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批海军和政府官员上船，让船长带领着检查了船舶。17名船员的海员证、护照一律被没收，他们还被采集了照片。随后两三天，船员们被逐一审问，然后又被送回船上。接下来的20多天，船员们就在船上自由活动，只有两名士兵在船下站岗。

被马国政府俘获并没收后，停泊在Toamasina港的FLYING货轮。在当地比较显眼。

受伤的胡敬运和刘延忠，先于FLYING被送上岸救治。10天后，他们也被送回船上。2019年1月17日，有律师、警察和海关人员等4个人上船，将2人带走。"不是保外就医，说是继续治疗，做手术，因为之前枪伤子弹还没取出来，X光片子上看得到。"从那以后，船东姐夫、二副两人就和其他15名船员失去了联系。

2019年2月6日，剩下的15名船员突然被警察带下船，没有任何解释。他们以为是审问，没想到被一辆车直接拉到监狱。

初期审讯期间，马国警方询问的无非是"来干什么"。大家回答不出来，因为船东一直没告知。借着简单的英语，加上一名当地的中文翻译，船员们投诉士兵抢走了大家的财物，"我们中国船员怎么能没有手机呢？"但警方装作听不懂。

警方问，"海上追你们的时候，我们一直用VTF（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喊话，让你们停下来，为什么不停？"船员们蒙了，"你喊话是给驾驶台喊的，只有船长和船东姐夫听得到。我们躲在洗澡间里。我们也很无辜，都吓傻了，觉得没命了，怎么听得见？"

无论如何，船员们也很想知道，FLYING到底因为什么事遭到马国追击，又为何逮捕船员。审讯时，马国警察说，"你们这条船2015年、2016年来我国走私红木，""这次来也是来走私红木的"，并指控船员涉嫌犯罪。从此之后，船员们陆续听闻了一些信息，才对FLYING的"前科"有所了解。可是，这跟船员有什么关系？

大副申文波，是15名船员中经验较丰富、懂航运规则的船员。符伟刚弟弟于2019年4月赴马探监期间拍摄。

2019年3月27日，马国法庭对15名船员做了一审判决。判决书显示，除指控船员拒绝服从和逃走，更严重的是"无害通过"（Le passage de non inoffensif），即非法入境罪。他们被判有罪，除每人5250万马达加斯加法郎的罚款、没收船舶及货物，15名船员均被判刑5年。

判决书上，还有专门针对胡敬运、刘延忠的判决。他们的刑期分别多了6个月。这时，15名船员才知道，在外手术期间，因为马国医疗条件有限，胡敬运和刘延忠在律师的操作下办了保外就医，前往第三国治疗，之后趁机逃回了中国。

船舶被扣后，船员们立刻就联系了船东杨建丰。杨建丰说，会全力解救船员，让大家安全回国。他出钱为大家聘请了律师。后来大家判断，1月17日离船后大家尚且自由，2月6日突然无理由被捕入狱，可能就是胡、刘二人假借"保外就医"偷渡回国而激怒马国警方的后果。"船东姐夫是最关键的人物，他和船东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他一逃走，马国警方就把我们抓捕入狱，判刑。"申文波说。

直到大半年后，他们才通过电话联系上刘延忠。从他那里得知，外交部门和外事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了，每个船员家属也都被打过招呼了。刘延忠被限制出行，离开老家烟台必须报备，"大概意思是说，你已经回来了，在家好好养伤就行了。其他事情就不用管了。"

刘延忠则表示自己很担心其他船员，他说自己3月坐飞机回的国，"正常入境"，回来后也"损失严重"，没得到船东的补偿，还被船东拉黑了。但对于1月17日离船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出境回国的，他不肯说。

2019年10月13日，该案在马国被二审维持原判，并且对胡、刘二人追加了"国际通缉令"。

垃圾场般的监狱：皮肤病、传染病盛行

2019年2月6日那天，船员们被从船上送进监狱时，还以为是个难民营。"里面有生火做饭的，有一个大操场，操场上有球门。来回走动的都是衣衫褴褛的人。"直到晚上，看到房里的情景，他们才知道这是监狱。

第二天他们呐喊，抗议马国警方没有说明、手续和审判就把他们抓捕入狱，狱警鸣枪震慑，监狱领导出面解释。

后来大使馆曾派人来，称完全了解情况，劝他们不要闹事，会跟马国交涉，要求公正审判。而船东杨建丰、巫秀青夫妇也一再承诺，"不惜倾家荡产"，会全力营救。

中国驻马大使馆保证了受困船员的基本人道主义待遇，除了敦促救治胡敬运、刘延忠，要求杨建丰提供基本的伙食，还保证了15名船员在狱中的通讯。船员们花1000块钱，托一位华人餐馆老板帮忙买了一部二手小米手机，用他的护照办了电话卡。他们注册了一个微信。

一年来，15个人就用这一部手机与外界联系。监狱里有一个"电话房"，手机由一名狱警专门保管和充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下午，他们有三个半小时的使用权限。打电话期间，狱警就在外面打牌。

之前FLYING被马国海军押送到图阿马西纳港后，15名船员一直被限制在船上。直到船长姐夫胡敬运、二副刘延忠疑似被船东"偷渡"回国，大家才被莫名其妙送入监狱。其间，大家的境况相对还可以，以为调查清楚后就能回国，所以一直瞒着没告诉家里人，怕他们担心。

Toamasina监狱白天放风场景，放风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4点半，近处铁板为厕所门。

2月，正月初七这天，大管轮徐进泽的妻子收到一条"英文短信"，拿给20岁的女儿徐丽丽看，发现是拼音。联系上轮机长蔡拥军的女儿蔡晓琳，她们才知道出了事。许多家属都是通过蔡晓琳知道消息的，包括水手长孟范义之子孟朝生。

孟范义是吉林省吉林市蛟河人，十几年前在老家开厂子生意失败，欠下巨债。孟朝生说，十几年来，父亲独自一人挣钱还债，几乎打过所有的临工。

年龄大了，在国内不好找活干，2015年，孟范义找中介关系出国劳务，去了马来西亚做建筑工。2016年，因为出国劳务的年龄限制，他开始考虑当海员。2017年，51岁的孟范义在山东一个学校考了海员证，随后通过大连华商劳务公司上了FLYING。因为吃苦耐劳、脑筋灵活，一年后，他当上了水手长。其间，他回家休假一次。2018年10月7日，他坐飞机赶到新加坡，登上了FLYING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航次。

符伟刚2011年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轮机工专业毕业，实习期间跑中日韩航线，见识到了海员工作的辛苦，他曾在韩国海域一下午晕船呕吐四次，吐出了血丝。2013年10月，他的一个大学同学所在的货轮在印度洋遭遇气旋而沉没，17名中国船员在救生筏上漂泊24小时，才遇岛得救。央视《朝闻天下》报道后，此事让符伟刚更怕出海。

但2014年，母亲得重病要花钱，他不得不上船，干到2017年10月。之后过完年，他通过大连华商劳务公司派遣，上了FLYING。

"航海就是这样，船不会来找人，是人去找船。"孟朝生说，"比如这个船在新加坡靠港5天，人正好休假结束，就飞到那里去上船。"10月7日，正好是FLYING离开新加坡前的最后一天。

直到过年，孟范义的家人才发现他失联了。"打电话、微信，找船长，找劳务公司，所有的方式都联系不上他。"孟朝生还查了航线数据，显示船停在一个地方。直到春节后，15名船员入狱，境况恶化，蔡拥军率先联系家人，并让女儿蔡晓琳通知有联系方式的家属。

2019年4月，孟朝生和符伟刚的弟弟符瑞峰作为家属代表，飞到马达加斯加探监。"那个关押、生活条件，很难用语言形容。"孟朝生说，"就像是中国的垃圾场。"

这是一个关押着1000多人的监狱，此前从没有中国犯人。每天早上8点开牢门，犯人们获准在院子里待着，大家尽量找阴凉；下午4点半再进闷热的牢房，度过长夜。

牢房里三四十度的高温，100多个人住在60多平米的阴暗屋子里，一盏15瓦的白炽灯24小时亮着，每人只有1米×2米的水泥地面，在上面铺上床垫和凉席。"晚上睡觉，人都是紧贴着的，翻个身都会压到别人。"申文波说，刚来时，大家都起了热痱子，周围人普遍患有湿疹等各种皮肤病。

探访室相见那一刻，大家都哭了，包括4名孟加拉船员和2名缅甸船员。"他们没有经受过这种生活条件。而且他们觉得没有犯任何错误。如果本身犯了法，心理上也没有那么大的落差。"孟朝生说，他完全能理解这种心情，"可见对他们的心理是一种极大的摧残，有的甚至有些崩溃了。"

孟加拉和缅甸在马达加斯加都没有大使馆。孟加拉驻毛里求斯的使馆人员曾来探望，缅甸只能与北京联系。"他们肯定没有什么办法，"一名船员说，"因为是中国的货轮、中国的老板，他们也只能向中国求助。"

那次探监，孟朝生和符瑞峰给大家买了价值人民币1000多元的物资。好在当地物价便宜，船东杨建丰通过一家当地的华人餐馆，为每人提供一天两顿饭，以及一瓶矿泉水。

监狱里没有任何个人储物空间，家人送去的钱，要随时揣在身上。孟朝生看到，狱警凶狠地惩罚犯人，当地人犯了错，就会被打到跪下认错。即使洗澡、上厕所，狱警也随时都会找到理由惩罚犯人，通常有抽手背、敲后脚背、抽后背等处罚。但他们很乐意收中国人的小费，"只要给几块钱人民币，什么都好说。"

"衣服都没有，一件衣服要穿几个月。"孟朝生感叹，监狱里连能喝的水都没有，"一缸水要洗澡、洗毛巾、刷牙、洗脸，循环利用。"那一瓶矿泉水，白天在院子放风时，船员们都要随手拿着。

陷入绝望："赎金"谈判失败

从2019年3月到7月，船员家属三次前往福州寻找船东杨建丰、巫秀青夫妇，催促他们拯救船员。

见到杨建丰、巫秀青夫妇时，家属们询问"2015年走私红木"一事，杨建丰夫妇称，那是马国政府想要钱，胡乱扣的罪名。他称自己有能力，会花钱把船员们救回来。但问及这一次去拉什么货，他不回答。

杨建丰看起来信誓旦旦、态度诚恳，招待女家属住在家中，报销来回车票，还给船员补发了1月、2月的工资，让家属们放心回家等消息。

孟朝生和符瑞峰去探监时，巫秀青还让他们给船员捎去一批药物。符瑞峰说，"那时看起来她态度很好，内心也有自责。"另一方面，杨建丰夫妇也打算与马国方面谈判，两名家属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

原来，大使馆联系了马国当地的一位华商侨领，希望他作为中间人，为杨建丰和马国政府牵线谈判。五、六月间，巫秀青与申文波通话时，曾责怪马国政府"不开价"，"现在就是赎金的问题。他们如果开价的话，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赶紧把你们赎回来。"

使馆人员也曾到监狱看望船员，表示船员们都是普通打工的，船东是第一责任人。大使馆非常重视，也已和马国政府交涉。

船员徐进泽说，如果只是杨建丰一面之词，他们不一定相信，但使馆人员的话让他们安心了许多，大家就耐心等待。

但是，7月份开始，巫秀青彻底隐身，杨建丰则表示"谈判失败"，"对方开出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出不起。"符瑞峰说，杨建丰曾经告诉他，华商侨领转告了一个价钱，但却不能保证成功放人，但杨建丰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打包方案"，对方办不到。谈判失败。

"之前说的可好了，后来知道都是骗我们。人家开了价，他到现在一分钱都没出。"申文波生气地说，"他们是说人话不干人事的那种。"现在，杨建丰常常不接电话，近乎失联。

船员们每次只能打电话给大使馆，让大使馆通知杨建丰，才能和杨建丰说上两三分钟的话。"船东不负责任，不管我们了。马国的司法也不公正。近几个月大使馆对我们的事也没什么动作了。"水手李以印说，因为被骗，现在他们谁的话也不相信了。

2019年10月13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后，15名船员绝望了。那所监狱让他们感到崩溃和恐怖。一天只有早餐和中餐，每顿提供一小勺，种类为木薯、白米、玉米粒、小绿豆中的一种。"只有20%的犯人有人送饭，其他人都骨瘦如柴。我们牢里有个男人，正常身高，体重不到60斤……"好在华人餐老板让服务员帮忙送饭买药，从不多收钱。

监狱里卫生状况奇差，犯人普遍有皮肤病，传染病人也没有隔离，生病者只能得到少量药物。常有犯人死去，"等医生开个死亡证明，就用铺盖一卷，抬出去埋掉。"船员们很少与马国犯人交流，除了语言障碍，还担心传染病。"实在不是我们不可怜他们，只是怕被传染。"

监狱管理也很混乱，7月间，一名颇有势力的罪犯在狱中吸食大麻，受罚时他袭击了警察，跑回牢房后纠集100多人与狱警对峙，引发了一次暴乱。警方反击两次，朝天鸣枪，驱赶分流人群，才将其抓住。

船员们在监狱中度日如年，还焦心地记挂着家人。申文波的妻子李芳芳独自在潍坊临朐老家照顾4岁和8岁的两个儿子，她在一家超市工作，月工资只有2000，却要还3000的房贷。原本每月都有丈夫1万3的工资，现在他还要问家里要钱，每月在监狱花销1000多元。

大副申文波8岁的大儿子常因想念爸爸而哭。他常在纸上给爸爸“写信”。

李芳芳感慨地说，杨建丰的女儿在加拿大留学，儿子上重点中学，"没有人出面去让他们负起责任。这世道，都是有能力的人护着有钱人，是不是？无辜的船员当替罪羊，在那边顶罪、吃苦，谁管他们死活？"

申文波说，"我们已经问过国内律师，模糊之处太多，取证很难。我们白坐了5年牢，船东省了一大笔钱，什么惩罚都没有！"他们想过在国内起诉船东，4月份赴马国时，孟朝生曾带去一份委托代理书，希望获得原告们的授权，但监狱长看不懂中文，不允许把委托书带进去。

申文波4岁的小儿子对爸爸还没概念，8岁的大儿子经常在纸上给爸爸"写信"，"我想你了，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你。我们想得都快哭了。我们不想哭，我们有勇气。你什么时候才来？"

他们还有4年刑期。"除了接受身体上的折磨，精神压力非常大，非常想念家人。我们没有希望了，但还是要自救。"申文波说，他变得脾气暴躁，烦躁不安，"如果再这样待下去，谁知道精神会不会崩溃，回去还是不是正常人？"

（文中孟朝生、符瑞峰、徐丽丽、蔡晓琳、李芳芳均为化名。）

FLYING号货船上原有17名船员，船东代表胡敬运、二副刘延忠趁受伤救治期间逃回国。真实案件记者|陈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