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季登山中，尼泊尔政府强调固定路绳的需改进，以及天气预报系统的落后是珠峰大拥堵的主要原因。但在59页的报告中，可以落实的细节寥寥。

以对尼方服务的通常了解，这往往意味着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同样，唯一对尼泊尔登山公司的约束是“要求拥有3年组织高海拔登山的经验”。

“高海拔”这个模糊的词让几乎任何一个夏尔巴都可以声称自己做到过这一点——他们世代居住在“高海拔”。

这更像是一个应付外界的“貌似对等的公平”。

令人非常非常非常讶异地是，向登山者的素质提出诸多要求（这种要求完全是合理的）后，尼泊尔当局居然没有明文要求“向导”具备从昆布登山中心（KhumbuClimbing Center）这样的合法组织接受培训的资历，也不需要通过UIAGM/IFMGA承认的尼泊尔高山向导协会的认证。

这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想在珠峰上保命还得靠自己。

登顶6500米以上山峰的证书也是一条很容易被绕过，而且缺乏约束力的主要规则。

2016年6月5日，一对印度警官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己成为全球登上珠峰的第一对夫妻，并且拿到了尼泊尔当局颁发的登顶证明。但他们的登山照发布之后，却被网友指出，该照片只是盗用他人的登山图经后期“换脸”制作而成。

2018年春季珠穆朗玛峰登山季中，一名名叫徐中舟（音译）的中国人和澳大利亚67岁的著名登山家伊恩·杰姆斯·希伯特一道，被发现伪造登山证明。

伪造一座6500米山峰的登山证书比起来，貌似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在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和国内许多主流媒体报导的不同，在正式决议出台之前，我们没有看到尼泊尔政府有上涨登山许可证费用的意愿。

报告中的原义应该是登山费用至少在35000美元以上，包含11000美元的珠峰登山许可证费用。

而不是国内媒体所说的“尼泊尔登珠峰许可收费拟改为至少3.5万美元”。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国内对在尼泊尔攀登珠峰环境的不了解，包括许多实际攀登过的登山爱好者，都长期陷入一种同温层中。
本次珠峰新政还会给组织尼泊尔登山活动的中国登山公司带来深远的影响。

部分公司或许会面临重大转折，直面“生死劫”。

影响在于几点

首先，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化将降低可操作及赢利空间。

重点在不在于费用的提升——中国登山公司关于登珠峰费用的统一宣传口径在人民币50万元，这基本向世界一流的登山公司如新西兰罗塞尔公司等看齐，后者在2017年的登珠峰收费为7万美元。

3.5万美元的登山费用门槛，对于国内登山爱好者而言，很难带来切身感受。

例如，我们曾在一文中提出过攀登珠峰的平均费用为3-5万美元，立刻受到了国内许多“登山专家”的抨击，控诉是给出一个降低价格扰乱市场。

其实这是一个经过严谨调查，十分公正持平的报价。

如今，也被尼泊尔官方所证实。

尼泊尔人都知道，在过去你如果私下联系夏尔巴向导或小型公司，有人甚至只需要花费不到20000美元就可以尝试去登顶珠峰——虽然，这样不专业、不安全也不值得鼓励。

当尼泊尔当局决定35000美金在现实层面变成一个“最低消费标准”的时候，市场价格必然迎来透明化。

个人判断，在尼泊尔方面整体登山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国内攀登珠峰费用很难上涨甚至还会略微下降。

其次，提交登顶海拔6500米以上山峰的证书，将大大缩小国内“客户群”。

诚然，登顶珠穆朗玛峰本身就是“有钱人的奢侈游戏”。

更残酷地说，最后登上最高峰后名利双收的还是有钱有资源有赞助的人，卖房卖车竭毕生积蓄的普通人，你登上珠峰后下来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但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越来越多只有海拔5000米甚至以下登山经验的人，在“夏尔巴人可以把你抬上珠峰”的幻想下，将目光投向了8848。

他们，才是在狼越来越多，肉越来越少的登山圈的救命稻草——为什么更多人选择尼泊尔登珠峰，有一点就是中国西藏北坡在申请登顶珠峰之前，需要先要登上一座8000米高峰，并让一个独立的机构审查所有申请。

正如夏尔巴向导所说，尼泊尔较低的攀登门槛吸引了一些没有经验的登山者，包括一些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冰爪的人。

或者这样说更为客观，因为门槛太低，国内组织珠峰登山的公司数量的增加，对比下远大于有意愿登山者的数量。尽管后者的人群在不断扩大。

我们前面谈过假证，但能拿出50万来登山的人，通常情况下不会去冒法律风险。

尼泊尔政府的这一刀切，让潜在的国内登珠峰客户群至少减少一半。

再者，尼泊尔方面话语权预计大幅增加，中国公司空间会更小。

尼泊尔登山公司特别是夏尔巴人对中国公司的话语权增大是长期以来的趋势，甚至部分明面上的中国公司，一些打造的中国登山明星，本身就是他们入股和操盘。

此般迷思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登山公司虽然飞速增长，以对应经济发展下户外爱好者的增加，但是，专业的国内登山人才实际非常缺乏。

在整个中国登山界，具备带领团队独立攀登极高峰及为夏尔巴协作提供技术支持能力的人，其实屈指可数。

在专业度上面，中国公司极少具备话语权，往往是利用市场来和尼方博弈。显然，一个小众市场中，前者才是核心价值。

于是，大多数中国登山公司选择简单和尼泊尔夏尔巴协作，通过炒作和包装将自己定位为营销的二道贩子，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向国内登山者和赞助企业收取费用。

在最好的年景，每个中国登山者可以给这些“中介公司”带来超过10万元的收入。

在赚快钱的理念下，抚育新的人才更是遥不可及——许多所谓的专家，甚至连登顶海拔8000米的经验都没有，这在行内是公开的秘密。

内部恶性竞争必然导致资源最后流向尼泊尔夏尔巴。

这个过程中，中国公司的话语权日益萎缩，恶性循环下，更加没有人愿意花费漫长的时间去培育专业人才。

甚至许多在台面上的中国“登山明星”，都是夏尔巴人的默许和配合而成：外形上有吸引人的特质，技术层面上无法真正对夏尔巴人造成挑战。

眼下，一个中国登山公司的存亡，完全取决与合作夏尔巴人的态度已经是普遍现象。

十年前，有人说过：“登山是中国人在尼泊尔唯一可以名利双收的事业”。

而今，夏尔巴人只需要在高台上看着中国人争先恐后地把他们打造成“明星”。

最后，需要预先向尼泊尔公司账户全额支付3.5万美金这一条，无论是在法律还是经济层面，更是给了许多国内登山组织者致命一击。

在中国西藏登山资源牢牢掌握在登山协会的情形下，尼泊尔方面登山门槛的突然提高，无疑是给雄心勃勃的淘金者们泼了一盆来自海拔8000米以上的冰水。

就长远来看，这也不见得全然是坏事：当“皮包公司”面临竞争不得不被淘汰的时候，那些真正专业、有实力和能保障登山者安全的公司，就会付出水面。

不是市场减小了，而是更规范，要求更高了。谈谈“情怀”就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对于登珠峰这种高风险运动来说，对消费者是好事。文：叶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