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14日，瑞士数十万名女性参加了首次妇女大罢工。如今，差不多30年过去了，动员女性举行罢工的活动再次卷土重来。

1991年春季的那一天，瑞士许多人都深感意外，在工会领导人ChristianeBrunner的支持下，沃州(Vaud)汝拉地区(Jura)一个女钟表师小团体的思想演变为瑞士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动员行动之一。

全国约有50万名女性以不同形式参加了这场妇女大罢工，她们要求同工同酬、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益、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性骚扰。

为何发生在1991年？

选择这个日子绝非偶然：在此之前10年的6月14日，瑞士选民通过了男女平等的新宪法条款，然而，这项宪法条款却未得到具体实行，男女两性之间的薪酬差异仍然十分悬殊。

此外，动员女性举行罢工也与女性拥有联邦选举权20周年纪念存有一定关系，与全球大多数国家及欧洲其他各国相比，瑞士女性享有选举权可谓姗姗来迟，而且这还要归功于女性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何罢工？

然而，1991年，动员妇女以罢工形式行动起来的想法却完全出人意料。“最初，瑞士工会组织对此并不重视。”瑞士女性历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历史学家Elisabeth Joris回忆说，“当时的工会曾表示：‘这是一个行动日，不是一次罢工。’因为罢工的概念与有偿工作相联系，而女性从事的劳动形式多样，她们常常无偿付出。”

另一方面，罢工也需要一个明确的政治意义。“每场社会运动都处于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与其他事件紧密相关。”Joris强调指出。此次召集全国性政治罢工是为了呼应瑞士历史上另一次全国性政治罢工，即1918年总罢工(其中包括呼吁赋予女性选举权以及承认女性的重要地位)。

“就这样，女性继承了工人运动的传统，但是赋予其更为广泛的意义，将其进行转化并且令其符合女权运动的需要。”Joris补充道。

一次不同的罢工

然而，1991年妇女大罢工却遭遇了重重阻碍，无论是经济界还是政治界都对这场罢工表示强烈反对，联邦院(ConseildesEtats)主席MaxAffolter出面建议女性不要参加罢工，不要“为了自己的愿望，而不惜危及男性对她们的宽容与好感。”

另一方面，女性生活经历各自不同，有的从事带薪工作，有的在家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因此传统的动员方式对她们行不通。“1991年妇女大罢工采取多样化的行动方式，”ElisabethJoris强调说，“与传统罢工不同的是，此次罢工以分散形式进行组织。”

1991年6月14日，在苏黎世海尔维蒂广场(Helvetiaplatz)上举行的女性罢工。

雪球掷向国会议员

即便人们没有立刻意识到1991年妇女大罢工的历史重要性，但是这次运动却对在瑞士推动男女平等以及抵制性别歧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3年，妇女运动的新动力尤显突出，当时，瑞士国会中大多数资产阶级成员拒绝选举社会民主党正式候选人Christiane Brunner女士进入联邦委员会，他们倾向于选出一名男性委员。

“大多数国会议员认为，就像10年前否决Lilian Uchtenhagen(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正式候选人，最终落选)一样，此次他们还可以重蹈覆辙，Joris指出，“但是ChristianBrunner在当时意味着女性罢工，其影响迅速蔓延，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瑞士联邦广场挤满了示威人群，甚至有几位国会议员也被示威者投掷的雪球击中。”

当时当选的联邦委员FrancisMatthey被迫退出政府及其党派。一周过后，RuthDreifuss当选为政府委员。“从那时开始，联邦委员会没有女性委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96年，男女平等的法律开始生效，这也是1991年妇女大罢工的呼声之一。2002年，瑞士选民通过了堕胎合法化的法律；2004年，曾在1945年被列入联邦宪法的产假补助条款也立法实施。

“需要女权运动的新一代”

尽管女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男女平等仍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主题，男女两性之间的薪酬差异仍然十分显著，metoo(意思是“我也是”，始于美国的反对性骚扰运动)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突出了性骚扰、性歧视与性取向的主题。

“早在其20周年纪念日时，人们就呼吁举行一场新的女性罢工，但是当时这一想法并未实现。”ElisabethJoris强调指出，“要想获得成功，一场运动需要情感基础。目前这一基础已经具备，20到30岁之间的这一代年轻女性需要女权运动。”

“2019年，我们仍在要求平等，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需要的远不止这一点：在瑞士，人们对性别歧视主义早已司空见惯，性别歧视已经成为无形存在的现实，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我们不再意识到其存在。”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女性罢工团体团员、现年20岁的Clara AlmeidaLozar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