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战乱冲突、宗教派别斗争、持续经济危机以及广泛的政治动荡…...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中东地区。如今，这一张长长的问题单上面又加上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名字。今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大流行特征，成为全世界所有人都面临的共同威胁。截至4月30日，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确诊病例逾3230000例，死亡人数接近23万人。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漏报的情况，实际患病和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中东地区正在迅速成为继中国之后的疫情爆发第二大热点，许多国家可能完全没有做好应对这种流行性疾病的准备，而新冠肺炎疫情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其他饱受战乱和难民危机影响的数百万人口中传播，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

目前，中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关闭了境内的大中小学，取消了体育比赛和其他重大文体活动，禁止所有民航客机的起降直至另行通知为止。酒吧、咖啡馆、餐馆等被迫关门，宗教场所也未能幸免，例如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伯利恒的主诞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卡尔巴拉的什叶派穆斯林圣地等。很多人担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渗透进中东地区最主要的朝觐路线之一，这很可能导致这种致命的病毒传播进高风险人群中去。

新冠病毒的传播程度取决于中东地区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实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地区国家在包含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系统排名中总体表现较好，仅有叙利亚（第108位）和也门（第120位）这样偏低的排名拖了后腿。但无论是基于石油财富投巨资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医院在战争中遭严重破坏的叙利亚、也门这样的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无疑都是一场严苛的压力测试。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中东地区快速扩散的势头并未得到遏制。官方统计显示，确诊感染病例为超过260000例，死亡人数约10000人。但是，有许多专家认为，这一统计数据远低于实际情况。在中东地区，首个报告确诊病例的国家是阿联酋，但如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紧随其后。

截至4月30日，土耳其确诊病例数117589例，在全球排名第7，伊朗则位居第9为93657例，分别成为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确诊病例数最高的两个国家。令人担忧的是，伊朗的确诊病例数很可能远远高于对外公布的数量，而且新冠病毒或因往返于该国的什叶派朝觐者而继续向整个地区传播。

在中东地区，与中国有着广泛经济联系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很可能因疫情而受到影响。当然，具体影响程度，以及这些对共建“一带一路”抱有浓厚兴趣的国家如何应对这些影响，这都还有待观察。

尽管现在就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下结论为时尚早，但它确已暴露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某些脆弱性。在中东地区，该倡议项下实施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同都授标给了中国公司，这些项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劳务输出、设备材料供应和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廉价信贷。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是北京方面在本世纪发起的最重要的外交和经济战略。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追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统计显示，过去7年时间里，中国在中东地区投资总额约为933亿美元。其中，能源领域投资额528亿美元，房地产领域184亿美元，交通运输领域186亿美元，公共事业部门59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这一数据有望在未来10年内实现成倍增长。中东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之一，占据中方石油进口总量的40%以上，同时也是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供应方。由于中东地区油气资源出口国普遍将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视为可靠的长期能源消费市场，因此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得以延续下去。国际能源署（IEA）预计，至2035年，中国自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总量将较现在增加一倍。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管控措施来遏止其传播势头，不仅叫停了国际和国内的人员出行，还对重点城市进行了全面的封锁。这些措施已导致中国经济全面放缓。有预测显示，即便中国政府后期出台积极的刺激举措，全年经济增速也无法达到3%。经济增速的放缓必然会影响到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中国外交部的领导们多次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项下项目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中国政府内部对于疫情及其给海外项目造成的影响是心知肚明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前不久就宣布，将向受影响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公司提供低息贷款，这里的“相关公司”主要或完全就是中国公司。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还破坏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很多依靠的是来自中国，而非项目所在国的材料和设备供应。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产品的出口受到了极大限制，以至于在今年前两个月外贸出现逆差。如今，北京方面推动复工复产，需要将劳动力从隔离状态释放出来，但同时也需要来自全球供应链的原材料供应保障，还要为工人提供足量的防护装备，以及开足马力的物流货运服务，将产品装运上船发往全世界各地。不过，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扰乱了全球航运业，行业增速自由落体式放缓，以至于今年2月的情况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相比，闲置的集装箱船数量都更多。

另一个直接影响则来自于人员流动方面。自疫情爆发后，全球迄今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来自中国的人员实施了入境限制。受此影响，中国公司无法为其海外实施的“一带一路”项目派遣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劳务人员，而在当地又难以找到替代的人力资源。雪上加霜的是，以伊朗为例，由于该国疫情严重，中国政府在前段时间从该国撤侨，接回了大量中方人员。这项措施很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而这无疑将使“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的实施进一步陷入困境。随着中方人员无法返回这些项目的时间拖得愈久，这些项目拖期的时间就会愈长，有些项目甚至可能会被彻底放弃。

当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中东地区的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就已经开始呈现疲态。有些项目由于自身条款条件存在一些问题，或是遭到当地民众的一些反对声音，不得不重新开启谈判。例如在科威特，当地民众对于“丝绸城（Silk City）”和五岛开发项目抱持怀疑态度；在沙特，中国某公司不仅承建项目亏损严重，近期还有中方人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如今，鉴于海湾地区的种种不确定性，该地区国家领导人们此前提出的大型项目很可能因财政和政治等方面的阻力而被迫搁置，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到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两个重要节点，一个是伊朗，另一个则是沙姆地区国家，这也给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如前所述，伊朗已成为疫情在中东地区扩散的中心，病毒的传播已渗透进该国领导层，至少有20余名议员确诊，约占到该国议员数量的10%。另一方面，在沙姆地区，数百万居住在人满为患、卫生条件堪忧的难民营中的人们，或会很快成为疫情扩散的下一个目标，而该地区的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政府均无力应对疫情的肆虐。

海湾阿拉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项目的短期前景也并不乐观。尽管这些国家都采取了严格管控措施遏制病毒的传播，但当地的外籍劳工社区中，疫情的扩散风险极高，卡塔尔最初的爆发式增长就是源自于南亚籍劳工。同时，由于这些外籍劳务无法获得医疗保障，但其日常生活又与整个社会联系密切，因此极为考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一旦处置失当，其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加剧这些国家在国际油价崩盘下的财政压力。

总的来看，严格的旅行禁令、港口关闭、航班取消、道路阻断…...这些不利因素都阻碍了中方人员重返“一带一路”倡议项下项目现场，而为这些项目提供设备和材料的中国国内工厂停产也同样阻碍了项目的推进。这些因素和其他破坏性因素导致项目工期拖延，以及建设成本的增加，而这些是很多项目所在国政府自身难以消化承受的。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不大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推进造成致命打击，但必然会促使该地区国家政府重新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依托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