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彭晓燕（Michal Biran）指出，忽必烈及后来的大汗与蒙古贵族之间的冲突通常被视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阿里不哥（卒于1266）、海都（1235—1301）和乃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忽必烈的汉化统治抱有怨言。不过，蒙古贵族之间的武装冲突主要是为了争夺领地、税收和劳动力。忽必烈在战场上虽然征服了其大多数的蒙古政敌（海都是第一个例外），但基本上大汗和贵族之间的冲突是常态。在忽必烈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灵活强大的地方自治仍是蒙古帝国的标志。

元朝皇帝从来没有想过要依赖汉化的统治方法，也从来没有专一支持汉人官员和宗教人士及其文化活动。蒙古人为了解决和满足财政、行政、军事、艺术、技术等问题和需要，往往借鉴汉人、波斯人、畏兀儿人、契丹人、女真人和欧洲人的一些做法。当然，他们在借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重新阐释外民族和蒙古族的传统。

在征服中原初期，蒙古的暴行破坏了农耕文化的根基，造成社会重组和连年内战。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日趋繁荣，这在原南宋地区尤其明显。与中原北部地区相比，南宋较少受到战争硝烟和政治动荡的破坏。西亚地区的伊尔汗国，也是如此。

在大元兀鲁思治下，伊尔汗国在出版、绘画和学术方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关于蒙古帝国对中原经济的影响，学界莫衷一是。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确实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上的欣欣向荣，商业性出版、儒学传播和戏剧发展才成为可能。大元兀鲁思治下的繁荣景象，不胜枚举。因此，关于蒙古对中原的影响，罗斯的金帐汗国和西亚的伊尔汗国的社会发展情况，学界有必要重新评价和深入研究。

事实上，除个别例外，我们对元朝后半期的认识还是懵懂无知，混乱模糊。最近，日本学界有人指出，后忽必烈时代的政治史研究处于“冷清孤寂”的状态。英语学术界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直至14世纪，大元兀鲁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方面仍继续发展，并没有因为忽必烈之死而停下前进的脚步。

因此，如果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和总结蒙古时代的东亚，就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情况。

正常情况下，妥懽帖睦尔绝对有可能被斩草除根。但从他的父皇经历来看，蒙古朝廷常以流放发配的方式来惩处精英，而不是立即处以极刑。处于皇权边缘的妥懽帖睦尔先是被送到高丽西南海岸的一座孤岛，接着又被流放到中原南方腹地——静江（今广西桂林），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汉文经典和书画艺术。

1333年，妥懽帖睦尔被召回大都即位。妥懽帖睦尔即位初期为大权在握的蒙古元老贵族所操纵，是一个傀儡小皇帝。妥懽帖睦尔即位之后，汗位争夺的阴谋就从未停止。直到1340年妥懽帖睦尔年满20岁，他才获得统治大权。

不过，如果想了解统治中原的末代蒙古皇帝、风云变幻的宫廷政治及东北亚地区的局势，这种观念未免太荒唐。

据《元史》记载，妥懽帖睦尔沉迷酒色，一些记载从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来理解这位皇帝和喇嘛仪式也只是强调他空虚无聊，无能愚蠢。一位喇嘛告诉妥懽帖睦尔，世界的本质就是白驹过隙，所以应寄情藏传佛教，“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另据《元史》记载，密宗仪式属“房中术”，而妥懽帖睦尔“惟淫戏是乐”。

这样，败坏妥懽帖睦尔的声誉，和中原史学传统一拍即合，即通过强调末代皇帝的德行有亏来解释王朝灭亡和正统丧失的原因。

几十年前，忽必烈从藏传佛教寻求守护国家和巩固统治的力量，而这一传统被妥懽帖睦尔传承下来。位于北京北部的著名居庸关默默见证了元末妥懽帖睦尔为巩固大汗权威和王朝地位而做出的努力。居庸关，建于14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耗费了巨大人力和钱财。“藏式过街塔，既是其特征（其顶部的舍利塔结构，今已遗失），也可能是为了守卫元朝首都北京而设计的四大城门之一。”商旅和军队就是穿过这一雕刻四方守卫的典型藏式石拱门，从北方而来，抵达北京。

皇帝作为宇宙主宰的这种传统是由13世纪西藏智者、朝廷国师——八思巴，以忽必烈的名义最早提出来的，目的是在四面楚歌中，增强首都的超自然防御力。妥懽帖睦尔对忽必烈有浓厚的兴趣。1354年农历十二月，他下令编织忽必烈像挂毯。

另外，妥懽帖睦尔经常在北京举行忽必烈时期引入的密宗仪式。对此，1354年，妥懽帖睦尔向脱脱，这位帝国的权相，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朕尝作朵思哥儿好事，迎白伞盖，游皇城，实为天下生灵之故，今命喇嘛选僧一百八人，仍作朵思哥儿好事。”

14世纪40年代，元朝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1342年恢复科举考试，编撰金辽两宋正史，更新法律法规并编辑出版，减免赋税。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加强皇帝权威，提高皇帝声望。

另外，新政权还恢复了许多重要人物的原来爵位和官职，以消除蒙古贵族内部弥漫的怨愤情绪。对于这场改革的结果，我们很难一概而论，但这也表明元朝在变幻莫测的挑战面前，并没有坐以待毙。事实上，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决定大元兀鲁思生存的一个关键地区就是辽东，或广泛地说东北亚。

在辽东半岛，山峦起伏，绵延两百多里，直到渤海湾。

几百年来，伴随政治军事统治的风云变幻，辽东地区的种族、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方兴未艾的征服者，并没有对当地土著赶尽杀绝。毕竟，后者是值得珍视的劳动力、税收和潜在军事支持的来源。通常情况下，新政权拉拢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或更换部落酋长，来统治当地土著人口，都会基本保留部落原有组织结构。

辽初，契丹首领阿保机（872—926）为防止女真部势力壮大，进而威胁自己的统治，把大批女真民户迁到辽阳以南地区。

之前划定的高丽和金几代王朝所关切的政治边界已然失去任何意义。蒙古帝国在辽东南部建立了全新的行政、种族、经济、社会和军事秩序，而这一新秩序的建立借鉴了当地的原有模式和结构，而非全盘照搬。

竺沙雅章发现，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的中原佛教和绘画，并不是来自同时代的宋朝，而是来自宋朝之前的唐朝（618—907）。伴随蒙古的大统一，以大都为中心，各地出现了行政、教育、宗教和文化机构。辽东也受到大陆文化、草原文化和半岛文化的影响。

当然，事情也并不是偶然的。下文中关于地区大融合的论述并不排除意料之外的后果，不过这些论述会突显蒙古的需求和目标。

在辽东地区，一些女真将领虽然兵力不多，孤立隔绝，但是怀有野心，他们有时也背叛金国，他们当中一位有名的女真将领甚至建立了一个王朝，虽然时间不长。随着金国统治进入风雨飘摇的末世，地方汉人豪强纷纷投靠蒙古。这样，蒙古和许多地方集团缔结了临时联盟。1233年，蒙古结束了这种联盟关系，在辽东地区确立了军事统治。

一般情况下，蒙古不会立即对被征服地区进行铁腕统治。换言之，他们不会破坏当地原有治理结构，而是派政治精英前去统治，由此导致统治真空。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获得了令人艳羡的机会，一些人遭到毁灭性打击。

但对所有人而言，他们几乎都要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时，权力（和权威）中心的模糊不明会带来大范围的社会暴行和社会崩溃。对于波斯花剌子模王朝崩溃后的情形，乔治·莱恩（George Lane）是这样描述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城邦，被交战军队、打家劫舍的盗匪和争权夺利的军阀任意摆布。”在13世纪初数十年，蒙古粉碎了金国在中原北部地区的政治军事统治。

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

在辽东地区，从金国的有效统治终结到蒙古确立牢固统治约20年期间出现了统治真空。如后面的章节所述，在14世纪中叶成吉思汗政权衰微后，机会、动荡和冲突也随之出现。

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帝国诸王及其大批代理人不仅成为蒙古控制辽东最重要的势力，而且在整个帝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将迁居的高丽人置于蒙古最重要的高丽同盟者治下，其中洪氏家族和王氏家族最有名。三是设立辽阳行省，负责地方特别是辽东南部地区的行政。下文将阐述蒙古统治辽东地区的上述三方面内容，不过在领土、人口和人员变动方面会重复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