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定还记得，前段时间，这位特拉万.阿格斯.普特兰托（Terawan Agus Putranto）部长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没有一例确诊病例是“神的祝福”。除了宣称印尼人民有真主保佑，希望大家多多祷告之外，这位拉万老兄也建议国民不要紧张，不要加班，以避免患上这种疾病，“只要免疫力好就很容易预防，”特拉万说。

特拉万1964年8月出生于中爪哇日惹。小时候，他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医生，高中毕业后考入著名的卡查马达大学（UGM）医学院。1990年26岁毕业，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军医。在此之后，特拉万致力于军队的军事行动，先后被分配到多个地区，包括巴厘岛，龙目岛和雅加达。

在医学界的长期服务中，特拉万获得了许多奖项。其中包括Hendropriyono战略咨询（HSC）奖和两项MURI记录，以及洗脑疗法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程序的最初发明者。

另据媒体报道，担任部长期间，特拉万致力于减少印尼的单一付款人政府医疗保健计划BPJS Kesehatan 带来的巨额赤字，但是由于他似乎未能解决该问题，致使政府被迫提高医疗保健的保费，又引起了很多争议。他还着手推动解决印尼儿童发育迟缓问题的工作，这是副总统马鲁夫·阿明在竞选期间的主要承诺之一。

2020年冠状病毒广泛爆发，特拉万努力疏散了被困在梦幻世界游轮上的188名印尼人。除此之外，在处理接运两百多名在武汉的印尼留学生回国问题上，特拉万也一直强调，政府保证所有来自武汉的印尼人没有受到感染，并由此引起争议。幸好在强制隔离了14天之后，这两百多个年轻人确实无一例感染。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这位印尼卫生部长，其实还是有几把刷子的精英人物。作为医生，无疑爱岗敬业，勇于钻研，而当他变成国家卫生行政主管，所站的角度和考虑的问题，肯定和当医生期间是不一样的。

试想，就算他在发表印尼靠神保佑的言论之前，已经知道疫情传到本土，但是上面经过综合研判之后，决定淡化处理，而暂时不必宣布。那么，特拉万听还是不听？常言道:“当差不自由，自由不当差；“端人碗,，受人管”。这也正所谓“当官有当官的难处！”只要你在体制内，古今中外皆如此。

在这包括印尼在内全世界都正遭受病毒威胁的非常时期，我们期待特拉万部长和所有印尼官民打起精神，齐心协力，尽可能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早日打赢这场战争。

接下来，说一下印尼的卫生服务系统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印尼网站能够提供的信息大多比较杂乱，很少有全面或精准的论述，并且由于翻译的难度，笔者只能引用一些相对枯燥的宏观数据加以说明。

根据2017年全球健康指数报告的排名，印尼在 149个国家中排名101。 

该指数基于身体，心理健康，保健基础设施以及对各种流行病或疾病的预防保健。

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印尼卫生系统的地位也不算高。 泰国排在第35位，马来西亚排在第38位，印尼西甚至输给了排在第69位的越南和排在第94位的老挝。

在数量方面，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几年前的一组统计，印尼全国大约有1562家公立医院和666家私立医院，这几年应该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增加。

印尼这些年来推行的全民健保战略，取得不小进展，令普通百姓和工薪阶层颇为受益。

笔者熟悉的印华作协的一位文友，是一位在私人企业担任财务经理的工薪人士。两年前心脏做了手术，因为参加了全民健保，不仅手术费用全免，至今吃药也是免费的。

还有一位华人老翁，得益于足额缴纳了全民健保的费用，甚至去医院拔牙也不必花钱。

在爪哇地的农村，大部分乡公所也有帮忙看诊的医务室，每次诊疗费用也只需两万盾（约合人民币十元）。这是普罗大众可以接受的收费。当然对乡公所看病环境与对医疗的信任度。就因人而异了。印尼政府也了解现行医疗体系的不健全。所以在2014年起就建立了全国的社会保险体系。所有印尼公民，都需要纳入保险，如果是个人参保，保费为每人每月八万印尼盾。这是第一等级的，第二等级的是五万印尼盾。还有两万五千印尼盾的，这是第三等级。

若是透过公司或组织参保，每人每月的保费因薪水级别的不同而定。薪水到达各行政区法定最低薪资要求的。其员工参与保险及列为第一等，每月保费由公司负担个人薪资的4%，个人负担1%。

例如，某员工工资为310万印尼盾（相当人民币1500多元）——这是雅加达法定的最低薪资。公司负担保费为12万4千印尼盾。员工个人负担保费为3万1千盾每月。缴纳的保费共为15万5千1印尼盾。若薪资高于800万印尼盾保费计算，就以800万为基础计算。

当然而，全民医疗覆盖（UHC）计划并不是一帆风顺。据雅加达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全民健保自实施以来，遇到了三个主要问题：偏远地区缺乏药物供应；参加该计划的医院数量较少; 地方政府未满足医院提出的资金要求，导致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有的医院担心接收病人后产生的所有医疗费用向国家鉴宝单位请款困难。或者根本领不到医疗给付。所以坚持病人一定要先给一笔医疗费定金，大约是50万印尼盾（250元人民币），费用倒是不多，但对于一般印尼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总之，医疗卫生已经是印尼国家发展议程的重中之重，中央和区域政府仍在不断建设和升级医疗机构。政府正在34个省份为社区保健中心配备住院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在私立医疗方面，政府也将继续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医院的开发。用句套话说就是，前景广阔，任重道远。

最后，回忆一下我在雅加达就诊看病的一段经历。

那次去医院，是在2008年，说起来，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住在老城区班阿兰佳雅嘎达（雅加达王子路）大街旁的一栋小公寓里。有一天早上，中耳炎轻微发作，化浓感染。我用棉签擦拭时，小棍上的棉球脱落，掉在耳窝深处，自己无法将其掏出来，几小时后便疼痛难忍。捱到下午，只得打车前往芒嘎勿刹（大芒果街）的一所医院求诊就医。

这家印尼文名为RS HUSADA的医院，中文名叫养生院，历史悠久，驰名雅京，系1924年印尼华侨柯全寿医生和著名报人洪渊源先生在雅加达（当时称吧达维亚）成立的一家专为贫穷妇女接生和为穷人诊病的医院，故起名为“养生院”。

自1929年起，养生院因拥有亚洲第一个儿童护理科室而出名，随后于1965年6月1日被政府更名为胡萨达医院（Rumah Sakit Husada）。这个名字是印尼卫生部长萨特利奥医生（dr. Satrio）所取的，远早于其他华人医院使用印尼名称。如今，它已变成雅加达北区的第二公立中央医院。

我到了养生院发现，这家早期华侨开办的著名医院，设备良好，窗明几净，一楼大厅有商店和咖啡室，一派安祥景象，完全没有国内很多医院那样的气味和紧张压抑的氛围。但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其医务人员不管是华人还是印尼人，已经没人会说中文，医院也无任何中文招牌。而我那时还不会说印尼话，压根不懂怎样挂号，去哪个诊室排队。

正在六神无主，一位七十来岁的华人大妈走过来，打量我一番，然后问道：“先生是中国人吧？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