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人生如梦。当我们活着时会发现生命的旅途中，总会遇上一首首喜乐与悲哀的插曲。人生；在茫茫的记忆中往往像片片落叶变得泛黄，往往喜欢把囤积在相册里的往事，幻化成一个个难忘故亊。

红土地上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南华农场”，让很多认识我的外地侨友都误解为华侨农场，也许是海外华人和国内归侨对“华”字特别敏感的缘故吧。
1960年四月，我们一家和当年乘坐“俄罗斯”号邮轮回国的一部分雅加达归侨被分配到隶属广东省农垦总局、湛江农垦局的一个人口达八千多人的国营农场。我们的到来，就像一束春光映染了一片悄然无息、沉寂之森的南国红土大地。从那年开始，农场的公路上、商店里随处可见到一群身穿五颜六色的花格上衣、头发梳理的锃光瓦亮的男士和一群身穿艳丽裙子的年轻姑娘、腰间围着宽松沙龙的妇女。吱哩哇啦的异国语言、奇特艳丽的服装、美味的异国饮食和生活方式，很快感染了整个农场。407位印尼归侨在这里尽管人数不多，但对于当年贫困、荒凉、文化缺乏和娛乐乏味的农场却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第一次尝到集体的温暖

农场按家庭人口公平分配住房，我们家分得两套、每间约三十平米的瓦房。比起那些拓荒者，被安置的归侨算幸运了，我们没有经历五二年刚成立垦殖场时的艰苦，不用经历披星戴月、开垦荒山，深居茅房的过程。被安置后的归侨获得一个星期的休整，也许是农场领导为了让大家有个适应过程。我们成了农场商店里的主要客源，每个人胸前挂着的“归侨证” 可以任意购买商店里每一样货品，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由于货物紧缺，很多生活用品，老职工是没有享受这些优待的。“归侨证” 是当年祖国在最困难时期对侨胞们的特殊关爱和照顾的见证。

一个星期后，归侨们从此与当地人并肩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历程，他们第一次品尝到回国后的集体生活，他们扛着锄头镰刀，迎着朝阳打打闹闹一起出工，一同欢歌笑语迎着夕阳，回到新居。在职工食堂和前往打饭的途中，人们擦肩而过，互相问安，黄昏成了归侨们最快乐的时光，附近的小溪流，成了老侨妇女们洗衣和年轻男女洗澡戏耍的场地，哪里热闹喧哗，少女们的尖叫声，响亮的口哨声和美妙动听的印尼歌曲仿佛冲出云宵，久久在迷人的黄昏上空回荡。从一切以个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一切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让所有人深感云泥之別。

由于不是华侨农场，对于人口有八千多的国营农场，我们成了少数群体。和我一样在牙牙学语中回到祖国的幼儿，几乎在每个家庭里都有。我们听不懂也不会讲国语，所以闹出不少笑话，很多幼儿被父母接回家后，裤子都湿乎乎的，家长在我们的陈述中才知道，幼稚园的幼师没有一个归侨，幼师们听不懂印尼话，常常误把幼儿想尿尿，当成口渴让我们喝水。不过农场领导很快正视和解决了这种尴尬局面，就在归侨们向上级反映情况后的第二天，幼稚园里出现了年轻女归侨的面孔，我的姐姐成了当年第一批被选上的归侨幼师。农场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哪里不仅有集体职工宿舍，还有国营医院、商店、学校和幼稚园。农场的基建队，汽车队，医院，凡有一技之长的归侨都会安排到这些单位，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当年归国侨胞的关怀和重视。

收音机和印尼舞蹈是缓解归侨情绪低落的的缓冲器

远离市区、贫穷和偏僻边远的农场与城市成距大反差，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极度贫困、疲惫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劳作，很快让年轻的归侨们对回归祖国时的那颗澎湃的心，转眼变得茫然若失。随着艰苦岁月的时间向前推移，从这些人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彷徨变成了愤懑。他们对前程越来越感到渺茫。很多人开始责怪父母；“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回祖国？”作为老归侨的父辈们又能怎样？摇着头和不知所措是当年老一辈对儿女的唯一解释。能怨谁呢？要怨恨的是印尼当局，要责怪的是印尼政府！

收音机是祖国贫穷时期的奢侈品，当年不少回国的侨胞家庭都拥有。每当夕阳西下、夜色降临时，从很多归侨家庭的居所里传来“澳洲广播电台”播出百听不厌的时代曲，通俗优雅歌声打破了空旷宁静的夜色。唱歌跳舞是印尼归侨的乐观天性，每当节假日，在德高望众的老一代归侨家旁的草坪上，常常集满了大人和小孩，上了年纪的老侨们喜欢拉着中年的侨妇们在众多围观的人群中唱歌跳舞，长辈们的乐观精神，多多少少缓解了充满消沉与情绪低迷的侨生们，不仅如此，快乐气氛也给当年闭塞、文化生活缺乏的农场增添了斑斓色彩。大家不仅仅通过跳印尼舞去缓解疲劳，同时也是医治年轻人情绪低落的精神良药。

穷则思变与饥饿抗衡

六十年代初，是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正处于大跃进后及三年苏联迫债最困难时期，那股犹如从西伯利亚吹拂的寒流溢满全国，很多地区重复出现小商品生产下降和市场供应紧张的现象，人们的生活随即处于饥饿边缘。

六十年代初，在货物奇缺和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祖国对回归国侨胞仍然照顾周全，我们可以拿着侨胞证到商店购置日用品，这种特权让不少本地职工感到羡慕，可是归侨们并没有因得到的特殊待遇而感到自喜，每当看到因营养不良、体型削瘦嶙峋的老场员；看到了他们因饥饿而嚎啕大哭的子女脸上流露的怜悯，侨胞们很伤心，那一年不少归侨像做贼那样偷偷溜进老职工家，把白天从商店里购买的日用品和印尼带回来的食物、衣裳送给他们，但都徒劳而归。那个年代，人们都很有信仰，团结友爱在贫困的年代里就像一束火焰，每个人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迸发出一片片温暖。归侨们都有一个感受；祖国的大家庭，真的很温馨。

归侨们开始想方设法渡过饥荒了，很多人把从国外带回的自行车、手表、金戒，金项链等一切贵重物品跑到周边的乡村里换取能充饥的土特产。那个时候，为了生存，没人介意为了一草帽红薯而付出一个拇指粗大的红宝石金戒，只要能填饱肚子，没有人介意这些价格不菲的得与失。可是当年资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用有限的物质索取食物，那只是杯水车薪，根本不是长远之计。

所幸上帝赋予农场有一片肥沃的红土地，我们学会和当地人利用大自然的独特资原，在自家屋后的空地上围建菜园，种植木瓜、香蕉、木薯和红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洗礼中，大家懂得怎样去适应、如何与饥饿抗衡了，同时也渐渐走出当初归侨们因彷徨歧途而茫然四顾的困境，变得更加坚强。
报名参军
六十年代，保家卫国是年轻人心中的理想选择。“解放军”不仅让所有人羡慕，也是女青年择偶的首选。
1961年冬季，县征兵工作拉开了序幕，那个年代，当兵是众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梦想。那一年我的四哥阿源和众多的年轻归侨也报名了，他们都很清楚；参军，荣誉不仅属于个人，更重要的是代表407位印尼归侨。那一年应征的兵种是海军，农场只有四个名额。四哥通过内科、体重，视力等各项体验要求，在众多报名者中名例前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一但梦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人就会变得欣喜若狂。一贯争强好胜、性格倔强的四哥，就这样每天及不可侍地等待理想的到来，但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往往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不久，征兵工作结束了，四个已经获得应征的名单上，没有一个归侨子弟。场领导的解释是；处于政治因素，上级有明确指示；归侨不例为征兵范围。（不知华侨农场有没有类似情况）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归侨们百思不解，让阿源无比愤慨。

逃港风波

逃港，这名词在上世纪五十年至七十年代未额外流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与香港分属不同的社会制度，那场逃港风直至八十代初才基本结束了大陆居民非法越境进入香港的行为，最初起因为政治因素，后来主要是经济原因，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行为巳成了回忆。

1962年的冬季仿佛过得特别漫长和严寒，农场那一年的春节没有一丝阳光，整个节日都是在寒风呼呼和细雨绵绵中渡过。三月的红土地终于熬出了久违的阳光，凋谢的桃花，随着细雨飘旋而去，留下它最后的身姿而迎来大地最灿烂美丽的季节。
兵营似的农场职工宿舍，排列的整整齐齐，让许许多多老场员深受感触的是；这些昔日杂草纵横、垃圾遍地的营地，自从归国侨胞到来后，环境也变得干干凈凈、焕然一新。经过两年的磨炼，真当归侨们逐渐适应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的同时，一场逃港风暴无声无息地吹向看似平静的农场。

三月的某个傍晚，夕阳已经失去它的光辉，夜色及不可待地拉开序幕，可是我的父亲一直没有回家，这下可急坏了我的家人，兄弟姐妹们开始分头去寻找父亲，大哥和二哥来到了自家的小菜园，突然听到隐隐约约细小的哭泣声，借着夜空微弱的星光，一个黑影坐在一棵木瓜树下抽动着身体，兄弟俩朝着哭声走去，哭啼声变得越来越大。两个哥哥知道父亲伤心欲绝的痛哭都是为了我的四哥阿源。几天前，他打算逃港的想法偷偷告诉大哥，他的举动很快让全家人知道了，没想到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

人生最大悲哀莫过于求而不得，舍而不能，为某种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信念，放弃自己的理想，可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不去努力又怎能带给你尘世的享受，这种心境只有历经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他的痛苦与悲伤。生活艰难、工作劳累，有一个健康的体格又不能参军，四哥把囤积在心中的怨气向父母陈述着，本以为一通怨气会得到父母的理解和赞成他逃港，可事与愿违，一切都成了徒劳。

“要活就活在一起，要死就死在一块”母亲的一句话彻底击碎了他的梦想。四哥虽然脾气不好，但十分孝敬父母，为了母亲，他不再和俩位老人争辩了。也许四哥当年就是这种心态；身体棒不能当兵，想跑又遭父母极力反对，嘴角勉强撑起微笑，心里却在滴血，做人做到这种份上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
1962年刚踏入立春的三月，七个刚回到祖国才两年的年轻印尼归侨子弟，一夜间突然永远消失在这片红土地上，这也是南华农场自建场以来，最为轰动的一个爆炸性逃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