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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阅:83616579/回:0)吴官正夫人张锦裳:相伴五十年【下】1983年3月,吴官正担任武汉市市长。上班骑自行车,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穿的也很普通,经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办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饭也排队,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没有赶上饭,就饿肚子。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他负担很重,压力大,营养不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让秘书带到办公室,他怕影响不好,怕我耽误工作,没有吃,也不许家里再送饭。一直到现在,他三餐饭都很简单,走了三个省,后来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调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刚到葛店化工厂,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也穿葛店化工厂的工作服。后来,买了缝纫机,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冬天准备夏天的,夏天准备冬天的。他调武汉市科委后,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孩子也转了学。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吃惊,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会穿得这么寒酸。他当了市长,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生活仍然很艰苦。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有时买上几十斤,晒干做咸菜。整幢楼几十家,就我们一家晒菜,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衣服破旧,连小偷都不愿光顾。 当时商品短缺,什么东西都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二两油,五人正好一斤,平时舍不得用,节约下来一罐子油,准备过年给孩子炸东西吃。他爱整洁,对孩子要求严格,看书学习要求坐得端端正正,每天晚上十点钟休息前,必须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每次他外出考察,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说:“解放啰!可以睡个好觉了。”有一次,他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从国外回来,到了家里,一看家里不太干净,拿起拖把就去拖地,把我攒的一罐油撞倒了,我心痛得不得了。 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在葛店化工厂,本来可以分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只要二室一厅的,还是顶层。当市长前,6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他的爸爸、我的妈妈、我们俩和三个小孩,共七口人。大约在1985年,市委办公室要我们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面积很大,也很漂亮。但我们考虑到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这么大的房子水电费很贵,特别是那里离我的单位比较远,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路上时间太长,没时间做饭,就放弃了这幢房子,一直住在天津路。七口人挤在一小套房子里面,上面一拖地,下面就像下雨,有时不知如何为好。老吴说:“莫做声,上面拖完了不就过去了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 他当市长时,有一次,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我要给钱,他说是发的。我把鱼养在水盆里,官正回来发现了,大发雷霆,把我和行政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他从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车,顺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有一年忘了过什么节日,我们发了中山公园的游园票,官正也到那里去参加活动。我们一起下楼后,他坐车走了,我带着孩子步行好几里路去公园。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说儿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辆车,送她到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里去找车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车,开始他不同意,我说:“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钱。”他才同意了。 有一次,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安排工作。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吴官正还是讲:“我做不到。”叔叔伤心地哭了。叔叔的儿子后来留在武汉做临时工,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大儿子结婚,因为家里没有钱,又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岳父家里。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闹别扭,就把东西搬到我家楼下,并对他爸爸说,我不愿再住别人家里,你是市长,给我找不到一间房子?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动员他搬回去住。以后到了江西,二儿子结婚,官正专门给儿媳妇父亲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帮助做二儿媳父母的工作,不要请客、不要收红包,请务必支持。三儿子结婚,是儿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里的,正好是春节,放了几串鞭炮,一起吃了一顿饭,仅此而已。 官正确实脾气不好,但在武汉当市长时,他当面挨过别人五次骂,物价改革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也没有见他发脾气,但能够感觉到他压力很大。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来敲门,官正去开门,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很不客气地说:“我找市长,武汉的服务态度不好,商场、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很差。”官正客气地说:“我没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后,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思考怎么抓服务,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后来听他说,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他就带着那个人,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他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脸前挥舞,他很生气,决心要狠抓服务态度。第二天,《长江日报》报道了这件事,管理该码头的长航领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工作人员,吴官正知道后,写信给长航领导,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加强教育,不要处分他们。他对我说:“我挨骂知道难受,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这一定要改,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还有一次,他到市场去了解商品价格状况,售货员嫌他烦,不答理他。正好有个顾客买了一斤盐,要求包一下,服务员不理睬,他上前帮那人说话,服务员又推说没有纸,官正指着服务员身后说,那里有废报纸,服务员嫌他多管闲事,又训了他几句。刚好有一个干部来买东西,认出了他,说:“吴市长,您怎么在这里?”服务员才知道骂了市长。 有一段日子很紧张。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房子,是违章建筑,要拆除,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说:“这是吴市长的决定,为了火车站运行安全,这房子务必今日拆除。”其实这事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人兄弟好几个,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上学。有一天,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对他们说,吴市长早就搬走了。那几个人找不到我们,又听说吴官正在北京开会,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警察发现带走了。 在武汉有两次照相印象很深刻。一次是从乌泥搬到武汉,上了户口以后,他高兴得一口气跑回来,我们全家照了两张相片,算是庆贺。他调到市科委任副主任,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去市里看他,又一起照了几张相。当时孩子们衣服破旧,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们穿上照相。 1986年秋,他调到江西当省长后,我在武汉准备搬家。白天上班,晚上整理衣物。因为是回江西老家,熟人多,为了顾面子,用节约下来的钱添置了衣柜、电冰箱和电视机,家里才有了一些像样的东西。武汉到南昌路途遥远,当时路况很差,赶到南昌的滨江宾馆,天已经黑了。官正不让在宾馆就餐,叫我们回家自己做饭。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好又到商店去买锅碗瓢盆。摸黑到车里搬东西时,把缝纫机都压坏了。 我随调江西后被分到南昌市直属机关工委工作,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到得比较早,打开水、扫地、擦桌子,与同事们相处融洽。在担任工委领导期间,想方设法为干部职工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单位活力增强了。 他到江西后,连续三年在赣南过春节,要求赣南借鉴广东、福建的经验,进行改革开放试验,并建议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赣州地委、行署开拓能力强,工作力度大,经济开始活起来,群众也得到了实惠。 他对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平时不能在外面乱交朋友,不能在外面吃饭。每到地市检查工作,都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买便宜商品,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吃了饭要交钱。出差回家,没带过任何东西。返回省城之前,总要司机将车后备箱打开,看一看有没有装什么东西,还问秘书交了饭钱没有。在江西时,有一次司机告诉我,有人把一斤茶叶放进车里,让他们在路上喝,官正知道后,将司机训了一顿,把茶叶退了回去。还有一次,到一家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不敢收。那人说,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怕什么?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了包里,官正在远处看见了,快步走过去问秘书:“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 秘书挨了一顿狠批。官正有两个中学时的同学,趁他到北京开会,找到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说自己是省长的同学,要求调到省政府工作。官正回来后知道了,对秘书长说:我的亲戚、同学都不要到省政府办公厅来工作,请做好他们的工作,务必今天退回,否则找你负责。 在江西的时候,正省级干部家里几乎都装了空调,但官正一直不准我们家里装。一天,一个省委领导带了空调和工人来到家里,说要装空调,我说:“官正不让装。”那位领导说:“别管他,就说我说的,装!”这才装了空调。因天气热,小儿子到我房间打地铺,我们睡着了,官正就把空调关了,又把我们热醒了。 有一次我阑尾炎发作,官正叫警卫员把我送到医院,先住八个人一间的病房。手术后按惯例搬进一个小观察室。医院的副院长是我的同学,第三天,他来到观察室,告诉我说,省长打电话嘱咐,不能因为谁是他的家属,就给予特殊照顾。 他搞调查研究,不希望下边事先有准备,担心弄虚作假,往往事先不打招呼,走在路上,突然提出去看一个地方。有一次去一个地级市考察,在半路上提出去某烟厂看看,进去一看,厂里乱七八糟,地上到处都是烟,浪费很严重。他叫来厂长,要求尽快拿出解决方案,限时整顿好,晚上要安排人员值班,有负责人带班。他走后,烟厂以为没事了,根本没任何行动。谁知他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一看值班人员在睡觉,没有一点儿整改的迹象,就发脾气把厂长叫来训斥:“你到底能不能做事?不行就换人。”把厂长急得直冒汗,这个厂长从此吸取教训,工作有了起色。 他出身贫寒,对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走到哪里都很重视信访,强调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尽可能解决。他多次对接待人员说,群众上访是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你敢保证自己的后代今后不上访?在山东时,我们住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每天早晨散步,多次看到有人跑过来,递上访信喊冤,他总是让警卫员收下材料,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有一次,他在门口看到一个人提着一个包,以为是来上访的,就主动问人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那人说没有,把我们都逗乐了。 他是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毕业的一个穷学生,对困难学生非常同情、格外关心。一到江西上任,他就对教委的负责人讲,一定要帮助困难学生渡过难关,决不允许一个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原因辍学。他多次把自己的稿费寄给困难学生,2007年我们回江西,到永新县时,有一对年轻夫妇来看望,其中一个就是他曾经资助过的学生。 1997年春,官正从北京开完“两会”,刚回到江西三天,中组部就打来电话,说有事找他,让他马上去北京。他当时正在主持省委会议,当晚没有火车、飞机,只好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回来后才知道中央要调他到山东任职。他请了五天假,带着全家到乌泥、余干、鄱阳去告别。他对亲属说:“对不起,没为你们做任何事,请谅解。”要我给部分亲属送了些钱和礼物。三天后,就匆匆赶到山东上任去了。 他的工作担子重,压力大,家里的事过问不多,孩子们的事也很少管。他离开江西时,对我们讲了三句话:第一,我走了,你们好好过老百姓的生活;第二,不要去找人,更不要去找领导办什么事;第三,好好工作,遵纪守法。他走后,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都尽可能自己克服。 他一到山东就一边工作一边调研,吃饭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坐下来就吃,有时还没等热菜端上桌,吃点凉菜就走人。陪同的领导有的还没来得及吃饭,只能饿着肚子,以后他的这些习惯传开了,吃饭时陪同的同志也就不汇报工作了。2000年胶东干旱缺水,他到烟台、威海调研,连续几天舍不得洗澡、洗衣服。 他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楼要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水泥地板,采光较差,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六年。从江西到山东上任,他带着锅碗瓢盆,准备自己开伙做饭。刚开始他水土不服,对烟过敏,加上工作辛苦,头发掉了不少。后来我辞职到山东照顾他,家离菜市场较远,我几天买一次菜,提不动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休息,下雨时一手提菜,一手打伞。极少有人到家里来,过年过节也是如此。我做完家务,闲着没事,就在家里唱唱卡拉OK,有时候打打太极拳。 出现紧急情况,他总是深入一线,靠前指挥。记得有一次抚河涨大水时,他带领干部在堤上抢险,洪水离堤顶只有几十公分,走在堤上都有晃动的感觉。有的同志劝他回去,担心危险,他说:“我心里有数,洪峰很快会过去,要死我先死。”他一直从下游往上游走,走了十几公里,水开始退了,大家很高兴,总算挺过来了,不用分洪了。有次鄱阳湖洪水泛滥,他还乘着汽艇,冒着风浪,靠前指挥。陪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捏了一把汗。有一次江西有个地市发生火灾,他当时正在养病,半夜听到报告,立即赶去现场指挥灭火。还有一次,一个地方的几个武警战士,偷了步枪、冲锋枪,逃到青岛,躲在居民房里。官正到公安厅指挥中心,了解情况,商量处理办法,请他们的父母与他们通电话,做思想工作。他嘱托有关部门,建议对带头作案的一定要依法惩治,其他几个要依法从轻,因为他们都还是孩子。 2002年年底,他到中纪委工作。他对我和孩子说:我当中纪委书记,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你们要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年,中直机关号召节约用电,他要求家里尽量少用电器,让秘书到家里把一个冰箱的电源都断了。他很爱惜衣服,十多年的衣服还穿在身上,孩子给他买衣服总被批评。我给他买衣服有时也先不告诉他,在箱子里放一段时间再取出来。他从来没有与我去商场买过东西,除了每月理发用几块钱之外,基本不用钱。 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着要出院去出差,儿子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报告。中纪委有个领导听说他住院了,来医院探望。领导走了之后,他问是谁讲出去的,然后把秘书批评了一顿。我说:是我让秘书给中纪委报告的,让你休息是医生的意见,你应该采纳。 十六大召开前,有一天他告诉我,中央主要领导找他谈话,问他个人有什么想法?他说已很满足,感谢中央多年来的培养、教育、信任和重用。领导要他谈具体点,他说:“要么留在山东再干两年书记,要么到全国人大安排个副职。”领导又问:“就这么多?”他回答:“就这么多。”我说,要是我的话,就回答服从组织安排。他说,不能那么讲,会让领导感觉有个人要求。十七大召开前,有一天他对我说,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我听后一愣,随即问了一句,他以为我不理解,说自己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已经快六十九岁了,现在不退什么时候退?我们需要年轻的同志到重要岗位上锻炼接班,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出问题。他退下来之后,从未到原来的单位去过,也从未过问原单位的工作。 不少人问过我,老吴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绩。我说从大处讲,是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同志的支持。说到个人原因,我认为,他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不同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人生道路。他小时候家里太穷,生活太艰辛,受过压迫和欺侮,一心想改变那种状况,只能发奋读书。这是他立志求学的最初动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他不但要读书,还要考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其实,他小学阶段只读了三年,十二岁直接上小学四年级,跳了那么多级,还能一步一步赶上来,因成绩优秀被保送鄱阳高中,是真尽了力、吃了苦的。他有好的天赋又能严格要求自己,有很强的毅力和恒心,常十分认真地对我说,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德,最可怕的是自己。我觉得,这是值得孩子们学习的地方。 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很珍惜组织的信任,对自己严格要求,近乎苛刻。长期在岗位上拼命工作,干任何事都一丝不苟,刻苦勤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退下来后仍然每天很早起来看书、做笔记,有时也写一些东西。最近他花了许多时间看马克思传和回忆马克思的文章,感触很深。他说,认认真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及回忆文章之后,感到在伟人面前自己十分渺小,对许多问题还只是一知半解。 他总是感念组织对他的关怀,常说是党和政府救了他的命,教育了他,培养了他,共产党是他的大恩人。可以看出,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信念坚定。我认为他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 我和老吴一起走过了五十多年,对他的学习和工作全力支持。我有时也在亲情、友情和原则之间左右为难,最后总是按他的要求站到了原则一边。我对他那么严格要求也是理解的。老吴常与我讲,虽然我们吃了不少苦,但这也是一笔财富。我觉得,正是因为老吴年轻时吃了许多苦,他才有今天!我们的生活只是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缩影,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过得更难、更苦的也大有人在。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丰衣足食,教育、医疗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一本大教科书。我在改革开放中受了教育,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教书、下放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有无数的人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回忆这些东西不是要留下什么,而是希望后人了解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段艰难经历,从而能够关心和理解群众的疾苦,更加珍惜现在,更好地向前看。希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忠于党、忠于人民,绝不忘本,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这是我的愿望,也是老吴的愿望。 ![]() 帖间广告位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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