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一样，有着“非洲的中国”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也拥有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薄弱的工业基础。10年前，埃塞开始尝试引进中国的工业园，将资本、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集中起来，以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家得以涌进这个古老的国家，他们从内资转为外资，将埃塞新工人编进业已成熟的生产线。崛起不久的中国人和渴望发展的埃塞人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过去与未来的投射，也在复杂的博弈中寻求共处之道。

工业园出海

当地时间11月22日早上5点50分，太阳尚未升起，气温降到了10℃——一天当中的最低点，华坚国际轻工业城被准时响起的铃声唤醒，1000多名工人从集装箱搭建的临时宿舍里钻出，半个小时后，所有人被集中到一起，列队成阵。在埃方和中方干部的口令下，方阵开始原地踏步、转向、齐步跑，“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号声与凉鞋拍打地面的嗒嗒声混杂在一起，整个厂区很快变得嘈杂无比。

参加晨训的是来自吉马工业园（吉马是埃塞俄比亚西南最大城市，今年6月，华坚集团接管了吉马工业园）的1000多名新员工，加上近200名中方干部和160名埃方干部，所有的方阵都由中国干部排头领跑，62岁的张华荣也在其中。作为华坚集团的董事长，晨训是他引以为傲的一项制度，一周四次，不仅是为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训练工人们的配合服从意识，还有手脚协调能力——这是流水线工人必备的能力，不少试用期的埃塞员工因此被淘汰。

中方和埃方干部一起领跑晨训

在埃塞俄比亚，能组织如此规模晨训的工厂，除了华坚找不出第二家。张华荣特地邀请我们前往华坚国际轻工业城观看了这场活动。工业城位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下简称“亚的斯”）西南的拉布区，2015年开工建设，占地138公顷，大片的土地已经被平整，车从园区的路上开过卷起漫天灰尘。

目前园区内只有华坚自己的鞋厂已经投产，但按照规划，建成后的工业城将是一只巨大的“女靴”，轮廓是“中国长城”式的围墙，内有状似中国版图的“中国湖”，专家楼、职工楼一应俱全，里面的工厂将会为埃塞创造3万～5万个就业岗位，创汇20亿美元。

20分钟跑下来，上了年纪的张华荣还算轻松，但偶有瘦弱的埃塞女孩跑出了队伍，躲到集装箱背后不停地喘气。跑操结束后，张华荣开始演讲。他个子不高，说话带有赣腔，语气坚定。一名阿姆哈拉语翻译和一名奥罗米亚语翻译将张华荣的话传达给工人。他说，吉马和40年前中国的很多城市一样，贫穷、落后，没有工业，但他相信，10年或20年后，在吉马培训的第一批员工当中会有人成为老板、高级管理干部，就像他们身边的中国干部曾经做到的。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工人们的头顶轰鸣而过，巨大的噪声几乎盖过扩音器里张华荣的声音。30多公里外的亚的斯博莱国际机场是东非乃至非洲大陆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之一，对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而言，繁忙的机场和航路正是它过去十几年来经济发展的最好写照。

8年前，张华荣也是在博莱国际机场落地，他顶着“中国女鞋教父”的名头，从中国制造之都东莞来到埃塞俄比亚。当时他对埃塞的了解仍十分有限。这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国家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曾数次击退侵略者的军队，是非洲唯一一个未被殖民过的国家（除了1935至1941年曾被意大利短暂占领过），被誉为“黑人最后的堡垒”。

在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和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埃塞开始学习西方，变革政制，引进科技，不过早期的现代化努力终因战争和政权更替而搁浅。现在有人把埃塞比作“非洲的中国”，如果从近代史的角度，这个说法还算贴切。

到上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结束多年内战，军委会独裁统治被推翻，新的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建立，经济体制开始松动，新世纪的埃塞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张华荣到访埃塞的缘起就是埃塞时任总理梅莱斯的邀请。

2011年，梅莱斯到深圳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特地接见了张华荣，邀他去埃塞考察。那次考察回来后两个月，华坚正式宣布入驻东方工业园，从而成为东方工业园内最大的一家企业。

东方工业园是埃塞第一个工业园，项目一期占地超过3000亩，位于奥罗米亚州的杜卡姆镇，与亚的斯相距30公里。奥罗米亚州与亚的斯的地理关系，就像河北省与北京市，首都被地方州紧紧包裹着。从首都驱车，出城不久，就是亚的斯至阿达玛州的高速公路（这是埃塞首条高速公路，全长80公里，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半个小时就到杜卡姆镇，从出口下高速，东方工业园鳞次栉比的厂房就到了跟前。

作为埃塞第一个工业园，东方工业园被埃塞政府寄予厚望，时任总理梅莱斯当时派了一个处长级的干部常驻工业园，还每两周抽出两小时专门听取工业园的汇报，后来工业园被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确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

华坚工人在工业园的院子里踢球

埃塞政府当年在中国媒体上发布招标广告，应者寥寥，最后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中标，其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私有公司全面负责工业园的运营管理。如果从2009年正式开工算起，东方工业园刚好走过了10个年头。这10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就是埃塞俄比亚工业化的历史，而在其中，中国企业家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以至于连“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的荣誉都授予了一个中国人——2017年9月1日，埃塞政府授予张华荣这一称号。

”候鸟“ 南飞

张华荣1958年出生于江西农村，上世纪80年代从开小作坊做起，后来创办华坚集团，一手打造了一个庞大的鞋业帝国。他的身上带有太多老一辈企业家的特点，精力充沛，讲话直来直去，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和领导人合影的照片。但在埃塞开工厂，即使不认同他做派的人也承认，华坚的确下了真功夫。

张华荣2011年到东方工业园考察是龚芬妮和同事们接待的，彼时也正是东方工业园大力招商的时候。

龚芬妮上世纪80年代随先生赴美留学，后来跟随外交官先生转徙于异国他乡。她在2010年加入东方工业园，负责招商引资。她告诉我，当时埃塞的工业部长经常就在办公室等着接待中国企业，但每次见完一拨，过段时间就会问她：“芬妮，上次送我围巾的那个人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来？”龚芬妮常被问得不好意思，招商一年多时间，几乎没有企业留下。

实际上，2011年的时候，张华荣来非洲建厂的动力也不强。华坚集团当时在国内的日子过得算不错，且处于增长曲线上，而环顾国内制鞋行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劳动力、地租等成本虽有上升，但制鞋工业上下游配套已然成熟，出海入非并不是一个优先选项。尽管如此，总理的邀请仍然发挥了作用，张华荣的入驻对东方工业园也是一剂强心针。

在那以后，大小领导来访，园区都会径直把他们带到华坚的鞋厂参观。张华荣当然也有自己的算盘：“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们称为候鸟产业，冬天到这里，夏天到那里，哪里的劳工便宜就会往哪里迁徙。”而且女鞋的生产工序比运动鞋和男鞋要复杂得多，光种类就可以细分为密鞋、马靴、凉鞋、休闲鞋等，款式更是多样，这注定了自动化机器难以取代手工，流水线对劳动力的需求至今仍然强劲。

&, lt;, /SPAN>再看看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人口总量超过1亿，仅次于西非的尼日利亚，而且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埃塞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主要粮食作物叫作苔麸（teff，制作埃塞主食“英吉拉”的原料），每年7月份播种，11月左右收获，一年只种一季，接下来的漫长时间里，大部分埃塞人无事可做。在实业家的眼里，这些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华坚在东方工业园的杜康鞋厂目前一共有5条生产线，2000多名埃塞工人，车间内90%以上都是当地工人，现在每月的员工流动率仅为1%，工厂5年以上熟练员工占比过半。杜康鞋厂的管理负责人胡宜衡去年一年几乎没有招人，前段时间，他想招5个工人，到工业园门口一招呼，将近200个人报名。东方工业园附近有两个市镇——杜卡姆和塔博尔赞提，这两个地方有超过60万人口，而工业园只有不到2万个就业岗位——现今在园区大门口，每天都有年轻男女等着工厂出来招工。

胡宜衡告诉我，经过8年的培养，埃塞工人的整体生产效率达到国内工人的70%～80%，但他们的平均工资一个月仅3000比尔（折合人民币七八百元），只有国内工人工资水平的五分之一左右。埃塞另一项重要的比较优势是，非洲国家出口到欧美的女鞋是零关税，这一数字，中国为20%，东南亚国家为8%。仅关税和劳动力这两项，就为华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大幅降低了成本。

胡宜衡拿着一双出厂价为79.99美元的Naturalizer（娜然，美国女鞋品牌）牌正装凉鞋告诉我，这双鞋在埃塞生产出口的成本要比在中国低5美元——这对利润空间本就不高的代工行业真不是个小数目。杜康鞋厂的工人们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6天，一年生产150万双鞋，所有的鞋都会被装入集装箱运往海外，以几十到几百上千美元不等的价格，在欧美商店里出售。

回顾东方工业园的招商引资史，龚芬妮说，真正的拐点是在2014年。一方面，埃塞解决了工业园土地无法交易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内制造业成本开始加速上涨——出海，成为了越来越多企业的求生之选。改变也发生在埃塞工业部长的办公室。龚芬妮告诉我，2014年之后，部长不再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等中国企业了，他开始挑选要见的企业。此后两三年里，超过80家企业驻满了东方工业园，从纺织服装、皮革制鞋，到建材、机电、汽车等等，不一而足.。

2015年，埃塞政府开始兴建自己的联邦政府工业园，龚芬妮看见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索性离开了东方工业园，出来创办了“投资埃塞”的公众号，并为前来埃塞投资的中国商人提供咨询服务。

中国到非洲的企业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做工程的国有企业；第二类是贸易企业，非洲进口的产品60%～80%来自中国，所以这是很大的一块；第三类就是华坚这样的民营制造企业。”张华荣说。由于埃塞政府禁止外企从事贸易，因此在埃塞，主要是国企和制造业民企。龚芬妮估计，在埃塞的中国企业已有近700家，其中大部分都是民企。

华坚已经将生产重心转移到埃塞俄比亚。“华坚在国内的工厂，2015年最高峰的时候有2.8万人，现在只有3000人，而且每年还会下滑，因为劳动力、关税、综合管理成本等问题，我们在国内的经营状况确实不好，而且美国的客人也希望我们走出去。”张华荣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蜂拥至东南亚、印度等地后，未来的10年，非洲是最后一块洼地。文：张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