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大旺
  • 积分:7582
  • 等级:专家教授
  • 2018/12/9 18:27:13
  • 楼主(阅:72418062/回:0)华生:国企改革难以突破的根本原因【上】


    一、姓社姓资的争论再起说明了什么


    这一段时间以来,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成了热议的话题,而且剧情出现了幸运的大反转。在似乎风平浪静之后,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时候。


    风波起源于所有制歧视,说私有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当退出云云。根子里还是说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先天出身不好,应当防范引导、限制乃至消灭。我们长期以来,也是一直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执政基础。这样也使一些人产生了私有和其他所有制经济是异己力量的感觉和印象。对此,邓小平当年的办法是不争论,因为一争论就耽误事,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去衡量,让时间和实践去回答。


    大家知道,中国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那么40年的实践检验说明了什么呢?非公的民营经济现已占据中国经济超过半壁江山,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穷国变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实力空前强大,大多数人从吃不饱穿不暖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所以9月份在关于私有经济的流言四起时,我在提交的智库报告中指出,“如果笼统地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公有制越扩大非公有制越缩小乃至消灭,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越巩固、越雄厚。那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时我们的经济基础最牢固,而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虚弱了,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真去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就会根本性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造成党的事业难以弥补的重大挫折”。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当强大的国家机器还存在时,如何消灭私有及非公经济,那样只会制造灾难,而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变革创新我们的传统所有制理论。


    实际上,在有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基础上,今天已经可以从不争论到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说清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所突破和超越。现在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也必须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现在其比例和数量上,而且要采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实现形式。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的通行证。一些人在姓社姓资问题上走不出来,其根本问题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压迫剥削和特权,达到共同富裕和人人平等,当时在理论上设想消灭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国家消亡只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当然有人会说,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正造成贫富差距吗?不错,看看财富榜上首富们的巨额财富,确实令人羡慕妒忌恨。他们的一个小目标,也常常令普通人绝望气馁。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富裕,确实并不总是靠努力、天赋或者勤奋,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机会和幸运,甚至有时也不排斥阴谋和伎俩。但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少数幸运而又不乏自己奋发努力、家庭背景与普通人一样的成功人士,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去创新创业,诱导了亿万资金流入了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洪流,从而做大了整个社会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要知道,历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均贫富努力,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相反却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竞争是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而竞争就有差距,就有胜出者。试想,如果不论社会上每个人如何努力,都会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样的结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么,无论是社会上的哪个行业或哪个人,还会有人努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和努力的动力。结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励努力的必要条件。现代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包括猿人和众多古人类种属中脱颖而出,今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让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资源为自己所用,就是因为其为自己创建了竞争的规则,包括市场竞争的规则。而市场交换的完全自愿性、价格竞争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场在人类物质生活的领域内,成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竞争方式。


    而且,即便在非物质的精神领域,人类也创造出职位、等级、荣誉、名次与奖项,人为构造出竞争的环境,从而推动人类精神、文化、艺术、体育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创造和繁荣。我把科学放在最后,是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以万年计的漫长世纪中,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进步极其缓慢。人类长期在世世代代中只有图腾、幻想和神话而无科学。人类正是靠自己为生存而群居组成的社会,在人际交往的竞争和协作中的刺激和反馈,不断发育和积累了自己的脑力智力,从而最终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导致了自然科学的诞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早期猿人在自然界中的动物性生存技能是靠基因和本能,而在社会交往中的竞争和协作才是推动古人类转化为现代人的关键。因此,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在于消灭竞争,实现均贫富和人人相同的结果,而在于发展更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护竞争中落败和落后者的基本权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权的底线,以使他们或其后代能够有继续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


    再进一步看,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经济造成的吗?其实并不然。中国今天贫富差距确实很大,按照官方统计基尼系数也在0.47左右。民间将遗漏的未统计进去的隐性财富估算进去,还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更是远远高于东亚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0.32,韩国的0.31等水平。日本韩国实行的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小得多,从结果上看似乎更“社会主义”。我们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经济成份,贫富差距比人家还大这么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充分说明手段不等于目标的实现。


    再从构成上看,就更清楚了。公有制在理论上应当大家平等地都有一份。这是从5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之时,人们就那么向往公有制的原因。但公有制也好,没有那么多公有制但也不得不有巨大国家机器的世界上其他包括发达国家也好,凡有公共财产、公共事务就得有掌权掌勺的人。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而需要集体决策的领域(权力不能按出价高低分配,就如学校不能按货币支付能力录取学生一样),人们之间的竞争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市场竞争转为份额、职位和权力的竞争。竞争的规则也更加复杂和更难完全公平。如果掌权掌勺的人有私心或者制度安排有偏差(这永远很难避免),负面影响有时反而更大。以中国今天的情况为例,我们用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几倍的影响,因为这都涉及到很多亿人,所以权重上就特别大,成为中国基尼系数高的主因。市民与农民包括农民工的之间落差,首先又是因为户籍制度,这与私有经济并无关系。其次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们的土地倒是全部单一公有制的。我们体制内外的医疗和福利保障、退休级别待遇制度长期以来也是差别巨大,体制内的腐败更一度很惊人。18大以来党内腐败受到严重打击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触动和改革,但应当说仍仅仅是起步,要持之以恒还任重道远。


    显然,以上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都与私有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我们的公有制和延续下来的国家管理体制安排有关。所以难怪邓小平当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现在有些成天喊着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不明白国有企业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不明白社会主义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国家权力的替代关系;不明白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包括改革开放的精髓。所以,怎样让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更大的财富创造、更高的权利平等和更小的贫富差距,还是一个需要从传统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营商环境


    这段时间以来,在中央空前明确的肯定了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之后,各部门和各地方都出台了各种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力度之大,措施之密集,使人目不暇接。民营企业一改之前往往让人避之三舍的窘境,似乎一时成了香饽饽。不讲价钱地保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成了政治正确。有的地方甚至下令对民营企业的账户,不能诉讼保全。以至有人感叹:我也是民企,别的民企欠我的债不能诉讼保全,如何保护我这个民企的利益?显然,过犹不及。这种一风吹的摇摆,难以持久,。在历史上,对激进高杠杆企业的救援往往还会助长道德风险,增加经济全局的风险性。这些其实并不是真正稳定和理想的营商环境。


    那么,什么是好的营商环境呢?这首先是对产权的真正尊重和法律保护。市场经济表面上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实际上交换的是各自的财产权利。我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产权,换来你放弃了拥有自己货物或服务的权利。这里的关键是双方地位平等,不能强取,不能豪夺。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便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麻烦的是,平等和产权这个东西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最缺乏。中国自西汉起就有“盐铁官营”,赚钱的事朝廷自家就直接垄断了。从春秋末期孔子感叹的“苛政猛于虎”到大唐白居易的《卖炭翁》都可知,就是老百姓维持生计的家当,遇到官府,也绝无平等和产权保护可言。即便各朝各代的巨商大贾,若不识时务,或不知进退,常有性命之虞。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者,想自立于朝廷做生意,不行。像胡雪岩那样当红顶商人也没有好下场。产权得不到保护,无产者无恒心,这是中国社会财富和资本的积累总被打断,经济发展在历史上长期停滞、在近代严重落伍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也迎来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空前强盛的中国。因此,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实际上凡需要扶持和倾斜的对象就已经说明了其弱势地位,本身就是问题。况且,与其他任何群体一样,民营企业本身也参差不齐。不偏不倚,依法办事、惩恶扬善,才是竞争中性。须知财产权本身就是一个法律概念。


    故而其二,讲营商环境无法离开法治。法治在这里是指依照明确可依、一视同仁的规则管理市场。规则要改变也要有一定的程序,使人们能够建立合理预期。法治是尊重和保护产权的必然延伸。否则,政府自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那就没有公平可言。或者政府自己倒是不直接下场,但随意横征暴敛,政策出尔反尔,产权保护也会成了空话。


    现在,中国的法治在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我们很多法规要求很高。由于标准太高,不切实际,这样大家都只能想办法变通,规避绕道,乃至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由于大家都打折扣没真做,你要老老实实,那基本就要在竞争中出局。地方政府也知道这个情况,故而一些地方也大出土政策,变通执行,进而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由于法规上明文写在那儿,办事难免要走关系融通。如果突然上面来阵风要严格执行,各级就跟着一齐变脸,老账新账一起从头算。有时甚至刚摆出要严格执行的架式,大家就被吓得魂飞魄散。这次社保基金改由税务部门依法征收,引起全面恐慌就是其中一例。我这些年来年年呼吁不仅要大幅降低增值税、所得税,特别是要大幅降低各项社保缴费,取消强制性的住房公积金。去年我还在中国经济学家2017年年会上强调,我们要从高税费率、低实际缴纳额,普遍违法变通,改为低税费率、宽税费基,严格依法缴纳。这样,由于把更多的人纳入了真实缴纳范围,扩大了社保覆盖的领域和人群,最后收到的税费也未必减少,还有利于公平竞争和增进法治。许多时候,少才是多。财政学上所谓的拉弗尔曲线,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二是所谓窗口指导。近年来政府精简和废止了不少繁文缛节,提高了办事效率,降低了交易费用,减轻了市场主体的麻烦和负担,这受到了普遍欢迎。但政府为了救火或为了提高自己办事效率亦或执行力度,又出台了许多不成文的窗口指导即行政干预,让人们无所适从,非常苦恼,但面对强势管理者,又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一些部门说,他们准备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但人们不知道过去他们的这些干预都是依据什么、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哪些,必要的又准备保留哪些,以后还会随时有什么新名堂。不合时宜的法规当然不好,但毕竟还算知道要去拜哪些佛,烧什么香。而这些来无踪去无影的行政干预则更厉害更无章法,让人更无所适从。


    三是人大这样相对超脱的正规立法机构因缺乏资源因而自己不立法,大部分立法工作委托政府部门去做。立出来的法当然都是方便政府部门的,而不是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角度考虑,实行起来政府机关怎么做都是他们的理,想整谁一整一个准。这样的机构,人坐在办公室里都有人上供,挡都挡不住。一些原本与经济部门无直接关系的清水衙门,当然也不甘寂寞,抓住机会就挤进审批、发证、备案的队伍,随即也过得风光起来。制度扭曲造成过去公务员们正式收入很低,但家里名酒名烟名牌从不断档,隐性收入更无法统计。这些都成为腐败滋生不息的土壤。








    帖间广告位01


    目前不允许游客回复,请 登录 注册 发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