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告密，在东欧国家，已经化为一种严密的制度。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档案解密，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个国家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告密者，普遍到了几乎人人有份的程度。过去的同事，同学，邻居，甚至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亲戚，都互相告发过。其实，这就是制度，一种曾经行之有效的制度，连执行制度的人，有时也难逃被告发的命运。这种制度，比起当年的雅各宾时代，已经进化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显然，下面热心的告密者，其实是因为上有所好才这样干的。雅各宾党人，就喜欢人家告密，鼓励告密。冷血的马拉，就是因为听说有人要来告密，才接待了前来谋杀他的少女科尔黛，因而被刺死的。这里的核心，是权力，生杀予夺的权力。马拉见科尔黛的时候，一边记录科尔黛告诉他的反革命的名单，一边恶狠狠地说，明天他们就要人头落地了。雅各宾专政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但后人却可以完善之。事实上，这种基于人性阴暗面的告密行为，只要上有所好，就会被迅速激化出来。

当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人们的做法，还可以说是基于革命的激情，有着道德主义的外套。到了二战期间，人们居然可以向民族的敌人纳粹告密，动机仅仅是因为看不上对方，或者对方是犹太人。诚然，当年保护犹太人的人也是有的，有名有姓，已经被记录，被文学作品讴歌，无名无姓的，想必也是有的。但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当年发善心的人，绝对抵不上告密的恶人多，两边已经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难怪战争结束后，欧美的史学家会感到心灰意冷，对二战后的欧洲人极度失望，认为战争对人性的摧毁，已经无法复原。

无疑，这样可悲的事实，说出来令人沮丧。人性的阴暗面，一旦被某种权力和制度激发出来，威力之大，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人性善的一面，被摧毁之惨，也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有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在日本的时候，完全无法想象，他的那些和善的长辈，会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到了中国之后，看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当年的老照片，才不得不相信了。他认为，是战争摧垮了人性。其实，不是战争摧垮了人性，而是制度。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日本，即使在号称最文明的欧洲也是一样。系统地利用人性之恶，本质上就是一种统治术，在武则天时代，就是如此。只是，她还没有这个自觉，把这个做法变成一种制度。

后世这样做的人，几乎都高扬着一面绝对善的旗帜。这儿，才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

原标题：雅各宾式的告密

文章来源：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