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来颇受关注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问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财新记者表示，考虑到资本外逃规模仍不容小觑（详见财新报道“余永定：资本外逃规模仍不容小觑”），过去一段时间总体有效的资本管制政策实践仍然要坚持，其力度取决于汇率浮动程度。同时，国内的产权保护以及相关改革也得跟上。

 曾担任外汇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的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孙鲁军于7月中旬表示，前段时间加强资本管制是合适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无奈之举。自1998年金融危机至今，资本管理措施一直是在“翻烙饼”。“在2005年左右，我们主要是防资本流出的，后来我们开始转到资本流入，从2015年我们又把重点放在防资本流出方面，所以整个政策是不停地翻烙饼。”

　　近期，考虑2017年一季度对外投资规模大幅下降，市场及相关部委人士均表达了考虑放松对外投资各相关（环节）政策的看法。

　　余永定认为，资本管制实践总体仍应坚持，其执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应取决于汇率浮动程度，因为汇率浮动本身就能能调节对外投资、资本外流的强度。在人民币汇率不受干预，能随市场供需贬值的情况下，一些觉得在海外盈利能力很强的企业还是会出海并购，但那些盈利能力不强，或想套利套汇的企业，很可能就不去并购。

　　不过他也坦言，在当前汇率预期及走向已趋于双向波动的情况下，更为重要的还是意识到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是什么。很多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不是真正的市场行为，很大程度上夹杂着政治考量。

　　因此，政府需要加强产权保护，同时加速国内的税收、价格等一系列改革。他说，“否则企业永远是要跑的”，哪怕是在更为不利的汇率水平下。

　　余永定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乃至整个资本项管理政策都需要更具一致性。 8·11汇改后，企业外债一直在减少，但是2016年后半段，包括发改委等部委在内都开始鼓励房地产等类型企业到海外发债。最近，又有消息称相关部门希望排查企业外债情况，因为考虑到一旦国内显现潜在系统性风险，若外债多就较难控制。

　　余永定就此表示，中国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相对而言没有多少外债，之所以他并不太担心人民币贬值，除中国依然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之外，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多少外债。如果外债规模大，人民币显著贬值后这些负债企业就全垮了。此外，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不应该鼓励企业借外债，特别是必须禁止地方政府借入外债。

　　他指出，从长期基本面来看，中国也没有多少理由去借外债，中国国内的资金富余、找不到去处，而且中国是经常项顺差国，应该输出资本而非借入资本。

　　之所以不利用国内资金，一方面还是围绕着汇率，前段时间考虑汇率压力希望鼓励资本流入；另一方面， 一些企业之所以借不到钱，是因为在去杠杆的大环境下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他说。

　　“政策当局至少不应鼓励企业去借外债。”他坦言，政策应该是稳定、均等的，不应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政策需要有个长期的设计，不但从纵向、跨期（intertemporal）来讲要具有一致性，也是从横向来说。

　　他认为，对外投资政策不能搞特殊化、尤其是不能政治化。对于大小企业应该一视同仁，尤其是不能对近来海外并购异常活跃、但极难搞清楚其各方面状况的大企业大开方便之门。

　　他还以“一带一路”为例称，前段时间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审核不说一律放行，也属从宽审核。但凡沾上“一带一路”的项目，就从宽放行。

　　他认为，不管是否是“一带一路”项目，都应该采用同样的审核标准。现在 “一带一路”在地域上泛化到全球，成为正常的经济活动，反倒缓解了这个问题。

　　余永定还就保留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的建议表示，这也是因为中国当前情况下资本输出的能力有限。

　　中国当前经常项顺差是在减少或保持稳定水平的，不太可能有很大的资本输出能力。他还指出，中国的净国际投资收益长期为负，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回报水平还并不高，因而进行海外的资产配置、改善国内外资源配置的努力，应该随着企业海外投资能力和回报水平的提升而逐步加大。在人民币没有较强贬值预期的情况下，海外并购投资额应该缓步或稳步地上升，而非爆发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