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海夕阳

又到人间四月天，问一个八卦问题，你妹的婚姻和国家的银行，出了问题，你先救哪一个？大家别着急说答案，咱们看一位先生的故事：

诗人的心思你不懂，哥救不了妹的婚姻

这个人姓张，名嘉璈，字公权，祖籍上海宝山，1889年出生于嘉定，家里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祖父当过县官，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家中兄妹12人，他是四儿子，从小读过私塾，也上过新学，17岁的时候和二哥嘉森一起留学日本，二哥研究政治，后来成为民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张嘉璈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并结识了维新派的大人物梁启超。20岁那年，家里出了变故，负担不起留学费用，张嘉璈提前回国。回国之后，他先是当媒体人，在北京的《国民公报》和《交通官报》任职，民国建立后，当了公务员，出任浙江省都督(省长)的秘书。

有一次，这位省政府的张秘书视察超级中学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随手翻翻校刊。突然发现一篇作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写的实在好，才华横溢，大有梁启超的风格。一打听，作者徐同学今年17岁，是海宁县土豪的独子，找来真人一看，小鲜肉一枚，最后问他的志向，徐同学说老爹希望我毕业之后，出国留洋，学金融，我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开国财政部长）！

张嘉璈动心了，他是替自己的妹子动心。他当晚托人给徐家带信，提议将自家妹子许配给徐家小鲜肉。徐家虽然是县里土豪，但是在重文抑商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能够与书香门第张家结亲，是求之不得的荣耀。徐老爷回信：“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据说，张家本来想嫁大女儿，但是算命先生说大女儿早嫁不吉利，于是改成二女儿。这一年，张家二女儿13岁，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收到四哥嘉璈的一封电报，不要念书了，家里给你找了一门好亲事。于是她听从安排，回家订婚，两年后完婚。再过了三年，她为丈夫生了第一个儿子。无论是徐家，还是张家，都对这门亲事十分满意，除了那位充满诗人气质的新郎，从一看到新娘照片，便撇嘴说:“乡下土包子!”，这个印象锁定了一辈子。围观群众都猜出来了吧，新郎是诗人徐志摩，新娘是张幼仪（嘉玢），张嘉璈为妹子包办的婚姻，后来成了“民国第一离婚案”。但张嘉璈远不止是情感八卦戏里的引子，他接下来要打一场守护全国人民钱包的大仗。

中央的命令照样怼，哥能救国家的银行

妹子订婚的第二年，张嘉璈厌倦了官场那一套，回到上海，干自己的本行金融。经梁启超推荐，他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政府的户部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辛亥革命后，它改组为官商合办，行使中央银行的权力，与交通银行同时代理国库。上海分行是中国银行最重要的分行，当时的经理宋汉章是本土银行家，在上海金融工商圈子人头熟、办法多。而海归张嘉璈则运用他在日本学到的金融知识，对中国银行加以改革。他主张采用西方会计制度、注重顾客服务、加强人事管理、提拔新式人才，让中国银行走向现代化，并发起了由各银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交流金融信息，后来，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演变成上海银行工会。

1916年，27岁的张嘉璈遇到了大挑战，当时大总统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军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北洋政府纳税，财政非常困难.。在袁世凯看来,缺钱花让银行印票子就行了，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个半官方的银行，不得不发行巨额钞票为政府垫钱。1913年，中国银行发行钞票只有502万元（大洋）,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1914年钞票发行893万元，1915年增到3729万元。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各银行发行的纸币一般都印有“凭票付给现洋”的字样，持券人可以随时到银行兑换成银元。因此，滥发钞票的后果就是：钞票不能兑现，银行信用扫地。这时候，交通银行总办兼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贻出了一个主意：将中、交两家银行合并，发行更多钞票。消息传出，引起储户恐慌，纷纷前往银行兑现。眼看库存的银子告急，北洋政府在1916年5月下令给中交两家银行的各地分支机构，停止钞票兑现，存款止付。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直是中行最重要的分行。宋汉章和张嘉璈接到命令后，大吃一惊，，张嘉璈后来回忆道：“我与宋汉章接读电令后，惊惶万分。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将被外商银行牢牢控制，这无疑是中国经济金融的灭顶之灾。这两位金融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违抗中央命令，坚守银行信用！

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被就地免职，无法继续抗命。当时，上海有个法官帮他们钻法律孔子：请别人打官司告自己。根据当时法律，银行在诉讼期间，政府当局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和副经理。于是，张嘉璈分别拜访他金融圈朋友：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请由他们三人分别代表中行的股东、存款客户及钞票持有人，向法院起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避免了被撤职的风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找钱，当时中行上海分行的库存现银有200多万元，约占上海分行所发银行券与活期存款数额的60%。为以防挤兑压力，宋汉章前往拜访汇丰、德华两家外资银行，商量借钱。外资银行也担心中国银行垮台拖累自己，答应透支200万元。与此同时，张嘉璈联络到状元实业家张謇，成立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股东联合会，并请洋律师以及外国人作为股东代表，为银行撑腰。

1916年5月12日，上海金融界的大地震来了，中央政府“停兑令”下达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执行命令，停止兑现，而中国银行仍然开门兑现，储户全部都挤到中国银行，形成挤兑狂潮。张嘉璈在日记里描述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从他的公寓到行里，隔了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而老百姓手里拿的，不过是几张一元或五元的纸币，或一张二三百元的存单。”第一天兑现的有2000多人，银行扛住了，第二天仍不减少，继续扛，第三天星期六下午本来是休息，但银行为了应付兑现，照常开门并登报公告，到第四天星期天，银行仍然开门兑现，但是来兑现的只有100多人，到了一个星期之后，这场挤兑风暴渐渐平息了。

这场金融风暴让张嘉璈和宋汉章赢得了 “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称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声誉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当时的报纸发表评论“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可以少安毋躁矣”。中行发行的钞票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前更多。

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张嘉璈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工作。为了摆脱政府的干预，张嘉璈在财政总长梁启超支持下，一再增资扩股，提高中国银行的民资比重。他曾专程到上海招股,向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份近600万元。其间，北洋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又不断坚持国有股（官股），到1923年国有股仅剩5万元，而商股经过三次招募后，已占股本总额的99.75%，“国的银行”实质上变成了“民的银行”。张嘉璈终于达到了自己的银行家之梦：执掌一家与政府保持距离、具有独立性的银行，而且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的中资银行。

妹的婚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回头再说张家二妹的婚事，诗人的情感八卦故事，大家都知道，不再细表，单说张家，虽然被诗人甩了，却是满满的不舍。听说妹妹要离婚，二哥张嘉森（君励）回信的第一句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虽然婚姻无可挽回，他们的妹子张幼仪却最终走出离婚和丧失幼子之痛，出国读书、回国教书、抚养儿子、照顾公婆、经商从政，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这个诗人眼里的乡下土包子，后来开办了上海云裳服装公司，是中国人开的第一家西式女装公司。曾立志学金融的诗人没有能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而他的前妻却在哥哥帮助下，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行长。1924年5月，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在南京路开业,专门为女性客户服务,营业员也全都是女性,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女子银行，张幼仪后来出任副行长级别的高管。她本人身体力行,管理严格认真,发挥留学期间学到的知识和金融才干业务,加上哥哥的全力支持，银行管理井井有条，每年都有不错的盈利。张幼仪曾回忆:“许多在附近商店做事的年轻妇女，喜欢拿了薪水支票立刻上我们银行兑现。再在户头里留点钱当存款”，而“大多年纪大的妇女都用我们的银行存放珠宝”。或许，这些女子觉得银行比丈夫更让她们放心吧。 晚年的张幼仪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

而对于自己赏识的才子徐志摩，张嘉璈也和他仍有往来，甚至在1931年诗人飞机失事之后，还做了最后的帮助。根据沈从文的回忆，当时沈从文、梁思成等友人到济南料理徐志摩后事，首先“去找寻一个陈先生，这个陈先生便是照料志摩死后各事，前一天搁下了业务，带了夫人冒雨跑到飞机出事地点去，把志摩从飞机残烬中拖出，加以洗涤、装殓，且伴同志摩遗体同车回到济南的”。“这个人在志摩生前并不与志摩认识，却充满热情来完成这份相当辛苦艰巨的任务。”原因是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从上海打电话给中国银行济南分行请求帮助，这位陈先生便是中国银行的职员！等到沈从文等人吊唁完了，“天夜下来了。我们各个这时才记起已一整天还不曾吃饭的事情，被邀到一个馆子去吃饭，作东的是济南中国银行行长某先生。”（见沈从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古人离婚词里有“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的名句，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不过此时的张嘉璈顾不上为这事欣慰，他的银行生涯现在正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国的银行：国进民退，不改风骨

中国银行从国有控股变成民间资本控股后不久，北伐战争打响了。各家中资银行面临站队，张嘉璈等中国银行深知腐朽的北洋军阀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将来的政治保护，他们决定暗中支持北伐军。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中国银行一次就支持30万军饷。但是这一回，他们小看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先生，人家以前可是在上海滩做股票经纪人的，对银行的胃口远不是北洋政府可比。老蒋开口就要借1000万，那时中国银行总股本总共才3000万！张嘉傲在日记中吐槽:“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后来经各方调停，表示政府确有能力还款,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然而中国银行的国进民退之路才刚刚开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打算把中国银行收归国有，改为中央银行，后经张嘉璈等人反对，改为官商合办的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增加国有股比重至20%，增加3名政府董事，并推选张嘉璈为总经理。重组后不久，张嘉璈就到欧美、日本去考察银行制度,并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分行，同时改进内部管理, 改革人事制度，健全会计制度，增加职工福利,推动中行向现代化发展。到1934年，中国银行存款、贷款和发行纸币分别占全国各银行的16%、23%和35三分之一，国外直接通汇处有60多个.特约代理店90多家，稳居国内第一。然而国民党政府并不希望一个有独立思想的银行家掌管国内第一大银行，尤其是张嘉璈一贯坚持“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反对政府滥用银行资金，更是让蒋介石很不爽。

终于在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老蒋开始大清洗，政府强行增加中国银行官股，占比提高到60%，由政府指派8名董事，并由宋子文担任董事长。原总经理张嘉璈被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离开了他奋斗了23年的中国银行。

后世的研究者指出，“1935年张公权（嘉璈）被逼逐,被迫离开中国银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中国银行业商业化经营的黄金时代的结束。” 中国银行业进入“国进民退”的时代。

虽然张嘉璈内心无限惆怅，但终究不改风骨，继续为国效力。半年后，他改任铁道部长，抗战爆发后,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他又任新的交通部长。抗战期间，张嘉璈根据形势制定了修铁路的五年计划,并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完成修成株州至贵阳和南昌至萍乡铁路。后来在战争破坏下，铁路无法修筑，1943年他辞去交通部长职务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1947年，他重新干起老本行金融，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但是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军事节节败退, 通货膨胀已经病入膏肓，即便张嘉璈这样的“金融神医”，也回天乏术。仅仅一年后，张嘉璈离职，从此退出政界和金融界。

1949年4月，张嘉璈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后来到澳大利亚，最后定居美国，晚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经济史研究。这位“中国现代银行之父”，两袖清风，并没有多少个人积蓄，连在学校旁边买房子，都要靠朋友们众筹。而他的著作《中国通货膨胀研究》却被认为是“空前而且重要的著作”。该书断言:“对财政预算和银行体系的行政控制,已经证明是个最不健康的结合体。政府预算是由政治当权者操持,而不是由正当选举出来的权威加以严格审查、监督,中央银行被当做是政府的账房,从而其货币创造能力，不但不是国民经济的福星,反而成为祸根。”对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做了金融意义上的最好诠释。

1979年，张嘉璈在美国去世，临终嘱咐，愿“附葬先垄”，再回故里。同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恢复建立中国银行。

——1935年，张嘉璈在告别中行时，写下一段话：“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手栽的美丽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其中感慨，不禁让人想起刘若英的《后来》。