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分权”：中东地区的权力转移会让“土地换和平”再次上演吗？-中东瞭望-商友邦杂志

在《美国人的梦幻宫殿》(2019年 11月/12月刊发)这篇文章中，迈克尔·多兰（Michael Doran）回顾了过去70年来的阿以冲突，并总结道，以色列不会“在谈判桌上把它在战场上取得的东西还回去”，因为中东的权力格局更有利于以色列而不是其对手。他说，这一现实政治观点应该指导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并以“巴以冲突”不会有两国方案为前提。

1978年9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华盛顿特区宣布“土地换和平”

但这个结论忽略了一个麻烦的现实：权力格局是会变的。这正是以色列有时候会归还它在战场上占领的领土的原因。1979年，经过漫长的谈判，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2000年，在认定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会让他们呆在黎巴嫩得不偿失之后，以色列人撤出了黎巴嫩南部。2005年，类似的考量以及人口压力同样致使以色列从加沙撤军。

这些撤军的核心是以色列进行的一系列评估，以色列与其竞争对手力量对比的变化要求其改变策略。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越过苏伊士运河并迅速进入西奈半岛，这表明埃及已经掌握了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并能够在比大多数以色列专家所预期的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创新性部署。

埃及的进攻挑战了以色列自1967年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以军事优势为前提的安全理论，并证明以色列的优势远未得到保障。中东战略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为1978年的戴维营和平协议和埃及-以色列“土地换和平”协议铺平了道路，事实证明，40多年来该协议一直有效。

今天，以色列的技术、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其对手的总和。

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边界建立了实打实的进攻力量。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的简称）从真主党的经历中注意到，它已经能够扰乱以色列南部居民的生活。

如果这几股力量加强合作并使用越来越容易获得的技术，例如具备网络化作战能力的导弹，他们就可以弥合与以色列之间的力量差距。这样一个联盟的目的不是击败以色列，而是努力增加以色列在与联盟成员的任何对抗中所承担的成本。这些变化可能会改变以色列的安全考量。

即使这种可能性看似渺茫，但事实就是这样，成功的社会不应该把其安全理论建立在其假定的永久控制他人的能力之上。在以色列，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经验丰富的士兵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洞见是，以色列不能——也不想——永久控制寻求独立的大量人口。

1992年拉宾连任以色列总理时，他认识到，以色列的长期安全需要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当然，这个国家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也明白，“土地换和平”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拉宾在基于这一观点的谈判中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但最终，是一个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者在1995年杀死了他）。

1967年战争期间，以色列坦克在西奈半岛

多兰的文章还包括一些错误的描述。例如，他把1967年的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描述为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斗争，而美国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事实上，美国之前就决定支持以色列，特别是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当时获得武装力量，而华盛顿方面则密切参与了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和发动。多兰还错误地指责阿拉伯国家歪曲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含义。

该决议呼吁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多兰声称这是“故意含糊其辞”的说法。他写道，阿拉伯国家后来坚称这项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那些领土，尽管美国人确保“全部”一词没有出现在多兰所称的“官方文本”中。但是，阿拉伯人的立场是以该决议的法文版本为基础的，该文本明确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在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领土。

根据《联合国宪章》，法文版本与英文版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二者都是官方文件。

多兰称赞特朗普政府“玩弄强权政治，而不是试图让世界凌驾于他们之上”，还称赞特朗普政府“挑战了人们对中东的幻想”。但如果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想法与多兰的相似，那么它也只不过是在根据另一套幻想行事罢了。

多兰的回应

我认为，按照传统的设想，“巴以冲突”的两国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的政策也是明智的。塔里克·奥斯曼却坚称，尽管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不现实的，但是“权力格局是会变化的”。

然而，问题不在于权力格局未来是否会改变，而在于它是否有可能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会发生改变。为了使两国方案可行，哈马斯必须崩溃，加沙和西岸（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必须为未来制定一个共同的愿景，然后他们必须与以色列达成妥协，步调一致。而要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就像要把数都数不过来的星星排列整齐一样（难以实现）。

然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领导人却执意认为解决“巴以冲突”的时机已经成熟。1993年至2017年间，三届总统和数十名高级助手花费了数千小时来寻求一项永久性的和平协议。其他任何外交目标都没有得到各届政府如此持续的关注，但如此大规模的投入更让这项工作显得徒劳无功。

为了支持他的观点，即两国方案是可以实现的，奥斯曼还提及了伊扎克·拉宾，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家和政治领袖。尽管他并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和事佬，但他仍然愿意付出代价，做出妥协。奥斯曼对拉宾的描述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描述相呼应，克林顿经常哀叹，如果不是拉宾被暗杀，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就会签署和平协议了。

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忽略了拉宾和克林顿立场之间的鸿沟的甜蜜故事。拉宾所追求的愿景与克林顿在2000年向谈判代表们提出的“克林顿参数”并不一致，后者提议在西岸94%-96%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同时巴勒斯坦对约旦河谷和东耶路撒冷拥有主权。而拉宾在被暗杀前一个月在以色列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描述了他所期望的——一个从“奥斯陆协定”中摆脱出来的巴勒斯坦实体。他解释说，它将“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国家”。

这个巴勒斯坦实体得接受以色列对约旦河谷的控制，还要承认一个在以色列主权下的统一的耶路撒冷。另一方面，拉宾的设想更符合所谓的“世纪协议”——特朗普政府最近宣布的和平计划。特朗普总统的提议反映了以色列政坛的广泛共识，连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他的对手本尼.甘茨（Benny Gantz）都对这项协议表示赞赏。

奥斯曼还花了很多精力来验证阿拉伯对第242号决议的解释，即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战争后占领的所有领土撤出。奥斯曼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是学术性的。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接受过对该决议的这种解释。美国和英国的起草者将英文版本视为最终版本，并煞费苦心地确保它有利于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以色列军队只从部分被占领土上撤退，而且是在以色列的邻国承认其新边界之后。

这一协定的美国缔造者们将“土地换和平”视为迫使以色列的敌人妥协的一种方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和他的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将“土地换和平”发展成为一个条理清晰的原则，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随后彻底改变了这一原则，将其塑造成迫使以色列而非其邻国让步的工具。

“奥斯陆协定”以卡特的方法为模板。但“奥斯陆协定”诞生于一个独特的时间点——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崩溃——当时强权政治的法则似乎被搁置，奇迹也似乎成为可能。没有人会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时刻。然而，被称为“克林顿参数”的东西却继续推动着美国的政策，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

奥斯曼是对的，权力格局在变化。但在过去的25年中，中东的形势大多数时候都在恶化。华盛顿见证了伊朗的崛起、阿拉伯国家的解体、圣战主义的出现、俄罗斯作为搅局者再一次参与进来以及美土关系的恶化。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美国对其在该地区的领导作用越来越感到矛盾。

但也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负面的。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而且它与海湾国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华盛顿的利益更多地在于建设以色列的力量，以支撑伤痕累累的美国地区安全架构，而不是为了追求和平幻想而摧毁它。

在这个背景下，巴勒斯坦领导人有责任证明他们的民族主义能够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治仍然充斥着民族统一主义。特朗普的计划反映了这一新现实，它回到了最初对“土地换和平”的理解，回到了尼克松式的想法，即如何制定一个成功的中东战略。如果他们希望得到美国的伙伴关系和援助，那么以色列的对手们就有义务再一次表明他们的愿望符合美国的利益。

注：本文编译自《外交》杂志2020年5-6月刊评论文章，本文作者：塔里克.奥斯曼（Tarek Osman）作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电台节目主持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阿拉伯地区首席政治顾问。著有《伊斯兰教: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到伊斯兰国的崛起的政治伊斯兰史》(Islamism: A History of Political Islam From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the Rise of IS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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