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别了农村，不同的是，我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而他的户口还留在原地。

二、命定的博士论文

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

我之所以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称为“城市化的孩子”，是因为：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涌入城市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其次，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李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

要研究这样一个群体，就必须把他们放到城市化的时间脉络与城市的空间格局当中来思考，而不是把他们悬置在一个空洞的、无差别的、没有质感的时空之中。

“城市化的私生子”这个说法虽然刻薄，却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相。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离不开农民工及其子女，他们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价格优势，也是城市化率中的光鲜亮丽的数字；

另一方面，他们却存在于一个半合法的灰色空间里，仿佛私生子一般见不得光，他们不是官方承认的移民或市民，常常被视为挤占城市公共资源的“搭便车者”，甚或潜在的犯罪者和不稳定因素，就如同私生子构成家产和家庭团结的威胁一样。

这一群体同时兼具三个特征：第一，跨越城乡边界，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其心智结构和生活历程当中；第二，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地方性公民身份 / 市民资格；第三，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底层。

在他们身上，地域政治、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交汇在一起。城乡对立、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三者相混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而言，意味着什么？

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又在于：其一，农民工子女如何定位其自身（我是谁），即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二，农民工子女在与政治系统的互动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独特经历将会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也即政治社会化的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试图解决这样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关系？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

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这些农民工子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命运。一方面，他们是“回不去的一代”。他们大多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没有务农经历，与乡土社会缺乏文化纽带和情感联系，他们不可能像父辈那样往返于城乡之间，而倾向于定居城市，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

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事实上构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却仍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

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

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时进退失据，处于就学就业的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在上海升学，目前只能进入中专、技校或职高。

如果回到家乡念高中，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将不得不与父母分离，寄居于亲戚朋友家，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

另一方面，家乡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与上海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学生回去之后也存在学业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升学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直接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