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东现在的情况一样，欧洲的宗派和政治问题因外国持续干涉而恶化。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缔造者对外国势力的干预采取了现实的做法，并将其正式化，赋予天主教和新教以保护其他国家的共同宗教信仰者的权利，赋予超级大国作为担保人的权利和责任。“它允许干预少数民族权利，从而建立有效的威慑体系，外部干预受到国际法的监管。”西姆斯说。

可惜，外来强权带给中东的不是威慑，而是无止境的反抗与分化。以国际会议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必须仰赖域外大国的意愿，谈判筹码多少、如何妥协、是否和平解决需综合各方的利益，遑论有效实施集体制裁原则。

三、花样方式难掩先天缺陷

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谈判持续了数年的经验，该项目的策划者们在会议地点的选择和各方的利益纠葛问题上下足了功夫。“有太多的团体不愿意共处一室进行商谈。”国际危机组织的中东和北非主任说，“沙特不愿与卡塔尔坐在一起，伊朗不会与以色列进行直接对话等等，他们（的敌对情绪）会成为讨价还价的破坏者。”

学者们提出，协商者双方的顶层领导不必直接会面，只需要批准代表签字即可。此外，组织者分散了会议场所，敌对双方由中间调停者来负责传递交流信息。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还确保了参与者有足够的时间、重点和自主权。“外交官没有很多机会与他们的外交部长联系，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外交灵活性。”德国智库KOrber基金会项目主任伊丽莎白.冯.汉默斯坦说，“他们能够妥协，个人关系非常重要。”

会议的组织者明白，在今天的中东，就像在17世纪的欧洲一样，冲突并不是从根本上与教义差异有关。“很多紧张局势都不是纯粹的宗教信仰。”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布伦·丹·西姆斯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竞争将成为中东紧张局势的核心。

库尔德问题是否必须得到解决？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西姆斯表示，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已经得出中东区域内的核心矛盾，而在必要的时候，外围冲突如阿富汗战争或利比亚内战也可提供有用的参考。

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持久和平的畅想，在今天的中东，是否划定边界或重新制定规则，需中东各方切身利益的协调，自是不必假手于人。

四、套用模式水土不服

会议鼓励参照相似的历史案例，进行头脑风暴。比如俄罗斯和伊朗的组合可以保障什叶派少数民族的权利、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保证逊尼派的权利、欧盟负责基督徒的权利等等。主要参与者也愿意就更精细的设计达成一致。

“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失败国家’可以被改造为一个有保障和中立的安全区，以使其免于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米尔顿说，“所有签署国都可以相互保证整个解决方案的执行，如果条约受到侵犯，它们就有权并且有义务进行干预。”

在欧洲，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人口灾难和生产停滞，助产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脱胎于欧洲人对欧洲大陆的和平构想，均势与挟制是最基本的概念。

而现代的中东除了具备区域内几个势力交错的国家之外，伊朗、也门、叙利亚、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均未形成区域内的掣肘，此外，美国和俄罗斯等域外力量干涉过多，所以现代中东基本不存在实现威斯特伐利亚所构建的相对和平的成熟条件。

与欧洲不同的是，在中东这块版图上缺乏所谓的“契约精神”，倒是学会了几分“强权逻辑”。伊朗、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和沙特等几个看似有能力左右区域格局的国家，均陷于不同程度的“苦楚”。

中东和平进程所打造的和平模板，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着阿拉伯世界的畸形民族国家的扭曲发展。阿拉伯世界陷入无所适从的宗教和民族认知当中，包容心和弹性度下降。以伊朗和沙特为代表的什叶－逊尼派教派之争、土耳其的“投机主义”、埃及囿于经济之祸、以色列唯愿与美国共进退。

问题是，今天的组织者是否能够说服中东和域外的有关大国，达成政治家们天马行空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