲的当年尧舜的时代，有一个三代之治圣王的时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他要把老百姓带回之前的好日子。他自己是很有学问的，也有使命感。但他的性格使他的改革坏掉了。他失败以后，旧党改了回去，到了哲宗、徽宗时候，他的老部下又把新政改了回来，但是还没改完，北宋就亡了。

继之的南宋一朝，不断有儒生想要改革，但改革的成果始终未脱离北宋的沉痾，庞大的官僚力量同样不断抵制改革。余英时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发现南宋的理学其实是学者想做到“内圣外王”，王安石即是致力于“外王”的功夫。

什么叫作内圣外王呢？南宋儒生的理想，是自身向内要求圣贤的功夫，外面要以王道行天下。找个好的皇帝，用皇帝的力量（皇帝可以是虚君），他自己可以是真正做事情的人，让世界变成一个太平的理想世界。做到这个地步，一定要自己先向内修身，向圣贤方面学做人。这就叫内圣外王。理学家就是希望能碰到像王安石一样的机会，有皇帝的信赖，但他自己必定要做一个圣贤的人。

看了王安石的错误，他们自己心里就会提醒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再说，所以南宋理学强调要先求内圣，再求外王。南宋理学的功夫，不是纯粹做好个人而已，他们都充满使命感。他们的抱负就是要将世人带进太平盛世：王安石没做好，我们要做好；王安石的办法错了，我们要找更好的办法，更好的计划。这一个理想一直留在中国士大夫心里。中国的读书人一直保有这个使命感，从汉朝开始，宋朝加强一点，一直到现在都如此。宋朝是很重要的关键阶段。

张居正 兼具远见实务，推动行政革新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明江陵人。穆宗隆庆元年，与高拱并为宰辅；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共逐高拱。当国十年，推行改革。执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清丈土地，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裁汰冗员，减少支出；改变赋税制度，改善财政；起用戚继光等整顿边防；用潘季驯治黄淮二河。卒于万历十年，死后被弹劾。

16世纪时，张居正很得万历的信任。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到了明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太祖朱元璋时已不再设置宰相职务，但张居正因为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出任首辅十年，拥有宰相般的实权，使他得以顺利整饬纲纪，推行改革，将已见衰败的明朝，恢复到国富民安、海内称治的景况。万历皇帝十岁即位当皇帝，年轻时政绩做得不错，其实是因为张居正在幕后替他做了皇帝。

当时明朝很乱，明朝皇帝好的少，坏的多，整个明朝的政治其实都不好。朱元璋手下当年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被他杀了四万。朱元璋用读书人做事情，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不好就挨廷杖，也有当场被打死的。朱元璋的时代朝臣上朝，晚上回家，一家人都要庆幸又渡过了一个难关。明朝的官员是没有尊严的。所以，明朝的官大半都不行，顶多做到奉公守法，有所作为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张居正是难得有所作为的人。当时太监专政，替皇上管事。法律不行，政令已无法下达。张居正的改革，只是想按《大明律》做事情，该做的就做，皇帝下的诏书，政府下的命令就都能彻底执行，让政府的效率提高。他曾引用于谦的一首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大意是说：我是山里的石灰岩，被人家切下来到火里去炼，粉身碎骨，烧成一堆白灰，留下的是清白。这就是张居正的志愿。

他是湖北人，先师沈刚伯先生也是湖北人。我在台湾做事情的时候很受委屈，特务、党部和有些同事找我麻烦。沈先生以张居正勉励我，张居正曾发愿：人们走过水坑时，愿是那水坑上铺上的草席，让人家踩过去，宁愿自己受污而让人家保持干净；骑马的人两脚上都会沾上污泥，我愿做骑马的人膝盖上两块遮脏泥的东西，宁愿自己受污而让人家保持干净。沈先生告诉我：要做事情，就要任劳任怨。张居正就是抱持这种想法，立志做这样情操的人。

张居正的改革在他当政的时候确实是成功了，可是他为改革不惜肃清朝臣巨贾，以致死了之后还差点被开棺斫尸，家产全部没收。他成功在哪里呢？他制定了一套制度，改革了行政效率；改革田亩的税收，使税收公平；让一般老百姓不会被大户侵占权利。大户是当地收税的人，当时明朝有包税的恶习，大户负责收税的同时，把自己的税赋转嫁到一般老百姓的身上。

在行政方面，张居正定了办法：一个命令，分成三份，一份是下命令的人，一份是收到的人，一份是监察的人，如果没有按照时间回报，就表示失败，监察人员会去查验执行的时间对不对，执行的条款对不对，执行的情况成果对不对，加以考核。这个办法延续到对日抗战的时期，还有行政三联单。从16世纪用到20世纪，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名称，设计原理是一样的：一个命令出去，一定有人追踪考核。这是张居正的远见与切合实务的改革。

康有为 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与活动家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1888年第一次上书朝廷，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十年期间先后七次上书，并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鼓吹变法。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联合上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名举子上书建议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是为维新变法的先声。

清朝末年，国家领土一天天被侵夺，赔款一天天付出去。政治日坏，本来建海军的钱拿去建颐和园，捐官的人拼命捞老本。眼看国家快要亡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想要辅助光绪皇帝变法。当时他们决意模仿德国与日本。因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成败还在未定之天，而德国的改革也很成功，所以他们希望以德国和日本的改革做榜样。

一百多天下来，这些年轻的改革者天天下命令，下了无数的命令，单单从命令来看，中国已经维新了。但旧的官僚根本不听他们的话，所以到了最后，慈禧太后反扑而有“戊戌政变”。这些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改革者，所作所为和王莽一样，也是托古改制。他说孔夫子本身就是大改革者，孔夫子生前就想改革鲁国的，变法也不过就是孔夫子想做的事。他的做法也与王莽、王安石一样，将古代的经典做新的解释。康有为在广州讲学，也是在传播这一套托古改制的理论。实质上，他以外国的例子作为改革真正的蓝本，但他一定要套上中国的传统，借托古来说服大家。

康有为也不能说离儒家很远，汉朝儒家有一批今文学派的学者，确实是想要依据理想制度来改革朝政。所以康有为是想让今文学派的思想在清朝复活。他在讲学的时候，有一批人跟着他一起做，所以他在上书时候，共有几千人签名的——时代的需要，中国不改不行的。戊戌被害的六君子中，最可佩的是谭嗣同，他讲人权，既是儒家的仁，也是佛家的“慈悲”。谭嗣同一念慈悲，要救苍生于水火之中。为了改革变法，谭嗣同愿意掉脑袋来完成。慈禧太后派人去抓的时候，大家都要逃，但是他不逃，他大开正门，坐得端端正正等你来抓，这是一个有使命感有抱负的人。

梁启超 笔端常带感情的改革宣传家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十七岁中举，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戊戌变法主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他早年在《时务报》《新民丛报》所发表的政论散文被称为“新民体”，感情奔放，启蒙了整整一代人。晚年在清华讲学，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梁启超梁任公在戊戌变法里面不是第一主角，第一主角是康有为。梁任公则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戊戌变法虽然失败，改革的种子已在中国萌生。梁启超二十一岁时，曾填词抒发胸中感慨，发愿替苍生受苦，老百姓所受的苦由他一人受好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胸怀济世的人。

民国建立以后，他有志于政治，他不想保皇，也不想复辟，他想要建立民主制度。在当时北洋政府所在的国会里面，他想要有一个政党，但是也失败了。不过这个人确有感人的力量，他的朋友里面，文的有当时第一等的知识分子，武的有当时最好的战略家蒋百里。他后来要去旅行的时候，蒋百里丢下自己的职务跟他跑，也有人贴了家财替他办政党，这就是梁启超感人的力量，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除了做过两任总长以外，在民国的政治上他没有真正占到一个位置，他说的千金剑、万言策，讲起来都是想要用政治来救国救民的，但他一辈子都没做到。可是对中国的启蒙而言，没有梁启超就没有启蒙：他鼓吹民族的觉醒，他也宣扬民主，他的文章有感情、有思想。我的老师夏德仪先生曾回忆道，他当时住在苏北的乡下，交通并不方便，但每天有一艘船一个航班，带来梁任公的《时事新报》，夏先生等人每天都在码头上等。从上海发行的话，四川一样有人在等。

梁启超其实并不做第一手的研究，他也不通外文，人家念给他听，他写下来。他的著作涉及面之宽，从法律、政治到经济，到诗歌，到戏曲，无一不通，所以政治上虽没有如他愿，思想上却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的启蒙。日据时代，他到台湾来访问，林家接待他，也是不管哪个地方的旧士绅，大家都来听他讲几句话、讨论问题，所以他的启蒙也影响到日据时期的台湾。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功与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对比，成功显得更深刻了。

梁启超他走了，留下有用的人做别的事情。假如梁启超早些年死了，那没有梁启超，我们中国的近代又不一样的。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功劳之大，没人可以比。这些改革者，对老百姓、对世界都有许下的愿心。我拿戊戌变法的人物来做结尾，就是要说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就是一直想要改，一直想把理想带到世界来，但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因为时代的限制，因为背景的限制，或是因为改革者自身性格的限制等，一路过来的几位改革人物几乎都是失败的。但是没有这些失败的人物，没有这些人留下来的痕迹，历史就显得过于苍白了。

小结

改革者多半下场不好，这是有缘故的。因为，对一个组织或系统而言，任何变动都会牵动全体，整个组织系统如此庞大，仅靠一小部分的变动来加以改革，是很困难的。

另外，每个朝代的开创者是系统的设计者，等于是重新开始，负担比较少。而且，往往鉴于前朝的困难与缺失，便进行一番全面的翻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朝末年到五代，因为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所以宋朝就一百八十度转过来，将文官地位提高，武人地位压低。像这样全然的更动，往往是会成功的，因为不是只修补少部分，而是一概全换。

这与改革者不同，改革往往是在朝代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产生了问题，才有更动之议。这一篇里头唯一的例外是王莽，他是自己想出一套全新的东西来，其余则都是因为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问题，必须做修改。修改一个小螺丝钉，一定会发生磨合的问题，改革成功的几率往往非常有限。同时，在任何一个大系统中，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来反对。到最后，改革者一定变成少数面对多数，因为他的同僚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甚至不在政府里面的百姓，都会对他产生强烈反感。王安石就是如此。他失败的原因还应包括在某些本来没问题的地方，却因此牵涉别人，惊动了朝野。他的动机可以很好，可是一竿子惹翻了整船的人，大家都想把他丢下水。这，就是改革者失败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