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诱惑力

与张华荣对廉价劳动力的关注不同，埃塞帝缘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波更看重埃塞本地市场。2015年12月，王晓波从坦桑尼亚考察结束回国，在博莱国际机场转机，顺道去周边转了一圈。3个月后，占地300亩的瓷砖厂就在东方工业园破土动工了。

埃塞吸引他的除了超过1亿的人口规模，还有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4至2014年间，埃塞俄比亚年均GDP增长率高达10.9%，一直位居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行列。而且，埃塞高原盛产烧瓷必需的高岭土，这能为工厂省去一大笔运输费用。

王晓波的小舅子杨权雷带我们参观了工厂，他介绍说，工厂现在80%的原料都采自当地，只有化工原料需要进口。帝缘陶瓷厂的流水线24小时昼夜不停，每天能生产6万平方米的瓷砖，足以满足埃塞全国瓷砖市场的需求。

帝缘陶瓷的总部在亚的斯市区的“W”大楼。“W”是帝缘的品牌标识，在亚的斯市区的交通要道、贫民区的墙壁和建筑工地都能看到它的踪影。我们在“W”大楼见到了一身正装的王晓波，42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做生意也多少有些温州人的性格，“看中了的就把它买过来”。

帝缘陶瓷的母公司叫荣光集团，总部在温州，本业是做鞋，涉足陶瓷行业是因为王晓波一次和朋友聊天，听说湖北有个陶瓷厂不错，股东想要退出，就出手把它买了下来。这是2012年的事。买过来两三年后，国内房地产开始调控，加上基建放缓，环保政策收紧，瓷砖行业迅速入冬，工厂纷纷关停。因为收购时对员工有不裁员的承诺，王晓波只能另寻生机，把目光投向了外部市场。

王晓波的工厂进入埃塞后，很快取代了原本从印度、中国等国家进口的瓷砖，把市场价格降低了一半。“以前可能埃塞的普通人家都用不起，或者用得很抠，和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家庭一样，只在少数几个必要的区域，比如厨房、厕所才贴上瓷砖。价格降下来后，更多人家能用得起了。”王晓波说，外汇紧缺的埃塞政府原本只欢迎华坚这样的出口创汇企业，后来认识到瓷砖厂给他们节省了外汇，也开始予以支持。

埃塞的过程。埃塞俄比亚的宗教信仰十分多元，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其中又分为埃塞俄比亚正教、新教和天主教），同时也拥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还有部分人信仰原始宗教。“比如穆斯林喜欢带有伊斯兰特殊图腾和花纹的瓷砖，还有基督教和其他不同的族群也都有自己的偏好，我们要把订单拿过来做针对性的设计。”

王晓波的销售网已经基本覆盖整个埃塞，占据了市场最大份额。不过，日子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政局动荡，埃塞这两年的经济增长陷入低谷。王晓波告诉我，现在帝缘陶瓷的库存已达到200万平方米——他承认自己高估了埃塞市场的增长。如今在亚的斯，建了一半后无人照管的大楼四处可见，有的是因为老板资金链断了，有的是缺少外汇，建材迟迟进口不过来。就在“W”大楼隔壁，一栋七八层的大楼，从王晓波搬来至今快4年了仍未完工，而他们在东方工业园300亩地的工厂已经投产了近3年。

不过王晓波似乎并不担心。他刚刚去了沙特，计划在那里建设一座新的瓷砖厂，一共4条生产线，设计产能每天10万平方米，总耗资1.7亿美元。包括沙特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目前正对中国瓷砖进行反倾销制裁，最高税率提高至75%。

中国本是沙特最大的瓷砖进口国（2013至2016年），但这一位置在2017年被印度取代。“所以我们就直接在那里建厂，而且沙特阿拉伯也在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开始搞工业化，招商引资。还有，随着中东地区的战争结束，比如叙利亚的战后重建，整个中东市场对瓷砖的需求应该会有一个大的增长。”加上2018年王晓波在柬埔寨收购的一家瓷砖厂，他即将在埃塞俄比亚、柬埔寨和沙特拥有三家工厂，产能预计达到每天30万平方米。原本只是集团副业的陶瓷板块如今已经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极。王晓波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再找两个国家建两三个工厂，当总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我也就可以退休了”。

中国老板，埃塞工人

时间倒流二三十年，中国的工业环境与如今的非洲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高速增长，不断变化的制度，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满了商机。当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来到非洲，他们多年训练出的商业性格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

无论是老一代企业家张华荣还是“温二代”王晓波，做事都是雷厉风行，果决大胆，他们到埃塞考察了一次就拍板，几个月后工厂便破土动工。高效，灵活，敢于冒险，让中国企业家很快在埃塞赚到了第一桶金，但如何与当地社区和工人打交道，是一个需要他们摸索的课题。

华坚目前是在埃塞雇用工人最多的中国企业，加上吉马工厂，总共有近6000名埃塞工人。张华荣的目标是到2030年，为非洲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张华荣半开玩笑地说，他认为凭借自己的这一成就，应该要拿个诺贝尔奖——尽管他还没想过6个奖项要拿哪一个。华坚前后选送了500名埃塞员工分四批前往中国学习培训，这些人相当一部分被其他企业作为埃方干部挖走。

晨训时担任翻译的“广州”和“上海”，以及胡宜衡的助理“辽宁”就是华坚树立的三个典型。他们三人是工厂里中文说得最好的埃塞人，同时也获得远高于车间工人的报酬。

29岁的“上海”在埃塞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毕业后加入华坚，已有8年。他家里有6个姐姐，父亲从军队退役后开了一家商场，把他送进了大学。“上海”去赣州华坚科技学校培训回来后得到提拔，从车间工人成长为拉布鞋厂的人力资源部主任。“上海”结了婚，有两个小孩，住在亚的斯，组建了一个典型的埃塞中产家庭。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讲话的方式也是华坚的标准。他告诉我，在中国，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团结一致”，他也相信，只要团结，埃塞也可以取得像中国一样的成就。

胡宜衡是最后一批受训埃塞员工的教导主任，初中毕业的他是张华荣从工厂里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如今位至华坚杜康鞋厂副总经理。在赣州华坚科技学校，胡宜衡看到“笨手笨脚”的埃塞工人，想起了自己刚进工厂时挨过的骂。其实送去培训的不少学员都和“上海”一样学历不低，初中生带本科生，胡宜衡用的都是土办法。

他让埃塞员工从叠纸飞机叠花做起，逐渐掌握流水线生产需要的协调能力，后来他跟这批学员一起到了埃塞。在埃塞，不同的族群、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对初次出国的他来说都是陌生的。胡宜衡记得，以前穆斯林员工提出，希望在工作日留出祷告的时间，工厂没有答应，但后来在斋月期间允许穆斯林工人提前下班，同时单独安排进食时间。他说自己在埃塞待得越久，越明白尊重和沟通的重要性。5年前刚来工厂时，他到哪儿都要带着翻译，现在已经可以用英文去和当地员工沟通了。

如今在东方工业园的园区办公室有一个政府一站式服务中心，除了海关、税务外，最重要的就属负责处理劳资纠纷的官员。园区内除了常规的安保队伍，还驻扎了一个21人的联邦警察小队，持枪巡逻。在各大工厂里，劳资纠纷都属家常便饭。王晓波的瓷砖厂也不例外，但他倒是云淡风轻，他说自己在温州就见惯了本地工人和外商的矛盾。

王晓波以前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汽车销售店，村里人找过来强行要求给他们搬车，王晓波愕然地问：“汽车怎么搬？”但对方就是不管，最后只能每辆车给50元钱打发走了这些人。再比如从厂里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或者聚众围堵外资企业，吃拿卡要，如今发生在埃塞的事情早年在中国同样发生过，王晓波觉得不足为奇。“他们刚从地里出来到了工厂，其实还是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我们进来是第一批，这是机会，但是帮助埃塞人完成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变，这个成本肯定也需要我们去承担。好事哪能全部让你一个人占了，顺风顺水的话大家就都来埃塞，哪轮得着我们。”

在埃塞的中国工厂或多或少都遇到过罢工，张华荣体会尤深。龚芬妮记得，华坚第一次遇到规模性的罢工大约是在2013年，当时因为埃塞工人生产效率低，为了赶工期，杜康鞋厂常要求工人们加班，最后遭到埃塞工人的抵制，他们每天到下午5点就集体走出工厂以示抗议。罢工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是因为内部管理的矛盾，有的则是由外部社会环境变化激起。

2019年年初，华坚拉布鞋厂再次遇到工人大罢工，在劳资诉讼中，华坚的埃塞律师帮公司赢得了官司。埃塞工人群情激奋，闯进了中方员工的居住区，要找躲在里面的埃塞律师要说法，张华荣讲话时话筒都被夺走，前来维持秩序的警长也差点被围殴。张华荣一口气裁掉了拉布鞋厂所有埃方员工，近2000名熟练工人。为了如期交货，生产了一半的鞋子不得不用集装箱运回国内的工厂加工，给华坚造成巨大损失。

在埃塞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当中，张华荣看似风头无两，头衔甚多，但在华坚内部，他有时像是一位喜怒无常的帝王，常常当着客人的面不留情面地训斥下属，对团队暴露出的问题，丝毫不会轻易放过。他不仅要把关几百上千万的投资项目，连厂区Wi-Fi取名、后勤食材的采购，张华荣也时常过问。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他更加小心翼翼地掌控着华坚这艘巨轮，但当它驶入异国的海域，一切变得更加变幻无常。

迷雾重现

张华荣有次邀请我们和中国农机院的专家共进晚餐，饭桌上，那位专家建议张华荣在吉马工业园做一个屠宰厂，投资小，利润高，却被他一口回绝。张华荣说自己上了岁数，要给子孙后代积德，不愿意做屠杀生灵的生意。“牛肉我们吃，宰牛的事让别人去做。”

关于屠宰厂，我们在埃塞期间听到了另一个故事。2014年，中国国内阿胶价格疯涨，原料供应严重不足，一家叫作“山东东”的公司到埃塞寻找驴皮。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

2015年，埃塞驴的数量已至843万头，稳坐世界养驴王国的头把交椅。龚芬妮说，“山东东”原计划在埃塞买驴皮，再将驴皮粗加工后出口到中国制造阿胶，但投资局高层领导建议他们开办屠宰厂，这样可以把埃塞人不吃的驴肉一起卖了以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山东东”采纳建议，决定将驴肉卖到越南，驴皮运回中国生产阿胶。

当时“山东东”找到了东方工业园想租厂房，龚芬妮和几位同事讨论后认为，这个项目不能上，原因很简单，毛驴在缺乏交通工具的埃塞人眼中等同“圣物”，埃塞民间有句谚语，“没有驴的农民自己就是驴”，杀驴者会被视为凶手。

但在投资局的支持下，“山东东”取得了屠宰厂的投资许可证，项目预计每天屠宰200头驴，雇用当地200个工人，所有产品出口国外。与东方工业园没有谈妥，附近的Bishoftu市市长却鼎力相助，批准了1.5万平方米土地给“山东东”。然而，工厂建成投产不到半年，2019年8月，在当地民众的激烈反对和抗议下，“山东东”不得不宣布变卖在Bishoftu市的屠宰厂。

近两年，埃塞投资环境的复杂化是每个受访的企业家都提到的感受。11月19日下午，华坚邀请工业城所在的区政府各部门官员参加了一场座谈会，工业城的土地拆迁问题是主要议题。张华荣在会上讲述完自己白手起家创立华坚的故事后，话锋一转，他提出，希望政府3个月内解决工业城土地上所有住户的拆迁问题——签订协议6年过去，工业城的土地上仍有不少村民没有搬走，这极大地阻碍了工业城的施工建设和招商引资。

区政府的官员们则打起了太极，要求华坚先按流程提交申请，包括拆迁安置的详尽数据和资料，然后答应尽力解决问题。张华荣不露声色，他说这些资料政府几年前就已掌握，不过他答应再让人提交一次。

座谈会后，区政府官员们合影后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等着去领礼物，拿了雨伞，挑到合适号码和款式的鞋子后，大家满脸笑容地上车。看到这一幕，一旁的龚芬妮向我揶揄道：“这样送礼是最廉洁的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埃塞一直是公认的清廉指数很高的非洲国家，很多非洲国家的机场海关看见中国人都会索要小费，官员、警察到企业去敲诈也是常事。但在埃塞，这种事情以前极少发生。近几年，这种事情日益增多，企业苦不堪言，却又不得不送。

龚芬妮告诉我，这些年有不少国内的投机者跑到埃塞，通过炒地皮的方式很快发了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从政府手里拿地，然后从国内拉来工厂接盘。埃塞的地价和租金已经涨了好几轮，东方工业园最早一亩地3万元都难卖出，现在已经涨到了15万元一亩。龚芬妮租的一套小楼，10年前租金1.5万比尔，现在小区同等条件的其他房子已经涨到10万比尔。“房租现在涨得很厉害，有的房东会用美金来算，那每个月你交的比尔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是埃塞人，不能开美金账户，更不能把不断贬值的比尔存起来，就只能买房子。”

2014年之前，在埃塞注册公司的门槛实际只有5000美元，外国人只要拿着护照去投资局填几份表格，几个小时后公司就注册成功。于是中国人开始大量注册空壳公司，因为这样可以拿到当地ID，获得签证便利。在那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埃塞新增了五六百家中国人注册的公司。等到第二年，埃塞政府才发现实际运作的公司只有100多家，其他400多家都是假公司，这才反应过来，将外资公司的注册门槛提高到了20万美元。

新一代的年轻企业家也在埃塞寻找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李鸣（化名）是“80后”，一口流利的英文让他更容易融入本地人的圈子。他在埃塞办了一家主打本地市场的塑料制品厂，其规模仅次于一家印度人的工厂。有趣的是，他对在当地办厂印度人表现出的竞争力赞不绝口，“他们管理很好，都是制度化的，把成本控制得也很低，我们从来不做印度人做的产品，跟他们搞差异化竞争”。他告诉我，以前去投资局办事至少前面会排三四个人，现在几乎是空无一人。这与龚芬妮的感受互为印证，她的投资顾问公司这两年的客人明显变少了。

大家都在期待明年大选后局势能够好转，但坏消息接连不断。就在11月21日，埃塞俄比亚的锡达玛地区举行了自治公投，两天后，埃塞俄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锡达玛成为第10个联邦自治州。近两年，地方各州反对势力风起云涌，今年6月，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安全部队的派系发动政变，枪杀了该州州长和一名高级顾问，随后还在首都刺杀了埃塞俄比亚国防部队参谋长。持续动荡的政局给埃塞的未来投下了一层阴影，中国企业家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离开埃塞的前一晚，我们再次见到了李鸣，他刚去了一趟埃塞的邻国肯尼亚回来，准备在肯尼亚投资一家塑料制品厂，考察了肯尼亚的环境后，他对埃塞的现状更加悲观。5年前他到亚的斯亚贝巴时，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却干净、平和，人民友善的城市，如今他不知道它何时能重回正轨。“但这个地方总是要发展的，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挣钱，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陪着它耗了。”文：张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