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通过与什叶派团体结盟来提高其在逊尼派地位的机构是由马赫迪.阿尔.苏美达领导的Dar al-Iftaa，他自称是一位穆夫提。Daral-Iftaa自称是奥斯曼时代的伊拉克的穆夫提机构，它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原来的突出地位，并在1970年被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废止。

逊尼派和什叶派都不接受这一机构，有人指出，Dar al-Iftaa实际上是个人机构，而苏美达没有资格担任大穆夫提的职位。IJC在Majlis Shura ad Dawla（一个解决国家机构间争端的行政司法机构）对他提出了异议，组织了该机构被合法化。但这并没有阻止苏美达继续以穆夫提的身份活动。

苏美达是一个萨拉菲酋长，他对圣战组织持反对态度，并用一种安静的亲政府的萨拉菲主义取代了他以前的反什叶派立场，赢得了努里.马利基政府和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组织的支持。他和他的追随者成功地接管了位于图布乌尔的乌姆清真寺，这是巴格达圣城西部世界上最宏伟的清真寺之一。

2013年，苏美达自称为伊玛目，试图用中世纪饱受争议的汉巴利神学家伊本·泰米耶来重新命名这座清真寺，但是失败了。据OSE的一位官员说，清真寺里的132套公寓被苏美达霸占用以给他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OSE对这些步骤提出了异议，并诉诸法庭，以恢复对清真寺及其住宅设施的权威。

苏美达的回应是给OSHE发了一封信请求维持他对清真寺的管理，OSE认为这是在试图挑战逊尼派的权威，是一种不合理的行动，且会将什叶派当局卷入冲突。

苏美达甚至在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力量）的保护下在伊拉克的阿哈拉组建了一支民兵队，名为哈拉克（Harak）。这一行动的目标可能是利用抵抗ISIS恐怖组织的战争和与什叶派民兵的关系来比逊尼派会的更多的影响力。

苏美达经常会见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的代表，并公开与伊朗库尔德人部队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会面。

萨拉菲主义的传播不仅影响了逊尼派-什叶派的关系，也影响了逊尼派内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萨拉菲派对苏菲派的敌意。伊拉克拥有一些最古老和最著名的苏非派分支，如卡迪里和纳克沙班迪分支。

20世纪90年代，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加大了对苏非派命令的支持，以此来对抗沙特的影响和萨拉菲主义的蔓延，并作为其“信仰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政策在2003年后继续实施，苏非派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甚至得到了国家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的支持。

然而，萨拉菲主义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2003年之后的宗派分裂和激进主义背景下。一些萨拉菲组织在费卢杰和巴格达周边地区控制了几个逊尼派清真寺，并利用它们传播反美和反什叶派的信息。

当ISIS恐怖组织控制了主要的逊尼派城市，摧毁了苏菲清真寺和其他的逊尼派宗教场所时，它实施了与传统相悖的激进的“逊尼派主义”，尽管这个理念已经在过去的数十年被现代化和世俗化所削弱。

甚至在ISIS战败后，周边地区的一些清真寺要么被萨拉菲主义支持者控制，要么举行萨拉菲派的非正式集会。根据伊拉克萨拉菲派学者希沙姆.哈希米的描述，OSE和传统逊尼派机构控制着市中心的清真寺，而萨拉菲派则在巴格达周边和其他城市周边的清真寺中有着绝对控制权。

如今，大多数萨拉菲派支持者都比较低调，避免参与政治，并且将关注重心转移到了宗教和民族事务上。一般来说，他们传播的伊斯兰教思想比苏非派的更为平等，吸引了想要寻找简单的、没有等级制度的平等宗教的青年们。然而，萨拉菲主义的蔓延反映出了逊尼派当局在萨拉菲主义的激进和努力缓和逊尼派内部的矛盾。

逊尼派宗教领域将继续分裂，而OSE是关键的参与者和竞争的对象。巩固对宗教机构和基金的控制将加强OSE的权威性，然而，在一个受到他国赞助并由排他性的当权管理下，一些人担心此举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并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将他们边缘化。

在总理阿迪尔.阿卜杜勒.迈赫迪于2018年组建政府之后，多个逊尼派政客和宗教组织要求对OSE部长的提名拥有发言权。然而，他们发现很难就提名人选达成一致，特别是该职位还吸引了几位非宗教导向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们希望能够获得OSE提供的部分资源和赞助机会。这可能会使派系之间达成协议，也因此为了OSE的利益，逊尼派需要在部长任命上做出妥协。

同时，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将继续倾向于选择温和的负责人，将OSE视为削弱激进逊尼派分子的重要工具。从长远来看，考虑到行动者的多样性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差异，伊拉克逊尼派内部的分裂可能会继续下去，OSE的合法性和社会可接受性可能仍然有限。

伊斯兰宗教资产和什叶派宗教权威

尽管逊尼派基金的管理未能阻止逊尼派内部的分裂危机，什叶派伊斯兰宗教资产的新管理制度却帮助巩固了什叶派的宗教权威。这可以从其主要宗教圣地（阿塔巴特）在过去十年的管理方式变化中看出。

在什叶派基金办公室（OSHE）成立之初，什叶派内部也存在着类似逊尼派内部之间的对伊斯兰宗教资产控制权的竞争，一些宗教团体单方面寻求从宗教遗址的象征性和物质性的资源中获益。

在2004年美军和穆克塔达.萨德尔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许多萨德尔军队的战士在纳贾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中避难，目的是利用其宗教号召力来传播他们的抵抗信息同时通过清真寺内的设施来治疗伤员并囤积武器。

大约在同一时间，由马哈茂德.哈萨尼·萨尔基领导的一个萨德尔军队分支试图入侵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清真寺。2007年，一个非正统的什叶派组织Jund al-Samaa（天空之兵）试图在伊玛目·阿里清真寺游行，并因此与政府安全部队发生军事冲突，最后以成员大量伤亡和该组织领导人的死亡而告终。

侯赛因.沙米，一名神职人员和召唤党（Dawa Party）成员，通过召唤党和另一个主要什叶派政党即伊拉克最高伊斯兰委员会（SICI）达成的协议，被选为OSHE的第一任部长，同时也获得了另一个重要的宗教职位，即朝圣和受戒委员会的负责人。

然而，沙米对OSHE的管理受到了其他什叶派团体的强烈谴责。纳贾夫的宗教领袖马尔吉亚也不满意沙米的工作，特别是在他被指控腐败和管理不善后。沙米在2005年被西利亚尼清真寺的伊玛目沙利·穆罕默德·艾尔·海达里取代。海达里则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2015年。 

OSHE主要职能之一是管理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朝圣者的“阿塔巴特”（atabat）。2005年，议会通过了一项管理“阿塔巴特”和什叶派朝圣场所的新法律，允许OSHE部长在获得代表什叶派最高等级和权威的阿里.艾尔·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的批准后，任命“阿塔巴特”的最高管理者的权利。

这是伊拉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承认和合法化大玛嘉监督“阿塔巴特”，这一举措甚至解决了许多至今在逊尼派中都悬而未决的问题。

然而，这一法律能够成功实施是因为马尔吉亚设法维持了纳贾夫的自治，包括依靠什叶派社区资助和来自伊拉克国内外的个人资助，以及保持了一种自治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在前政权企图渗透的情况下仍然牢不可破。这使得纳贾夫地区在2003年后成为什叶派地区领袖，从而促使什叶派政党迫切希望与之合作并获得认可。

2005年的法律确立了秘书长在伊拉克五个主要清真寺中的（纳杰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和伊玛目.阿巴斯清真寺、卡齐米耶的伊玛目.卡齐姆清真寺和萨马拉的阿斯卡里扬清真寺）的地位。

大玛嘉办公室参与了秘书长的提名，其中一些候选人是西斯塔尼的代表，包括纳贾夫地区的两个关系亲密的宗教高级人士。一个是阿卜杜勒·马赫迪·卡尔巴拉伊（Abdul Mahdi al-Karbalai），他后来成为秘书长以及伊玛目·侯赛因清真寺的“合法保管人”，另一个是秘书长艾哈迈德·阿斯·萨菲（AhmedasSafi），后来成为了伊玛目.阿巴斯清真寺的合法保管人。

在几年内，“阿塔巴特”管理层成为了强大的实体，主持了包括扩大清真寺、为朝圣者修建新设施、监督新建医院、建设和运营学校和大学等大型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部分地效仿了伊朗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扎清真寺的模式，该清真寺一个基金会管理，基金会的现任主席由最高领导人哈梅尼任命。

“阿塔巴特”管理层从免税优待、其他“宗教机构”的资金和政府补贴中获利。这使他们能够承担一些“世俗”性质的项目，如：伊玛目·阿巴斯清真寺的管理部门成立了食品、农业和建筑领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收入归管理部门所有或投资于新项目。

伊玛目.侯赛因清真寺的管理部门与一家伊拉克-英国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旨在建造伊拉克最大的机场，尽管伊拉克卡尔巴拉地区的负责人对此持保留意见。此类项目通常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但“阿塔巴特”管理层能够在有着关键清真寺的城市直接指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不确定性的特殊情况。

尽管从法律上讲，他们是OSHE的一部分，因此被视为公共机构，但他们与神圣场所之间的交易以及他们与大玛嘉的联系使其在2003年后成为一个独立在外的宪法机构，摆脱了其他公共机构的限制。

位于卡尔巴拉的“阿塔巴特”管理层开办的学校和大学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更愿意把孩子送到这些付费学校，而不是免费的公立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提供了更好的教育。

此外，因为OSHE部长西斯塔尼在2014年呼吁公民加入安全部队对抗ISIS恐怖组织，“阿塔巴特”管理层成立了新的准军事组织并参与了军事行动。这些军队组织有时为了区别于伊朗支持的部队而被看做是西斯塔尼的部队。

卡尔巴拉的许多居民更喜欢由“阿塔巴特”管理层来运行项目和服务，而不是由那些腐败且效率低下的国家和地方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塔巴特”管理层就没有腐败现象。一些人，包括国家官员，认为这一管理层是为了一己之私故意扩大人员和活动规模，认为他们可以自给自足却还要占用公共资金。

“阿塔巴特”管理层的活动和项目创造了新的利益网络，其包含多重利益关系并且有着日益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什叶派清真寺有着精神和物质双重重要性，可以给其负责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增光添彩。

此外，西斯塔尼将他在卡尔巴拉的周五布道看成是向外界传播其教义思想的重要场合，并利用该渠道提升了他在纳贾夫的威严和地位。因此，西斯塔尼成功地将反对的声音剔除出了主要的宗教舞台，并将他大玛嘉的身份合法化了。

因此，新的什叶派基金管理模式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任大玛嘉的选举以及伊斯兰宗教资产管理模式的修改。正是机构（国家机构OSHE）和非正式机构（大玛嘉）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好地体现什叶派神职人员在2003年后的伊拉克社会政治秩序重建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的独特过程。

在2012年OSHE颁布的法律中，这一重建进程被进一步合法化和制度化，其中西斯塔尼的办公室是主要起草人。根据法律规定，OSHE部长必须由总理在与大玛嘉协商后提名。

该法第13条规定，OSHE负责管理任何没有指定负责人、或由原所有者或大玛嘉转交给OSHE的基金。第14条规定OSHE在任命清真寺和基金基金管理人时，应遵循什叶派法理学和大玛嘉的意见。第15条规定，OSHE无权管理宗教学校和神学院，未经大玛嘉同意，不得干涉宗教学校和神学院的事务。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力量与西斯塔尼瓜分OSHE和“阿塔巴特”的权力。实际上，在“阿塔巴特”管理问题上OSHE还和其他组织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穆罕默德.赛义德.哈基姆是纳贾夫四个大玛嘉（marja的复数）中唯一的阿拉伯人，并被一直看做是西斯塔尼的候选继承人。

他生于纳贾夫的一个杰出的神职人员家庭，他的阿拉伯和伊拉克血统提高了他的地位，因为马尔吉亚正在经历“伊拉克化”，即伊斯兰宗教资产的新安排正在增加。在2015年，哈基姆在任命OSHE新总部长方面发挥了作用，他任命阿拉.穆萨维以及艾哈迈德.阿萨菲为秘书长，而这两个人都是哈基姆的追随者。

据纳贾夫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哈基姆的办公室迫使OSHE解除尼扎尔.哈布尔·马泰恩担任伊玛目阿里神社秘书长的职务，因为他和哈基姆关系不好。什叶派评论员萨利姆.哈萨尼认为，纳贾夫和卡尔巴拉的伊斯兰宗教资产正在西斯塔尼和哈基姆两个阵营之间被分化。

这表明，尽管他们的重组进一步确立了纳贾夫在什叶派宗教中的宗教权威，但它并没有阻止教派内部的竞争。事实上，由于“阿塔巴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这些竞争可能会加剧。

与此同时，这些主要由西斯塔尼小心引导的的竞争也体现了伊斯兰宗教资产管理将在决定什叶派高级神职人员职位上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西斯塔尼最终去世后。

结论

2003年之后，伊拉克将国家政策从统治宗教事务转向了给予宗教行动者和机构更多的自由。曾经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控制宗教事务的主要工具被政教合一的基金办公室所取代。这被看做是权力下放、也是向着民主化和更公平地分配宗教财产而迈出的一步。

然而，这种转变引起了新的冲突和竞争。首先是新创建的OSHE和OSE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分文必争，互不相让。其次是多个宗教人士和政客之间的竞争，他们认识到在宗教场所和基金管理方面获得更多的权利将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手的地位。

人们可以将这些竞争视为国家和宗教就合作管理宗教事务的谈判。同时，鉴于国家立场不是中立的，而且其关键决策是由寻求个人利益的政客做出的，这些竞争也折射出了权力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影响决策者的。

因此，考虑到2005年后占政府和议会主导地位的势力总是比国家本身更重要。也因此，在2005年什叶派政党主管政府和会议之后，OSHE获得了更多机会来宣传其教义思想。

伊斯兰宗教资产的政教合一化是长远的宗教改革中的一部分，这需要在两个教派政党之间建立边界，并团结每一个教派。政教合一成功地确立了纳贾夫地区宗教领袖作为什叶派最高权威的地位，并使其在什叶派基金和清真寺管理中的角色合法化。

这表明，纳贾夫地区宗教领袖的伊拉克属性和纳贾夫地区在什叶派中的重要性很可能会重塑什叶派等级结构，并可能会改变未来大玛嘉权力合法化的进程。

相比之下，新的逊尼派基金管理制度迄今未能阻止逊尼派的分裂。显然，建立一个类似于什叶派的逊尼派权威是一些逊尼派宗教政治人士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遥遥无期。逊尼派内部的竞争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围绕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其背后支持者们之间的角逐展开，这可能将使国家成为逊尼派重组的主要仲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