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权力制约。不受约束的权力会被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信任任何国家机器的原因。因此，法治的最后一道安全门是权力制约。没有权力制约的法规颁布再多，也不会是法治，而是人治。因为权力没有约束，今天可以这么说，明天又可以那么说，一切随自己需要，自己意愿，自己高兴，结果还是人治。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有没有笼子就是法治与否的试金石。因为法是可以改的，条文也要人去解读。法治是当你认为办事、政策或执法不公的时候，还有说理的地方，还有不怕被打击报复、不怕被穿小鞋，能指望有人主持正义的地方。如果谁有权谁说了算，朝令夕改，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利益受损了也不敢吭声。有笼子也是关别人的，钥匙拿在自己手上。这当然就没有法治，也不会有稳定的营商环境。

因此，如果我们想有一个稳定的营商环境，就不能没有对权力的制约。而且其意义，也绝不仅仅在一个营商环境。因为营商环境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是整个经济环境、司法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产物。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特权，人人平等和受尊重的理想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比光荣。我们今天还没法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用人民的自我武装和直接民主自治管理取代国家机器，因而设计和发展完善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制约制度，保证权力从上到下无一例外地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更为关键和重要。实际上，即便是在古代中国，中下层官府及各级官员也不能为所欲为，其权力也还是多少受到制约的。所谓没有权力制约主要是指对顶层权力没有制约。近代以来在权力的使用和制约方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终解体以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中，都有过惨痛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百年以来极为曲折起伏的道路充分说明，能否建立起对国家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制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国家机器仍然需要长期存在的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必然内容和要求。

三、企业主与企业家

现在，企业家已经成了耳熟能详的名称。我们今天的会也叫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但究竟什么是企业家，很多人恐怕并说不清楚，自己认为清楚的人其定义也各不相同。

企业家这个词是从资本主义发育早期的企业主企业那里来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你必须有资本、敢于并能够承担财务风险才能办企业。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家或人格化的资本，就是企业主。故英语从法文中借来的entrepreneur, 原意即为创业企业家，与冒险创新精神相连。不过，企业即便创立之后仍然处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在创始人之后是归于毁灭还是有更大辉煌，完全取决于继承人的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永远处于再创业的过程中，失败的威胁始终环绕。这样，企业家的概念早就不限于创始人或创业者。

我们今天说到企业家，大家首先想到而且没有争议的就是企业主们，即拥有并掌控企业决策的人。不同的只在于这些企业家有大小与成功与否之分。职业经理人呢，一般就不被认为是企业家了。但这样定义实际上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世界上多数大企业、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或CEO都不能称为企业家了。因为他们通常都不是企业拥有者，即便有股份也比例很小。比尔.盖茨、乔布斯在微软、苹果很小的时是大股东，企业做大上市后他们的持股比例都很小，用上述定义，他们后来为人所知时就已不能算企业家了。至于当时号称全球第一CEO的威尔奇是作为职业经理人被选任，后又作为职业经理人退休，就更不能叫企业家了。中国很多著名新经济企业由于创始人不占大股，按此也不能称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但这样一来，企业家就主要是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了，而且特别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越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名企业越没有企业家，这显示我们上述的企业家定义出了问题。其实，这里的偏差源于企业家的传统定义来源于马克思时代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古典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合一，企业家天然就是企业主，所以这个定义当然没有问题。但随着所有权的多元化分散化，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经营权分离，这样企业就进化为现代企业。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这种分离趋势会使资本家不再是工业企业的指挥官而会沦为投资者乃至靠剪息票过日子、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无关的人。历史的演变也正是如此，随着两权分离的发展，在很多现代大企业中，原先的企业主消失了，股东变成了千千万万的投资人以及他们的专业机构代理人。因此，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实际的经营决策者就是企业家，而且是掌控着比历史上的企业主不知大多少倍资产的大企业家。只不过在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中，由于股权高度分散、两权分离比较彻底，因而经营者只要未被发现违法违规、侵害股东利益，就有真实的掌控权，就被认为是企业的老板即决策人。就如今天提到世界上迄今市值一度超过万亿美元的苹果公司，大家唯一所能想到的老板就是现任CEO职业经理人库克。依此来看，现代企业家的定义应当指企业真正有决策权的经营者，而与其持有多少股份无关。而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中，即便企业披上了股份制和上市公众公司的外壳，但大股东往往还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决策者。公司名义上的董事长、总经理不需任何理由随时可以更换。

这种情况当然与上面说的营商环境有关。在发展中国家，法治环境不健全，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发生任何问题和纠纷也往往是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关系，小案讲法律。在这种环境中，自己用产权和血缘关系控制企业就显得更为可靠。同时，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波动也大，往往投机投对了比老老实实做企业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和回报。显然投机并不需代理人经营企业的才华，而更需要委托人敢于用自己的财产乃至身家性命去下赌注。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投机型企业家盛行，常常风头盖过创造财富的创新型企业家，也造成古典企业和传统企业主模式盛行。

在现代企业中，也会不时爆出丑闻，也有企业家见利忘义忘法，铤而走险。但由于现代企业中的企业家是要靠能力上位、又要靠能力、靠业绩保位续位，因而人选来源和替代选择空间都大，更会有压力始终兢兢业业。同时由于自己尽管也有利益或股份在里面，但总起来是受股东们之托办事，因此通常也不愿以个人承担全部后果责任的方式去违法违规。因而现代企业各方面包括财务的透明度较高,逃避国家法规和应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和空间较小，通常员工的待遇、感受和保护也较好。相比之下，很多企业主的企业难免裙带关系众多，家族的人与外人有无形的隔离和天花板。接班人的选择往往限于血缘关系，选择余地很小。这样在第一代创业企业主离开后，越大的企业传承成功的概率就越低一些。特别是企业主企业严重依赖个人能力、魅力、品行。许多企业主在外埋怨政府霸道、官员专横，关起门来在企业内，也完全是一副专制朝廷的做派，狂妄霸道与阿谀吹嘘，让人似曾相识。这类企业主或因经营决策独断专行、头脑发热，或因赌性太重、爱剑出偏锋，难免终会失手，或因个人劣习不改恶性膨胀造成公众或违法事件，这样也会使企业一朝脱轨乃至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