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月政变回顾

2月24日至3月1日，一场突发的“政治海啸”在短短一周内改变了马来西亚政治格局。此次政治风波因2月23日在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喜来登酒店的会议开始逐渐发酵，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及评论家将此次政变称为“喜来登政变”或“喜来登行动”。

（一）二月政变政治背景

希望联盟内部，首先土著团结党（简称土团党）总主席马哈蒂尔与人民公正党总主席安华的矛盾由来已久，但主要矛盾集中在总理权力交接日期上。2018年大选前，马哈蒂尔许下两年之内由安华接任总理职位的承诺，但马哈蒂尔始终不愿承诺具体的交接日期。其次，同为公正党成员的安华与阿兹敏分歧也早已公开化。

自从阿兹敏在2018年的公正党党选中面对艰巨的挑战后，他就陷入与安华的权力斗争漩涡中， 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面对安华要求马哈蒂尔交权，阿兹敏公开支持马哈蒂尔担任总理直到任期结束。此外，希望联盟中的民主行动党是以非马来人为主的政党，部分土团党领导人并不喜欢行动党，并认为这个政党太“霸道”，土团党主席穆希丁正是在这些不满行动党参与执政的土团党领导人的支持下，策划带领土团党脱离希望联盟。

在野政党中，巫统高层不甘心所领导的国民阵线联盟执政44年后在2018年大选失利，希望通过联合伊斯兰党以及东马沙巴、砂拉越的政党，再加上与马哈蒂尔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合作建立“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 (PN)）”，再凭借自身国会议员人数优势重掌政权。但土著团结党是马哈蒂尔因反对巫统执政而创立，所以他并不希望土著团结党与巫统合作执政。

（二）二月政变经过

2月21日，希望联盟召开主席理事会，商议总理权力交接事宜，主席理事会会后宣布由马哈蒂尔全权决定交接日期，马哈蒂尔称权力交接时间将在亚太经合论坛（APEC）峰会之后，没有确切日期。

2月23日上午8时，阿兹敏派系公正党成员在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喜来登酒店召开闭门会议，多名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参与讨论。当天下午阿兹敏、穆希丁及沙巴民兴党、巫统和伊斯兰党党主席到国家皇宫见国家元首阿卜杜拉。晚上10点，巫统、马华公会、伊斯兰党、土著团结党均有代表到达喜来登酒店， 同一天，公正党安华派系、土著团结党、砂政党联盟、伊斯兰党和巫统也都在吉隆坡召开会议。当天所有会议围绕成立新联盟的议题展开。

2月24日下午1点，马哈蒂尔向最高元首阿卜杜拉提交辞职信，辞去马来西亚总理职务。最高元首接受马哈蒂尔辞呈并任命他为临时总理，直到新总理选出，内阁所有部长的委任也因总理辞职而撤销；继辞去总理职务后，马哈蒂尔还辞去土著团结党总主席一职， 随后土团党主席穆希丁宣布土团党退出希望联盟，并表示该党所有国会议员将会签署法定宣誓书，支持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同一天，公正党宣布开除阿兹敏及祖莱达；几乎同时，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宣布其派系的11名国会议员退党，在国会成为独立议员（其中1名成员随后澄清并未退党，实际退党人数为10人）。

2月25日至26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在国家皇宫对所有222名议员进行前所未有的一对一采访，以找到解决政治发展的最佳方案。通过整理媒体报道，直到2月26日马哈蒂尔发表全国直播演说前，土著团结党、人民公正党、砂拉越政党联盟、沙巴民兴党和10名公正党退党国会议员都表态支持马哈蒂尔出任总理。

2月26日下午4时45分，马哈蒂尔发表全国电视直播演说，希望组成一个不倾向任何政党的政府。马哈蒂尔的电视演说结束后，希盟主席理事会转而宣布，选择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为总理候选人。

2月27日，马哈蒂尔宣布他将重新担任土著团结党总主席一职，并宣布在3月2日举行一次下议院特别会议，选出新总理。

2月28日，马来统治者特别会议在国家皇宫召开。同一天，下议院院长莫哈末阿里夫表示，下议院3月2日不会举行特别会议。临时总理签署的下议院特别会议的信函违宪。当天巫统与伊斯兰党表态支持土著团结党主席穆希丁出任总理。随后，包括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在内的国民阵线发公告支持穆希丁出任总理。

2月29日，最高元首阿卜杜拉任命穆希丁为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面对最高元首的任命，希望联盟重新支持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并公开称已获得11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最高元首并未改变任命决定。

3月1日，土著团结党主席穆希丁在国家皇宫最高元首阿卜杜拉面前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至此，二月政变落幕。

（三）二月政变结果

第一，希望联盟“被削弱”。希望联盟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国家诚信党和土著团结党4个成员党组成，沙巴民族复兴党与希望联盟为合作关系。二月政变，穆希丁宣布土著团结党退出希盟，马哈蒂尔宣布重新担任土团党总主席，导致土团党分为两个派系，穆希丁派系带走了希盟29个国会议员席位；另外公正党阿兹敏派系退党后也分走了希盟国会议席，希望联盟的国会议席不足112席，失去国会下议院简单多数支持。虽然马哈蒂尔2月29日“宣称”得到114名议员支持，但难敌穆希丁、阿兹敏两位重要领导人退出希望联盟的影响，希望联盟实力被削弱。

第二，内阁重新“洗牌”。马哈蒂尔的辞职导致希盟政府内阁所有部长的委任被撤销，3月9日，穆希丁宣布新内阁名单。除阿兹敏和祖莱达因加入土团党而继续在内阁任职部长外，其他内阁部长副部长全部换人。

第三，州政权“变天”。由于穆希丁宣布土团党退出希盟，希盟各州政府受议席人数变动也发生政权更替。其中柔佛州是最早宣布新联盟组建新政府的州，公告由柔佛州苏丹依布拉欣于2月27日发出。随后，3月2日和3月9日，马六甲州和霹雳州也宣布组建新国民联盟政府执政。

（四）二月政变特点

穆希丁领导的新内阁通过非常规、非暴力的形式，在政变发酵成更大的社会危机之前落幕。二月政变体现出“危而不乱”的特点。

第一，非常规的政权更替。首先，此次政权更替的时间在大选年之外，权力交接于不同的政党联盟之间。其次，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须委任获得马来西亚议会下议院多数议员支持的议员出任总理。而穆希丁是在马哈蒂尔公开宣称自己取得议会下议院多数议员支持，并公布114名支持者名单的情况下，凭借最高元首的委任当选总理。因此，穆希丁领导的内阁政府正义性受到质疑，反对派更是称其政府为“后门政府”。

第二，非暴力的政权更替。虽然政变期间各方政治势力参与政权博弈，场面“剑拔弩张”，但国家制度体系依旧约束着政党的行为。一是2月24日马哈蒂尔辞职后，最高元首在马哈蒂尔建议下，根据联邦宪法第43（5）条款，撤销内阁部长的委任。二是穆希丁的上任也是最高元首通过国家皇宫发布官方公告，称“根据《联邦宪法》第40（2）（a）条和第43（2）（a）条”进行的任命。三是希望联盟在失去执政资格后，计划以在国会开会期间提交对新总理的不信任动议形式质疑新内阁的合法性。

此外，希盟的支持者们在表达对“后门”政府不满时，采用示威抗议的形式。2月25日晚，约100人聚集吉隆坡独立广场，参与“民主已死，走吧上街去！”临时集会， 集会现场未发生暴力冲突；全球净选盟（Global Bersih）号召海外大马人，3月3日起发动名为“#RESPECTMYVOTE（尊重我的选票）”全球性的社交媒体运动表达抗议。

第三，政变持续时间短。从2月23日喜来登行动到3月1日新总理上任，政变持续8天落幕，从2月24日希盟内阁解散到3月9日国民联盟内阁名单公布，中央政府部长权力真空状态持续大约2周结束，由于马来西亚行政体系的独特性，政府运转在部长短暂缺失的情况下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文章在“‘危而不乱’政权更替得以实现的原因”部分将会进一步说明。

二、“危而不乱”政权更替得以实现的原因

作为突发的政权更替，二月政变导致了政治危机。危机的出现与希盟内部权力分歧、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和族群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二月政变并未发酵成社会动荡，笔者认为与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独特性和国家正在面临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关。

（一）政变危机出现原因

第一，希盟内部的权力分歧。希盟内部的权力分歧主要在土著团结党和人民公正党之间。首先，马哈蒂尔凭借自身的资历，担任希盟政府的总理，并以土团党的政治需要为核心组建希盟内阁。然而人民公正党是希盟中拥有最多国会议员席位的政党，其成员对马哈蒂尔的组阁存在不满。其次，公正党主席安华对出任马来西亚总理有着强烈的权力诉求，马哈蒂尔对希盟执政后2年内交权让安华担任总理的承诺迟迟不愿兑现。

眼看2年期限将近，安华及其支持者开展行动主动争权，于2月21日召开希盟理事会，但马哈蒂尔也强势回应交权时间由自己全权决定。其次，希盟内部的权力分歧还体现在民主行动党与其他成员党之间，党员以非巫裔为主体的民主行动党是希盟赢得非巫裔群体支持的主要原因，所以希盟执政后民主行动党提出更多兼顾非巫裔群体利益的议题。

但行动党的理念与传统的“马来人优先”理念相违背，土团党、公正党和诚信党中的马来人保守势力希望成立没有行动党的政治联盟，维护更好马来人特权。希盟试图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及对爪夷文事件的处理不当等事件，被巫统和伊斯兰党诠释为“无法捍卫马来人的权益”，两党在2019年9月14日举办 “马来人尊严大会”，提出马来人的文化、宗教、教育、经济权益在2018年大选后受到挑战。这一论述得到大部分马来社群的认同，“华人在行动党执政后越发嚣张”的言论在社交媒体屡见不鲜。马哈蒂尔更在3月1日的记者会上声称许多马来人因相信了“行动党控制了希盟政府”的论述进而导致土团党的支持率下跌。

第二，希盟外政党间的权力分歧。巫统是希盟外最主要的政党影响力来源，长期在马来西亚政坛“掌舵”的巫统并不甘心2018年国民阵线的失败，渴望破局参政，以免自己的政治势力被边缘化。2018年大选后巫统“动作不断”，2019年9月14日巫统与伊斯兰党正式结盟，通过整合在野党国会议员力量在很多议题上牵制希盟政府。2020年2月3日，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在2月3日巫统“全民共识”会议上表示，期望与马哈蒂尔合作成立新政党联盟。巫统为争取政治权力企图分化希盟，并最终在希盟内部土团党穆希丁派系及出走公正党的阿兹敏派系得到支持，与国民阵线、伊斯兰党和砂拉越政党联盟一起重新成为执政党联盟成员。

第三，族群间的利益分歧。无论希盟内外的权力分歧，都能看到族群政治因素的影响。巫裔精英长期利用“马来人优先”特权平衡非巫裔，特别是华裔群体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领先优势。“马来人优先”特权被马来人精英视为不可撼动的传统，与现代社会马来西亚所处的开放、多元环境形成冲突，加上宗教的影响，马来西亚的族群认同问题至今仍在社会能轻易挑起议题，族群政治目前依旧是马来西亚政治的显著特征。2018年大选30%的马来选民也抱着观望的态度投给了希盟，然而希盟无法达成“上台后经济变好”的承诺，使得本来就脆弱、依靠希盟胜选而建构起来的多元主义论述在马来社群中不受欢迎，反而愈加巩固了身份认同政治，继而挑战希盟政权的合理性。民调机构Vase.ai 在2月25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在1000名受访者中，有约半数认为由马来政党组成的新政府更为良好。

综上三点，笔者认为二月政变实质上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及联盟，利用马来西亚国家发展中“马来人优先”传统与多元社会现实的矛盾，谋求政党及联盟利益最大化的而发生的权力冲突博弈。

（二）政变危机没有进一步发酵的原因

二月政变能够在一周左右快速结束，没有发展成更大的社会危机，笔者认为一方面与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独特性有关，另一方面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有关。

1.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独特性

第一，最高元首具有决策权。根据马来西亚宪法和国会法令，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是马来西亚的国家代表、立法和行政的最高决策人。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在缩短这场政治风波的时长上扮演了重要角色。2月29日，最高元首阿卜杜拉面对希盟质疑穆希丁取得多数议员支持不做回应，以保证3月1日新总理就职仪式顺利举行。3月8日，英国卫报发表社论，将此次政变称为“皇室政变”，最高元首通过皇室审计长发布正式公告予以驳斥，为新内阁的组建创造了更友善的舆论环境。最高元首的影响力避免了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

第二，公务员机制的稳定。二月政变发生后，公共服务局总干事莫哈末凯鲁2月25日所有部门秘书长及联邦政府各局总干事发送信函，要求公务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立场，并促请全体公务员保持冷静及继续依循法律和政府政策执行任务。在部长空缺的时间，部门秘书长和联邦政府各局总干事都在率领公务员群体正常执行行政工作，维持政府机构运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卫生部，2月24日原卫生部长祖基菲里离职后，由卫生部总干事每天公布马来西亚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最新进展。

2.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

马来西亚是全球较早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国家，截至3月15日疫情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呈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月24日至2月27日，马来西亚确诊新冠病毒肺炎病例22例。疫情第一阶段，马来西亚分两批从中国武汉接回182名马来西亚公民，同时加强与中国和新加坡的合作，设置出入境限制并加强疫情监测。2月27日马来西亚再次新增确诊病例，这一阶段中，2月28日至3月1日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传教士集会，发生大规模传染；3月4日和3月7日，卫生部证实出现2例“超级传播者”，截至3月15日，马来西亚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达428例，在全球公布确诊病例国家中排名靠前。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对马来西亚民众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也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2020中国马来西亚文化旅游年系列活动，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无法顺利开展。其中旅游业受到的冲击最大，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协会（MITA）主席尤再迪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该协会会员酒店订单，从农历新年至2月28日减少80%；9.5972万间酒店客房被取消，损失金额达4000万令吉。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预计，由于这场疫情，马来西亚旅游业将遭受高达54亿令吉的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6%。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疫情作为流行疾病，很容易引发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个人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反过来看，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荡，也往往会使各种流行疾病迅速传播。安全化主体的权力地位是决定安全化成功的最关键要素或根本动力。政府是目前主要的安全化主体，马来西亚的政局若不能在短时间稳定，在政府权威缺失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内的疫情防控或是对外开展国际防疫合作都会出现问题。

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在争议中委任穆希丁为总理，也有出于希望尽快树立政府权威，保证国家疫情防控和经济稳定的考量。而穆希丁在上任的第二天就听取了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的最新发展简报。也印证了解决新冠疫情问题的紧迫性。

新冠病毒疫情作为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造成安全威胁和经济萧条，社会民生问题急需稳定的政府作为安全化主体高效率地发挥作用，也抑制了二月政变的进一步发酵。

三、二月政变的影响

短暂的二月政变以和平政权更替落幕，对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影响，同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也产生一定影响。

（一）政治影响

1.马来人利益阵营重组

第一，马哈蒂尔的权威地位被打破。95岁的马哈蒂尔凭借对国家的贡献和个人实力在马来人精英中有着至高的威望，土团党也因为他的存在才能成为希盟的核心。在他2月24日辞职后，几乎所有政党最初都表态支持马哈蒂尔重组政府担任总理，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穆希丁联合阿兹敏以及在野党，登上权力顶峰。穆希丁的成功也意味着马哈蒂尔的权威不再是政党参与权力博弈的必需。

第二，安华奉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无法得到马来人精英的认同。马哈蒂尔在卸任后接受《每日阳光报》采访时表示，许多马来人认为，安华推崇的自由主义会威胁马来人的权益及地位。他还说，安华的忠实支者持曾当面要求他，不要让安华成为首相，因此，他知道安华的人气已式微，如果举行大选，相信安华不会获胜。公正党阿兹敏派系的出走及国民联盟成功掌权也印证着马哈蒂尔的判断。

第三，东马政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积极争取的力量。本次穆希丁能受委任，与东马砂拉越政党联盟在2月29日表态支持有着重要关系。而马哈蒂尔在2月29日公布的支持者名单中，沙巴州政党国会议员的支持使马哈蒂尔的支持者达到国会多数。未来东马对马来西亚半岛的政治权力角逐依旧会扮演重要角色。

2.非马来人政治权力压缩

希盟执政地位的丧失，也意味着影响力最大的非马来人政党民主行动党失去执政资格。穆希丁的新内阁名单与希盟解散前的内阁名单相对比，内阁人数从56人涨至70人，32名部长中，非马来人部长只有4人，占比12.5%，希盟时期非马来人部长占比32%。新内阁非马来人比例和代表创历史新低，被称为“史上最失多元色彩的内阁”。非马来人政治权力被压缩，也反映出族群政治仍然是马来西亚政治博弈的主要形态。

3.潜在的政治隐患

二月政变的落幕并不意味着政治危机的解除。面对穆希丁的当选，希望联盟质疑其合法性，称将在国会呈不信任动议。目前国会定于5月18日召开，期间可能会出现新的政治风波。另外，对于新内阁的部长名单，巫统多名领袖公开表达不满。巫统资深领袖沙里尔直言，新内阁并未反映国盟的集体精神。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指出，目前的内阁官职分配并不公平，会影响巫统未来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土著团结党掌管乡区发展部和农业部，我们（巫统）则得到国防部。那我们要如何接近乡区的人们？虽然巫统和土团党如今同在执政阵营，但我们仍是政治上的对手。土团党要强化自身，巫统也一样，否则我们会在下一届大选中被淘汰。” 穆希丁要在总理位置坐稳，必须解决国民联盟内外的政治挑战。

（二）社会影响

1.疫情防控影响

马来西亚于二月政变期间迎来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部门秘书长和联邦政府各局总干事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利，只能等待新部长任命后进一步采取措施。受此约束，马来西亚第二波疫情造成的影响比第一波更为严重。感染人数因为大型集会暴涨，且出现2名“超级传播者”，原来未出现疫情的东马也在这一阶段失守。国民联盟新卫生部长阿汉峇峇3月10日下午3点在美拉华蒂王宫向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宣誓就职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卫生部，与卫生部官员了解部门的工作进展。他在与卫生部官员会面约1小时后，便在官员的陪同下，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亲自巡视机场的防疫系统。2020年3月1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马来西亚新任外长希沙慕丁通电话。谈话内容涉及交流防控经验，加强抗疫合作。新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的工作内容也反映出二月政变导致的部长真空对防疫工作带来的影响。

2.希盟支持民众表达不满

2018年希盟政府在大选中获胜实现了马来西亚44年来第一次政党轮替，希盟的支持者视其为“民主的胜利”，穆希丁以非常规形式当选引发希盟支持者的不满，除了上文提到的示威活动外，有民众因为希盟失利而在互联网发表对最高元首的侮辱言论被捕；阿兹敏派系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更是因阿兹敏“出走”被波及，遭公正党安华支持者拳打并侮辱。二月政变将马来西亚不同族群间的利益冲突公开化，为马来西亚社会发展埋下新的隐患。

（三）经济影响

二月政变爆发前，中美贸易战和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已经给马来西亚2020年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危机前，希盟财政部长林冠英已经制定了一套经济刺激计划推动经济发展，但计划还未公布政变已爆发。2月27日，马哈蒂尔以临时总理身份公布了经济刺激计划。新政府上台后，经济刺激计划可能面临调整。另外穆希丁总理支持“马来人优先”特权的执政经历，也让非巫裔对新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是否会限制或削减非巫裔的经济利益存在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