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教授，英法德俄日语非常精湛自如的相当多。可是西方汉学家精通中国语文、达到炉火纯青的就少很多；在中国，德语系毕业必须完成德文的毕业论文，这是不容商量的基本要求。德国汉学系学生却不需要以中文撰写毕业论文，仍以德文撰写论文，以德语答辩（所以很多中国学生来德国读汉学系，认为好读的就是大错特错，因你要用德语来完成论文）。翻译报刊文献可以揣摩推敲，阅读中文材料也可以借助字典。可是要直接了解中国的现实真相，没有足够的语文功夫，没有对中国民俗风情的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越是底层社会，方言、俗语、禁忌越多，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容易开展社会调查的乡间作业，更何况外国人？如今还有不断翻新的宣传术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五不怕，六条标准，七不讲、八荣八耻……等等。一位从事翻译的德国朋友抱怨说，她几乎查遍了唐诗词典、宋词词典和其他俗语词典，就是查不到广播中“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出处何在，意义何在？几年前德国著名的普朗克研究所学刊要出版一期中国科学专集，特地选择了一页印有中文的彩色图片作封面。定稿前还特地邀请一位女汉学家对中文封面内容作了鉴定。结果出版后中国人发现，那是一首不堪入目的鄙俗歪诗，来源于澳门一家风月场所印刷精美的皮条广告。汉学家岂是好当的？！

中国自古专制，所以无论是文告还是政经小说，字里行间到处都暗藏着纯粹谎言和半真半假的的东西。如果连语言文字都不能全面驾驭，面对这些谎言充斥的文献能作出多少准确地判断？上面要求主旋律，人民要求发牢骚，于是王朔这类调侃型文学对白和李承鹏类的时事评述（现在谁知道李承鹏去哪了）便应运而生。其中的内容曲里八拐，弯弯绕绕，中国人都常常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何况老外了。

2008年德国甚至发生了令各界惊叹的“签名对峙”。因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张丹红的文字讲话偏袒***，引起新闻界反弹。德国文学界最高级别的社团联邦作家圈Autorenkreisder Bunderepublik联名签署了致德国议会的公开信抵制张。作家圈的成员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者和其他德国文学奖、书籍奖的获者，59名全是欧洲文化界的顶级重头人物。议会立刻召开了听证会。可是就在此时，49名德国汉学界人士联名呼吁“要求保障张丹红的人权”！张丹红只是被调离了中文部副主任的岗位，既没下岗，更没失去自由。谁都没有侵害她的人权。这49名汉学界人士（一般学者皆有汉学经历）的信件令人想起文革期间一批华裔美籍教授，王浩、赵浩生和何炳棣等人。他们认同北京，回归观光，撰写了不少歌颂江青的文章。可是曾几何时，毛死江倒，他们才看到，他们歌颂了一个中国最残酷、最黑暗的时代。 

有人说，“先娶汉家女，再做汉学家”。要把中文掌握好，最好有位中国妻子红袖添香。对于汉语汉字的理解，对于风俗民情的认识，皆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妻子兼有学位，则更加锦上添花。傅吾康父子、李约瑟、高罗佩和马汉茂，还有顾彬、庞纬、林培瑞……都是中国家庭的女婿。

妻子固然是文化诠释的帮手，却也是学术中立的隐忧。有的汉学家在未婚青年时代意气风发，敢说敢当。跟中国姑娘结婚以后，谨言慎行，言不由衷。经过西方学术训练的人，未必不知道中国信息的虚浮和新闻封锁的掩盖。但他们轻易不会去得罪中国政府。因为如果直指社会弊端和黑暗，可能会遭到不给签证、不发邀请、停止合作之类的处罚。娶了中国太太，立刻赢得了两国人民友好使者的桂冠。如果汉学家女婿出言不逊，那就会有麻烦。中国来的女人都有政治直觉，问题还没发生，往往就开始警告丈夫不要忘乎所以口不择言，免得我和孩子回不了娘家。顾彬谈文学很是大胆，但谈时政就顾左右而言他了。

我们真的很奇怪，有时候老外说一句话，顶自己一万句。你能说好话，我当然会照顾。吃的喝的住的玩的，只要你想得到，没有不方便的。这还是小意思，更让你高兴的是国内各种讲座、报告会，都给你方便。顾彬北京上海青岛重庆厦门，到处都有讲座。而且还有各种奖项，可是，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