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素以能够有效治理著称于世。其对社会与国家的治理方法包含着一套公理化系统。公理化系统是指从原初概念和公设、公理出发合乎逻辑地推演出一系列命题乃至定理的体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是公理化系统的典范。其对原初概念的界定包括“圆是由一条线包围着的平面图形，其内有一点与这条线上任何一个点所连成的线段都相等”等等，其公设包括“过两点能且仅能作一直线”和“以任一点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可作一圆”等等，其公理包括“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等等。由于公理化系统强调从既明之理一步一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未明之理，所以，第一位将《几何原本》译成中文的明朝科学家徐光启指出，公理化系统的方法“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

《几何原本》中的第一个命题乃至定理（定理是有名的命题）是“已知一条有限直线，可以以这条直线为边作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一命题就是从原初概念的定义和公设、公理推演而来。（见下表）有道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但是，比钻石更能留传久远的是定理。可以想见，依据公理化系统推演而来的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命题乃至定理，其效力当可斩钉截铁，放诸四海而皆准；其效用也复确凿无疑，验之百世而不谬。

一.以原初概念为依据的治理命题或定理

原初概念是一望可知的最为原本和初始的概念（如“圆是由一条线包围着的平面图形，其内有一点与这条线上任何一个点所连成的线段都相等”），也是公理化系统的概念基石。李光耀是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大师。“现实”一词就成为新加坡有效治理的公理化系统的原初概念。冷战期间，世界根据意识形态而被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不同程度地不得不归属于上述两个不同阵营，并采取一种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对抗立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就观念形态而言，新加坡与西方站在同一阵营。

但是，与此同时，李光耀又清楚地指出：“俄国是要在那儿存在的，中国是要在那儿存在的，北朝鲜、北越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也都是如此，而我们将和它们一起生活。不能凭我们的安排来决定它们存在下去或沉没下去。我们想象下一个一千年它们还将在那儿，而我们是要和它一起生活的。英国和西方也是如此——它们是在那儿存在的。我们要同它们做生意，我们要和它们生活在一起。”从上述认识出发，李光耀眼中的“现实”就可以界定为无论承认与否，“它们是在那儿存在的”。也正是从“现实”这一原初概念的上述界定出发，就可能或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如下命题乃至定理。

“政治上正确”是蔓延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政治教条。李光耀反对任何领域的“政治上正确”的教条。他强调政府必须以务实而不是武断的方式来制定国家政策：“当事情跟事实或与我的经验不相符时，我学会拒绝和不理会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正确，以及在传统上看起来是聪明的做法。举例来说，其一，在1960、1970年代，许多国家视外资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反美和反跨国企业也被看成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做法。

但是，新加坡没有这么做，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因为“这是可以从实际工作及合作过程中迅速学习的一个途径。事实上，它们（指美国和跨国企业）是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其二，主张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政治上正确”的观点。但是，李光耀却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想在经济上取得增长和进步，它需要的是稳定和一个诚实、有效、肯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

不管理论和学说有多吸引人，听起来也很像合乎逻辑，但是好的政府绝不能够因此而受到束缚。针对李光耀的上述观点和做法，西方传媒经常给李光耀冠以独裁者的称号。李光耀认为，西方把他形容为独裁者，其实是希望别人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是，他对照搬西方模式而被视为完美的亚洲人，或在西方自由新闻中争取受赞扬的分数，并不感到兴趣。他认为，这都是高谈阔论的游戏。他没有兴趣参与这种高谈阔论的游戏，而是热心关注照顾本国人民的生活。李光耀说：我这么说也许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做法是否正确。

二.以公设为依据的治理命题或定理

公设是不证自明、公共认可的假设（如“过两点能且仅能作一条直线”）。治理说到底是人的活动，也是对人的治理。因此，治理的公设应该是对人性的不证自明、公共认可的假设。中国孟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人性本善或人性中有善端，中国荀子和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本恶或人性中有恶端。

当然，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也认为人应该也可能通过后天人为变恶为善，乃至于成为道德完满的圣人。因此，荀子虽然如法家一样言性恶，却终究归类为儒家。全面地看，李光耀认为“人性有两面——一面是自私的，大家相互竞争，为自己、家人和族群争取最大的利益；另一面是利他的，大家合作，帮助其他人并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换句话说，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重点地看，李光耀更多强调人性有恶的一面。与荀子一样，李光耀同时认为人应该也可能变恶为善，即如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指出的那样：“人不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李先生接受儒家思想，正是因为他相信人可以变得更好。”

正是从上述人性有善有恶、有必要也有可能变恶为善等不证自明、公共认可的假设出发，新加坡才有了“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的较为全面、完整和有效的廉政体系。其所以全面、完整和有效，就因为它是以对于人性的较为全面、完整和准确的假定（即公设）为依据。换句话说，正是从人性有善也有恶的公设出发，才有了上述行之有效的反腐保廉体系。对照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说，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新加坡反腐保廉的上述体系。

根据上表，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中，越往下，越属于人的刚需，也越能体现人的性恶一面；越往上，越属于人的弹需（即弹性需求），也越能体现人的性善一面。这里，就性恶一面看，“生物人”是说人是贪生怕死的，因此，以法保廉才能使人不敢贪；“经济人”是说人是贪财好利的，因此，以薪养廉才能使人不必贪。就性善一面看，“社会人”是说人是怕丢面子的，因此，以规固廉才能使人不能贪（即一旦违规被发现、揭发，会丢面子。当然，也包括会受惩罚）；“道德人”是说人是有追求的，因此，以德倡廉才能使人不想贪。

以“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为例，其具体表现是对腐败零容忍，即对很小贪腐处以相对很重的惩罚。在新加坡，辅警阿兹在执行交警任务时看见三辆汽车违法停在路上的双黄线上，其中一辆是被告的车。阿兹开罚单后，被告表示，自己因为肚子痛，情急之下才违法停车，希望取消罚单。阿兹表示无法照做，只能把被告的解释写下，附注在传票上，由交警评估。这时，车子同样被抄牌的一名华族男子走上前来，把一包价值五角钱的咖啡粉放在阿兹的摩托车上。被告见状灵机一动，从手提袋里掏出两张10元钞票，塞进阿兹的左手，以此作为取消罚单的酬劳。阿兹尝试退还，但被告立即走开。

于是，阿兹将此事上报。被告随即被捕，被控向执法者行贿。最后，被告在贿赂罪名下被法庭判处坐牢3个星期。记者在报道上述消息时说，据了解，那名男子是在送咖啡粉样本给附近商店时把车停在路旁。他是否也被控不得而知。这里，行贿20元就压坐牢3星期。而在记者看来，给予执法人员一包价值5角钱的咖啡粉，也可能被视为行贿而被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